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抉择

2015-09-10李慧琪

新闻世界 2015年6期

李慧琪

【摘要】本文试以现代化范式为基础，并且结合新史学“一切都是当代史”和“一切都是思想史”的理论背景，运用相关新闻学、政治学的知识，通过以《大公报》在重庆谈判前后的相关社评和相关言论分析，以小见大地反映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阶层在面临抉择时的反应以及其所面临的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并且试图以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在具体历史情境下的实践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今天重新反省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公报言论重庆谈判近代中国自由主义

在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发展的历程中，20世纪40年代是一个历史机遇，尤其是40年代的后半个时期。由于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国共双方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了。在共产党激进主义和国民党保守主义对峙的缝隙中，自由主义者们认为他们的春天来了。这是因为，“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段落里，他们只能处于社会边缘地带默默地积蓄自己的能量”①，而到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的刺激下，他们“蓦然产生了参政的狂潮，发展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自由主义运动”②。20世纪西方的各种思潮引入中国，从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国的那一天开始，在黑暗中艰难地探索着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在等待这一机遇的到来。

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参政的渠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保持政治独立，通过“文人论政”的方式批评官方政治，鼓吹个人自由和民主宪政。例如《大公报》的主编王芸生、胡政之等；第二种是自由主义者联合组党，以独立于国共两党的“第三种力量”进入政治体系内，例如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等政党组织。这一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实质性展开就是从这两方面进行的。但是最终，一方面国民党政权进行强硬的政治施压，不断迫害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导致了民主同盟在1947年11月宣布“自动解散”，1948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民主党派重要成员都流亡失所；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极力打压民间自由主义办报的组织，主要通过新闻检查制度和报刊封禁制度来显示其专制的权威，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运动在历史条件完全不具备的社会现实中走向了悲剧性的历史结局。

重庆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是这一机遇到来的先兆。随着政协决议的被撕毁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挫折。③从自由主义运动在40年代中期萌发到最终的结束，作为标榜自由主义的第一大报，在这一时期《大公报》在这一具体历史环境下自由主义者们的探索和挣扎以及最终的选择仍然是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

《大公报》作为“文人论政”重要的民间报业，其社论、新闻通讯以及“星期论文”对于自由主义运动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阵地。笔者试以重庆谈判开始（1945年6月）到1948年年初民主党派的全面凋零这一时间内《大公报》关于自由主义道路探索的相关言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这一时期内《大公报》的政治立场。

在《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一书中，张育仁在解释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失败时，提及了一点原因：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的困扰和冲突④。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等《大公报》报人从一开始接办新记《大公报》就秉持“四不”原则——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超越党派，超越政府，超越政治。从观念上来讲，他们不愿背弃坚守理性和崇尚个人自由的立场，他们应当始终站立在官方政治的对立面，保持对政府批评的姿态。但是他们还受到了儒家用世主义观念影响，张季鸾在《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中，这样谈到：“知识分子之为社会的活力，不在位高爵显，不在财富倾城，而单凭了他们见解深阔，勇气滂沱，而致一言兴邦的伟绩……成为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的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⑤”从行动上讲，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完全独立于现实政治之外，要以笔为兵器，传达民意、引导舆论，试图以这种方式影响政治。但是在“国家中心论”的影响下，似乎总是有拥蒋的惯性。尤其是在40年代中后期，以民盟为代表的各民主党派也进入了历史的舞台，他们对自由主义理念的践行满怀期待。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也是西方民主运动得以成功的条件，即只有确立了宪政、保障了言论自由、个人的权利被尊重，自由主义者们才有可能真正通过言论去影响政治，除此之外都是纸上谈兵。起码在当时蒋介石集权政府的统治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在4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重庆谈判开始之后的自由主义运动中，他们很快就被中国的现实狠狠地羞辱了。

1、对政治形势判断失误

抗战胜利后，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已经积聚，国民党也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发动内战、铲除共产党。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政府为了拖延时间、调整兵力，三电毛泽东，邀请他来重庆共商国是。如果共产党方面拒绝来渝，蒋介石政府也好以破坏团结之名发起内战。但是对于政治家们的斡旋与伎俩，《大公报》似乎未曾察觉，对政治态势的预估也从于表面。

《大公报》十分欢迎毛泽东来渝谈判。在1945年8月14日的社论中，这样写道：“在我们欢庆胜利到来之时，国内也有一个令人兴奋的新闻，就是蒋主席致电毛泽东先生，请其克日来渝，共商国是……果使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完成于一席谈，那真是喜上加喜，不但八年抗战为不虚，且将奠定国家建设的千年大计！忠贞爱国的中国人，都在翘待毛先生的惠然肯来了。”⑥这篇社评高昂着满满的希望，完全从正面肯定了蒋介石的做法。也许《大公报》是为了营造一个国共和平共处的舆论环境，其实从客观上也为蒋介石助力不少。接着，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一起抵达重庆。在29日的社论里，《大公报》表示：“毛泽东先生来了！蒋毛两先生于昨晚重新握手，他们两位一定有无限的感慨，他们两位的会见，关系目前与国运及其远大……说来有趣，中国传统的小说戏曲，内容演述无穷无尽的离合悲欢，最后结果一定是一幕大团圆……现在毛泽东先生来到重庆，他与蒋主席有十九年的阔别，经长期内战、八年抗战，多少离合悲欢，今于国家大胜利之日，一旦重行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⑦但实则，国民党方面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29日的社论中，仅对重庆谈判事件写了稀稀落落几十字的新闻稿。其主编的态度是：“重庆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的发稿方针是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力求稳当，只要不出乱子，不给共产党以口实就行了。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利用谈判争取时间。⑧”

重庆谈判还未结束，北方局部地区已经起了硝烟。与此同时，美国方面打算援助蒋介石，并且派来马歇尔将军“调解”国共矛盾。1945年12月22日马歇尔抵达重庆。因为当时胡政之从美国访问刚刚回来，《大公报》非常热情地报道了这一事件，“马将军之来，时机甚好，对于中国统一团结之促进，必能发生良好的影响。”⑨

1946年初，马歇尔组织成立了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的三人小组，进行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谈判。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并且国共双方分别发出了“停战令”。1月11日，《大公报》发表了社评，称“马歇尔元帅是中国和平的接生婆，全国人民都特别谢谢他。”⑩但事实证明《大公报》完全没有预估到之后的事实，十分盲目地相信了事态的表象。

重庆谈判的成果是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双十协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31日的一篇社论中《大公报》表示：“政协会议得以终获成就，各党派的态度的妥协，都值得赞美。”⑾在充分肯定了会议结果之后，这样说道：“最后，我们应该向国民党道贺。国民党领导国民革命，已大部分成功，领导国家抗战已获完全胜利。现在卸了一肩，减轻了责任。别的党派相对的分了责任。以后国事若理不好，国人就不能专责国民党了。由今天起，各党派都要痛感责任，忠实于其本身的任务。”⑿王芸生在事后回忆说：“写这篇文章时，认为问题真的完全解决，因此就急忙安慰国民党，给各党派加压力，实在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⒀

很快，5月开始，内战基本上就全面爆发了。此时，《大公报》的尴尬心情可想而知。21日，在《我们反对武力解决！》的社评中，这样说道：“当前的国家局面，真令人太息痛恨！所谓和平谈判，已沉闷得进入睡眠状态；军事行动的锣鼓，却加紧的敲打起来。……说‘政治解决’，高叫‘民主’，图穷匕首见，还是武力解决！还是打！打！打！‘民主’，‘民主’，真是天晓得；中国的民主希望，已被你们打成炮灰了！”⒁

张育仁这样评价道，“以“文人论政”为职业操守的自由主义者们，他们除了空怀自由主义的凌云壮志，从来就没有搞清楚中国的“政治”到底为何物，更谈不上懂得‘政治技巧’。”⒂

《大公报》在“重庆谈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方面抵制内战，另一方面有些倾向蒋介石政府的矛盾心态，是其“文人论政”特征的体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思想的熏陶，以笔为武器，言论救国。但是他们在整个政治舞台上始终是配角，虽发挥了道德力量，但实际的政治作用则几乎为零。他们最后被卷入险恶的政治浪潮，无力自拔，“道统”始终不敌“政统”。

2、“左右开弓”与“左右不是”的“中间道路”

在1945年，民盟一大通过了它的政治纲领。在1946年的政协会议上，这项方案也被国共两党所接纳。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们就开始谋划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路线”。当时《大公报》也在政治立场上选择了“中间道路”，不亲共产党也不亲国民党。虽然在自由主义道路的探索上，《大公报》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可是在他们必须面临的国家命运面前，仍然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大公报》批评国共双方，最终遭到了两边的打压。

和共产党方面起冲突主要是因为王芸生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可耻的长春之战》。

事件缘起于1946年美英苏三国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其中的外蒙古和东北问题使中国人十分气愤。《大公报》就此事发表了陈词轩昂的社论，并且随后，20多位著名的知识分子们发表了题为《我们对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的联名文章，刊登在《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文章一经发出，各路知识分子、市民和学生进行了游行示威，并且提出了“反苏”的口号。1946年4月13日，苏军即将撤离长春，国共双方开始对峙起来。4月16日王芸生发表了社论《可耻的长春之战》，称“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地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之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苏军刚迈步走去，国家接防立脚未稳，中共的部队四面八方打起来了，且已攻入市区。……流的却是中国同胞的血！中国人想想吧！这可不可耻？”⒃这篇社论一出手，立即引起了中共的强烈愤怒，并反击它：“……大公报里有好人的，但它的社论作者，原来是这样一个法西斯的有力帮凶，在平时伪装自由主义，一至紧要关头，一至法西斯有所行动时，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⒄对此抨击，王芸生并未立即回复。5月30日，王芸生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的社论，“我们努力维持可怜的人民立场，努力保持头脑清明，心境平和……同一立场，两面受攻，一面飞来红帽子，使我们苦笑，另一面又骂你是‘帮闲’，骂你是‘法西斯帮凶’，更使我们莫名其妙。奉告一面，不可为渊驱鱼，把天下都看作共产党。奉告另一面，要争政权，就不要作践人心……”⒅

《大公报》引起国民党的强烈不满是因为其反对美国在战后不遗余力地扶植日本军国主义。

王芸生等在1947年2月考察了日本，回来后发表了十多篇通讯在《大公报》上。文章中对亲眼所见的美军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行径感到不满。随即，在《大公报》发表文章《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日本有句成语叫‘一石二鸟’，而今日本正是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他拿这颗石子预备打两鸟：一是对付苏联，二是警备中国。”⒆这番言论对国民党是沉重的打击，似乎代表着《大公报》已经开始为共产党说话了。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1947年12月30日的社评可以体现当时国民党对《大公报》的态度：“至于大公报王芸生之流，其主义为民族失败主义，其方略为国家分裂主义。主义与方略具备，现在又有行动了。他的行动就是不左也不右，政府与共产、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⒇

随后，国民党“三查”王芸生，王芸生对国民党的最后一丝希望也幻灭了。两年前重庆谈判时风光一时的自由主义分子最终只沦为了国共两党相互厮杀的政治棋子。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体时空中的活态历史——天津地方新闻史新探（1886-1949）》成果，项目编号201410065008】

参考文献

①②④⒂张育仁：《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440、12、496

③左玉河，《最后的绝唱： 1948年前后关于自由主义的讨论》[J].《四川大学学报》，2008（4）：48

⑤《上层知识分子的责任》[N].天津版《大公报》，1940-05-10

⑥《日本投降了》[N].重庆版《大公报》，1945-08-14

⑦《毛泽东先生来了！》[N].重庆版《大公报》，1945-08-28

⑧王芸生、曹谷冰，《1926至1949的大公报》[C].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62：89

⑨《欢迎马歇尔将军》[N].天津版《大公报》，1945-12-21.

⑩《欢迎停战令下》[N].津版《大公报》，1946-01-11

⑾⑿《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就》[N].天津版《大公报》，1946-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