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惠淇

【摘要】由于不同媒介的自身属性、表达特点和内容侧重不同，眷村形象在不同媒介上的表达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本文即通过眷村形象在实体展览、文娱产业、人际传播等媒介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挖掘其内在的表达理念，并结合符号学与传播学的相关理论，进一步探究它所带来的表达结果及其蕴含的内在机制。

【关键词】符号学眷村形象媒介表达

眷村，是指国民党政府两次迁台中，为安置眷戶，承接日本人的和自行兴建的眷舍，以及在已形成的眷村附近修建的、其他来台人员自行兴建的眷舍的统称。虽然70年代以来大部分眷村都已完成了拆除或改建，但无数眷村人或相关保护者仍然以各种方式去铭记、研究这段历史，“眷村热”思潮在社会上方兴未艾，在文字、影像、建筑等媒介上表现出不同的眷村形象与内涵。

一、眷村形象的媒介表达方式

1、实体展览

博物馆是对眷村最全面、最直接的展示方式。在台湾，眷村博物馆一般以实物陈列为主，集中在对历史的还原和眷村居民生活状态的展现。比如台北市四四南村新竹市眷村博物馆、高雄眷村文化馆等。大都通过实物陈列、娱乐休闲、文化产品这三个形式进行运转：

（1）实物陈列

陈列展览是眷村博物馆最常用的一种方式，属于传统博物馆的职能范畴。通过对实体建筑、生活用品、村落史志、特色饮食与风俗等内容的分列展示，力图打造一个类眷村的“模拟环境”。然而根据调研资料，非眷村居民中有多达63.79%的人没有听说过和参加过眷村的展览活动。其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内容的严肃性和历史性，与非眷村人士的日常生活相关程度较低；二是展览地点的限制，博物馆多在原眷村地区建立，虽然便于就近取材，但也造成消费市场的窄化；三是展出模式以灌输式和说明式为主，眷村形象非常平面单薄，缺少双向反馈，很难激发非眷村人士的兴趣。

（2）娱乐休闲

为了更好地适应受众需求，许多博物馆会设置一些参与性强的互动项目来增进游客的兴趣。比如新竹市眷村博物馆设置了牛肉面摊位，公共交通站牌供游客拍照留念，在地上绘有眷村生活特色的格子游戏。同时，部分博物馆还会以眷村为核心，辐射发展休闲产业，形成亲子游乐园、咖啡厅、购物商店等休闲设施。

（3）文化产品

有的眷村提供免费的眷村纪念章、书签，以供游客纪念；有的将眷村元素与商业相结合，售卖明信片、文具等文创产品。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空军眷村将自己的独特标志——黑蝙蝠中队的LOGO赋予产品，设计带有黑色蝙蝠的旅行牌，很好地展示了空军眷村的特殊形象。

2、文娱产业

眷村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往往只有亲历者才能有深刻体会。正如新竹眷村博物馆老志工张继学所讲：“年轻人讲眷村怎么感觉都不到位，由这些老人说味道才会在，回忆就是很重要的资料库了。”但是，历史不仅应存在亲历者的过往记忆中，更应该发挥以古鉴今、启发未来的教育功能。而要想让眷村的相关信息为当下人所接受，就必须将眷村的形象表达方式予以转变，使之更靠近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念与文化选择，用充满流行色彩的符码来解构旧眷村，建构新形象。

在影音作品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由赖声川和王伟忠联合编剧、导演的话剧《宝岛一村》。它围绕四个眷村家庭的三代人，生动讲述了眷村一代由思念故土到接受异乡为故乡的辛酸与无奈，体现了多元族群在历史中交流融合的过程。它与《小毕的故事》、《光阴的故事》、《面引子》等影视作品一起，使受众脑海中的眷村形象更加丰满；而在书籍作品中，主要有刘台平的《眷村》、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朱天衣《来世今生：台湾山居生活札记》等，主要记录眷村居民在时代洪流中的品格与精神，多采取口述史或个人传记的方式进行。

3、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对眷村形象的表达经常被认为是较为可信的。一方面，眷村形象通过代际更迭而口耳相传，其眷村形象基本不随时间变化，视角也较为单一，受众群体多为眷村后代；另一方面，眷村形象在社会交际中也会进一步宣传。这种途径中的受众群体多为非眷村群体，且感知方式受个人影响较大。

二、眷村形象的媒介表达理念

1、差异化

眷村之所以具有独特的意义，在于其内在的差异性。“眷村”一词本身即是一种历史性的、群体性的词汇。相对于饱含共同记忆沉淀的眷村人来说，非眷村人士在其中所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异域风情”，一种用以消费的“文化产品”。而在媒介环境中，眷村的样态是被观赏、被消费、被物化、商品化和大众化的，其“卖点”或“看点”正是在于差异。

一方面，媒介对“差异性”进行挑选，对竹篱笆、眷村菜等反映眷村形象的典型特征进行放大，吸引受众围观；另一方面，媒介对“差异性”进行制造，将王伟忠、屈中恒等明星与眷村相联系，强调眷村文化的神秘性。也就是说，在消费语境中，媒介经常通过历史化策略来建构“眷村形象”，突出其在历史进程中与其他族群社区的差异，之后通过含蓄意指来表达眷村形象的可观赏性，再通过元语言将其普遍化，不断刺激受众的好奇心和窥视欲。

2、符号化

“差异”是眷村形象得以在媒介上予以表达的基础，没有差异，眷村形象的建构就没有意义。而差异被建构起来后，又被媒介迅速符号化，用以表征各种吸引受众的丰富内涵。而在符号化的表达过程中，媒介往往存在以下两种趋势：

一是符号意义的重新建构。以“眷村菜”为例，它作为语言符号，其能指在于这几个汉字的外在形式，其所指即是这几个字在人的头脑中折射的映像。如果不是与“眷村”二字相联系，宁波年糕、金门卤味等菜肴的所指非常纯粹。但由于眷村文化不断赋予其新的意义，这些名字的能指也引申为眷村人对大陆的思念、眷村文化的传承、阿妈的味道等。

二是符号载体的变化。在视觉冲击力不断被强调的时代，单纯靠文字与声音很难吸引受众关注，眷村的形象往往要用其他的手段来进行强化。为此，与眷村有关的影视剧被大量搬上荧幕，通过真实场景的还原以及过往故事的改编，为受众拟化了一个感官更加鲜明、感知更加直接的媒介环境。

3、个人化

眷村形象并不是一个大而全的概念界定，而是以历史为骨架，由个人化的感性认识进行拼接的一个整体。无论是博物馆展览、媒体宣传还是文娱作品，以个人为视角的口述材料、人物故事都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比单纯的信息科普更能吸引受众，不仅是因为个人化的烙印、口语化的叙述拉近了传播两端的距离，还因为不同的生活环境、意想不到的情节抓住了受众的刺激点，它把抽象性的概念进行形象化、具体化描述，从而使眷村形象能更好地进入民间话语体系，成功制造民众对眷村形象的想象与建构。

三、眷村形象的媒介表达结果

1、眷村形象的符号书写

为了凸显眷村人的集体记忆，民众往往会使用名称、符号和样板作为一种速记法，按自己的理解对眷村形象进行典型化记忆，即将眷村简化为一种符号。而当他忘记这些简化过程时，他很快就会陷入偏爱词语的状态，以名词代替对象，将眷村简单归纳为“克难”、“竹篱笆”、“穷苦受困”、“黑帮”、“排外”、“国民党”等单薄形象。

然而，无论这些眷村人怎样表达这种集体认同，他们始终无法被再现为真实的“还乡者”。媒介中所建构的眷村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故乡，再刻骨铭心也无法融入日常生活。因而，作为一种文化表象，眷村文化的意义在于为80年代后日趋同一化的台湾社会的想象图景开辟了一处非异族的“异度空间”，一段难忘的历史被再现为一种空间形象。这不仅仅是就眷村文化而言的，因为其始终代表着对20世纪40—70年代的台湾历史的同一性定型想象。一个最为直观的表征是，当年眷村人的家常菜被统一命名为“眷村菜”，其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指称而进行的，它背后蕴含的符号意义已经出现了泛化，每道菜的特殊性、不同地方、不同妈妈的特殊性完全被普遍性所取代。对“眷村菜”的指摘虽然符合人们对历史空间的想象和凝结在这一个符号上的美好愿望，但它太过固定和刻板，以至于丧失了丰富的内涵与活性。

2、眷村形象的个人表达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眷村的媒介表达在进行宏观性纵览的同时，也注重个人视角下的具体观照。演员与眷村人之间建立的乃是一种同质性的象征交换：既借重对方的表象以被指认，同时又构成对方呈现必须借重的媒介。观众不仅是在消费演员的表演，更是在举行一场建立身份想象和认同的仪式。在这场集体性的实践仪式中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是一种双重的观看机制：观众不仅是在看眷村影视剧中的他者，而且是在观看这一他者的其他观众——眷村文化的代表。通过一致的视点和行动，他们实现了向眷村集体的认同与靠拢，并在这幅图景中确认了自己独特的、无可取代的主体身份。

然而，在媒介表达中，个体化的眷村解读对眷村文化的整体性构建又造成了内部的分裂倾向，对文化样式和生活方式的保护缺少普查基础上的客观的文化描述。当民众到眷村文博馆进行参观学习时，他们不仅会对文博馆中澎湃激烈的历史情感和党派印记感到不解，还会因为同一事件的不同解读与分歧而感到迷茫。纵观各文博馆，对“眷村”乃至“眷村文化”这种概念性词语都缺少权威性阐释，其给参观者带来的困扰就可以预料了。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不同媒介的自身属性、表达特点和内容侧重不同，眷村形象在不同媒介上的表达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下时代的快速化和碎片化，人们不可能对眷村形象有一个完整而又具体深入的了解，对它的理解和记忆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标签化的印记。这一方面需要各媒介之间的通力合作，形成一种多元化的眷村文化氛围与传播渠道，使受众有一个立体化的解读；另一方面则需要眷村文化工作者加强创新，避免人云亦云地重复宣传，挖掘眷村特有的新异之处，避免受众刻板印象的建立与固化。

【本文为吉林大学研究生“行摄台湾”社会调研项目成果】

參考文献

①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范式》[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②罗兰·巴特著，李幼蒸译：《符号学原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③隋言，《符号传播意义的机制——对自然化和普遍化的深度阐释》[M].《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3）

（作者：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责编：周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