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

多梅尼克·帕莉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法国《人道报》记者。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她曾在北京常驻，是一位热爱中国的法国朋友。她不久前在中央电视台法语频道就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接受我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在刚到中国时，完全不了解中国在二战中遭受的种种苦难。我只是隐隐约约地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与此相对比的是，我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都非常了解日本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所彻底摧毁。因此在很多和我一样的欧洲人心目中，日本有时更多地像是二战的一个‘受害者’……我是到了中国以后才慢慢了解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种种野蛮行径，才慢慢了解到中国人民为二战胜利所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杰拉尔·亚利也是我的一位法国朋友，他是一位普通的邮电部门职工。他参加了一个世界反核和平组织，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反核武”捍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上。他每年都要自费前往日本广岛和长崎去参加反核和平示威。有一次我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关于中日两国在二战中的角色、日本右翼势力拒绝向中国道歉、否认南京大屠杀等做法，以及为什么广岛、长崎会遭到那两颗原子弹攻击的原因。我曾问他，是否知道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否知道在南京大屠杀中不幸丧生的中国平民人数大大超过了广岛原子弹的死者？他当时一脸惊愕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回答我。最终他承认，对亚洲二战史知之不详;他了解更多的，不是日本侵略亚太国家、特别是针对中国发动的罪恶战争史，而是——且仅仅是——那两颗原子弹。

帕莉和亚利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一部电影：《广岛之恋》。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他们正是在年轻时看了这部电影，深深地被这部电影所冲击、震撼，以至于在他们年轻时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将日本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受害国”，而且是唯一一个遭到原子弹攻击的国家。仅从这一点出发，日本就已经变成了这些欧洲浸透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反核和平人士”心目中的“殉道”国家。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广岛之恋》的电影。当时我并不懂事，被电影中蓄意渲染的法国女人的个人悲剧，与她爱上的日本男人身处之广岛所代表的所谓广义人类悲剧所迷惑。再加上当时我正在学法语，正在努力阅读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同名原著，因而很快就掉进了被预设的陷阱之中。幸亏我是一个中国人，对日本二战犯下的罪行刻骨铭心、了如指掌。因此，尽管当时我对这部电影是如此之着迷，但我并没有忘记日本是二战期间的一个侵略国家。然而，很多并不了解亚洲二战史的欧洲人看了这部电影，却从此对亚洲的战争、特别是对侵略国日本改变了看法……

《广岛之恋》事实上使欧洲人对日本充满了同情，以至于我在欧洲工作时，不得不一次次向我的欧洲朋友们解释，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犯下罪行之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两颗原子弹！然而事实上《广岛之恋》所起的作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电影实际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历史观，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是，我们多少年来一直对此懵懵懂懂、一无所知而已。由于冷战的需要，美国等西方国家放弃了对日本天皇的审判，以至于日本从来没有如德国那样被置于历史的审判台上，结果导致欧洲很多普通民众并不了解日本天皇与二战之间的关系。电影《广岛之恋》则通过“艺术”的有意渲染，使日本在欧洲成功地脱下了侵略的外衣，摇身一变而成为二战的“受害者”。

我们当然不应夸大一部电影的作用。但电影对大众的影响力却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可以比拟。帕莉和亚利的经历就已足以证明，电影其实是一种诠释历史的有效工具。事实上仅就二战历史而言，有关电影实在太多;而我们的二战史观就是在这些电影的影响下，一点点被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