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以来A股市场的暴跌开启了决策层“救市”的进程，尽管在稳定市场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效果，但从市场近期的宽幅震荡来看，“救市”政策还显得任重而道远。

不可否认的是，当市场风险快速爆发并进而引发场内流动性衰竭的恶性情境下，及时出台“救市”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大量的高杠杆资金集中出现爆仓风险、危机快速波及两融资金、进而引发各路资金竞相“踩踏”的时候，“救市”政策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和向金融体系的传导。

急症需猛药！

然而，作为应对危机的“猛药”，我们亦逐渐观察到“救市”政策产生的一些“后遗症”：

其一；证金公司在救市过程中深度介入市场，但在市场平稳后也同时带来“退不退，怎么退？”的退出问题。证金公司的持仓是否应该公布，退出机制是否应该有明确的预期，已经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并明显的制约着市场反弹的力度。

其二；救市资金在标的选择和具体操盘层面，存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在A-H股溢价明显的背景下，救市资金积极买入同品种高估值的A股指标股，而对于其它非权重个股则投入过少，这引发了救市是“救指数”还是“救流动性”的讨论，救市是否“不公”？另外，具体参与救市操盘的人员来自哪些商业机构，会不会引发信息不对称，则是另一个层面的道德风险。

其三；临时性的政策选择解决了当下危机，却意味着把问题留给未来。IPO的迅速暂停，在危机期间消除了市场的压力，但也使得“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失去了重要的路径，并且也带来了“IPO何时重启”的疑虑。暴跌当中一度出现超过千家公司停牌“避险”的奇观，却也形成了对停牌机制是否合规的拷问。此外，涨跌停板制度也在暴跌和救市过程中备受质疑。

其四；人民币正缓慢而稳定地向可自由交易的国际储备货币转型，而救市所采取的“非常规举措”不论最终效果是否令人满意，都有令这一转型过程脱轨的危险。

事实上，“救市后遗症”已经在影响着市场，制约着市场的反弹——上证指数自7月9日的3373点反弹到7月24日（周五）的4184点后，“证金公司是否有退出计划”已经成为投资者热议的话题，市场则在7月27日（周一）再度暴跌，创造了过去八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无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决策层，本轮A股跌势之急、之凶，都是历史上未曾经历过。

在本期专题中，我们亦对比了成熟资本市场在暴跌中所采用过的一些救市政策。对救市政策得失的探讨无疑将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以更好的应对未来仍有可能再度发生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