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光启

一、“毛茸茸的现实”

我第一次读到沙马（1958～）的诗，是在《不解》诗歌年刊2006年号上，我看到他是“首届不解诗歌奖”得主，这“首届不解诗歌奖”得主当然不可小视。我翻看沙马那24首诗，第一首《为了一些往事》便令我很惊讶：

为了一些往事，他用手

摸镜子里的人。

他看见了许多舌头

呜呜地叫。

女人，逻辑性，小野兽

这些毛茸茸的现实。

我心里想，沙马年纪比我大，倒比我们有童心呢，这种没头没脑地作诗方式，很像顾城（1956～1993）的风格。这末一句，实在很妙，很多人只把“现实”当石头，谁去真正感受那“现实”，触摸它纷繁、杂乱、刺激人的“毛茸茸”的质地呢？待到看第二首《观念》：“一只鸟儿飞得有些乱/不像两只鸟儿/两只鸟儿也可能飞得/有些乱，但/不像一只鸟儿/那样没有逻辑性”，这里再次遇到“逻辑性”一词，我想沙马或许是想达到某种反讽的意图，而“反讽”是诗歌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之一。或许是有意挑战抒情诗的“逻辑性”。他的写作，最大限度地剔除了语言在日常交际功能中的逻辑性，尝试以一些并列、独立的语词、意象来组织诗句，喜欢以中间缺乏叙述链的感觉、想象和经验来完成诗歌。这样的写作在文本上自然晦涩难懂，也缺乏通常的诗意之美，但收获的却是对现实的“本质直观”，有对现实的现象学还原之效，常常使我们获得许多诗歌写作本身的趣味和对现实、世界的全新经验。

二、“直觉即艺术”

沙马年逾五十，博览群书，阅读视野广阔，过去年代，写作也曾“带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但约从1994年开始，他尝试自我风格的突破与变化。这一自我转型也对应于1993年左右当代中国文化上的那个显著的转型期。这种写作的转型主要是“观念”的转型，诗人、作家对世界的看法的“转型”。在沙马那里，也许他也体会到那个在既往文学秩序中作为“想象共同体”的那个“世界”的可疑与崩溃，他宁愿信赖生存的“非连续性和零散化”、“倾心于一个断片世界”、相信克罗齐的“直觉即艺术”，相信“事物、语言和现象的片断，被聚合在一起，会产生极大的揭示性力量”。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在《存在与时间》里对现象学有这样一种看法：“它让那显现自身者，以自己显现自身的方式，被从它自己那里看到。”当代学者阐释说：“现象学是这样一种研究，它让你能够看到现象自身显现出来的东西，既不是你强加给现象的，又不是你有意无意克扣过的。”在“朝向事情本身”的意义上，沙马也是一个在诗歌中的现象学实验者：“诗歌应‘拒绝一切关于先验中的观念’。我认定一首好诗能扩张经验的直觉性，抵达生存的本质。我有意识地使观察的角度偏离常识，从而使我看到的东西显得冷漠、孤僻、荒谬和似是而非。”“断片”式的诗学追求表现为“注重诗的直接性、现实性，不要暗示、象征和隐喻”。这脱离了诗歌通常的制作方式和阅读期待，沙马的诗歌曾经受到读者冷遇那是自然。诗歌在经受时代考验时，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但这些对于一个思忖存在本真的思想者、写作者而言又算得什么呢？这也是沙马值得我敬佩的原因，他耐得住寂寞，忍受得住生存意义的退隐，以写作来辨明自身、凸显存在，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我相信他纯粹是为了那隐身的“恒然长存者”而思、而写。多年来他在生存的困境中坚持读书、思想和写作，今天的一点诗人名声，至多也只是这个生涯对他的偶然回报。

三、不能忽略的生命“瞬间”

我喜欢沙马一些在抒情上极为克制、在想象上极为冷静、在语言上不矫饰的诗作。在这些诗作中，他对存在的“片断”、生命的瞬间的把握非常纯粹、非常直接，仿佛那个“恒然长存者”、那个瞬间再次凸显出来，他使你获得一种对现实的感觉，在这种感觉中，仿佛你在将沙马的那个思想也思想了一遍。在诗作《天亮时》中，沙马描述了一个“早晨”的关于“身体”的“瞬间”：

我常在天亮时怀疑自己的身体。

实际上身体是

一个概念，它先于

我对自身的认识。

从床上爬起来

就感到一只虫钻进身体

无论我开口或不开口

它都不会出来了。

我闷头闷脑地走在街上

不理任何人

惶惶不安。一只蛆虫

周游我的全身，难受时我就

躲在广告后面

说些自言自语的话

一开口就发出了异味。

有人建议我打开

一扇窗子，做深呼吸

一个劲儿喝水

大声唱歌

不停地摇头

或者看看黑格尔的书

换一个眼光看问题

这些叫我茫然。早晨

是个瞬间，我能忽略这个瞬间吗？

这是关于一个早晨对自我身体的思忖，沙马在这里尽量客观地描述生命中发生的感觉、事件、画面，让这些感觉、事件、画面的断片来言说那个关于“身体”的突如其来的疑惑，和对那个清晨“瞬间”在意识上的真实感。人在某些瞬间对意义匮乏的现实和失去根源的世界的怀疑，是许多话语所不能拯救的，无论是“黑格尔”还是其他什么“眼光”。若按照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的说法，“一件艺术作品是恢复失去的时光的唯一手段”，那么，沙马在这首诗里复得了属于他的那个早晨，那个“天亮时”的一个瞬间。

四、存在与存在者的思忖

在另一首诗里，沙马再次呈现出他用诗歌思忖存在的品质：

个人活着的形式

与存在是两回事。

就像你把眼光放在

一条蛇身上

它滑溜一下

就消失了。

就像两个盲人

在一个叉口

分开了，就像

我对自己曾丢失的

东西茫然无知。

（《个人的形式》）

我想博学的沙马一定知道哲学家所说的那个“存在”——这个所指不是“存在者”，它是一切“存在者”的源头与意义。现代人的悲剧正在于忘却了存在，而去崇拜那必有一死或短存的存在者，把存在者当作存在本身。但“存在决不是存在者”，这也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我们把靠词语的意义去神思存在视为诗的本质”，这个“诗的本质”对于现代人来说太重要了。在此意义上，我觉得沙马作为一个现代个体生存的人，是本真的，他在感受着“活着的形式”与“存在”的分裂；而作为一个艺术作品的制作者，他是那种“本质”意义上的诗人，他在思忖那隐身的“存在”。他的言说以感觉、经验和想象为材料，在意象化的语词（滑溜而过的“蛇”、擦肩而过的“盲人”）中展开，他通过他的词语将自身与那不胫而走的“恒然长存者”牵连起来，虽然生存之根基已经消隐，但诗人还不至于是彻底的无根之飘泊。

沙马似乎不是高产的诗人，但还是有一批诗作值得一读，像《沉默》、《沿黑夜走来》、《心境》、《上了船》、《我的做法跟你不同》、《差异》、《很多时候我是不说话的》等，其中都有不少闪光之处。当代诗人以沙马这种“断片”、客观、常常“拒绝隐喻”、哲思的方式写作的，也不算少数，仅在湖北，我知道就有诗人槐树和黄沙子。这两位也写出了不少优秀之作，和槐树喜欢在诗歌中对生存作哲思性的“客观”观察相比，沙马的诗多了一种“毛茸茸的现实”感觉，显得圆润一些，其诗歌对存在的那种深度思忖也明晰可见。

五、当下诗人的处境与应对

这些当然是沙马的出众之处，但从我个人对当下诗人处境的理解和对现代诗歌的期待来看，我觉得沙马在诗歌写作上，还可以有一次“观念”上的转型。沙马等人这样的写作方式，固然有他们自身在世界观、认识论方面的偏爱，但也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境况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沙马的自白也许是有代表性的：“我敬畏那些大师们游刃自如地驾驭他所处的时代，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所描写的不是生活实际如何，而是生活应该如何。可我面对自身的时代却感到恐惧和茫然，对宏大场景和事件的‘失语’，对自己所处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疑虑，使我选择了小心翼翼地走自己的路。这么多年来，我孤独、沉默、疲惫而固执地走着一条偏僻的路。”

沙马的诗作确实有许多个人化的品质，他的写作已经有非常坚实的质地，但其个人视野、经验层面、感觉和想象方式，还需对现实和世界开放。无论是诗人和诗歌的层面，我都希望当代的诗歌写作者与现实和世界有一种对话和互动的关系，而不仅是个人单向地朝存在深处孤独的挺进，发出许多历代思考者说滥了的“虚无”、“荒诞”但于事无补的呓语。在这个意义上，我近期阅读的沙马诗作中，我最喜欢《理智之年》，此诗在他的诗作中篇幅算长的，但我看中的不是篇幅，而是他在诗中试图叙述一种个人生活史，在横向的生活观察中有纵向的个人历史。这样的诗作在经验、感觉和想象上它显得向现实和世界开放。在个人经验中，有社会、历史的典型性、象征性勾勒，有对现实、世界的谐谑性的叙述：

……

我到了理智之年，身体被打开过两次

（医生没说拿走什么，又放进什么）

使我丧失了好的感受力，老想着天气

会继续坏下去，坏下去的。每天一觉醒来

不知干些什么，在房间里兜圈子

大声地叫，把烟蒂，脏袜子，耳机套子

果皮，唇油膏和废弃的电话线扔出窗外。

不像我叔伯活得精神充实，年轻时

在卫生间的坐便器上读完了《哥达纲领批判》

怀念毛泽东时代，一分为二看问题

说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即语言，意识注定在里面受到纠缠）

我不与他理论。人过了中年就是一只蛆虫了

不知疲倦地朝有缝隙的地方爬动

直到周围弥漫起樟脑丸的气味才感到

生活有多么大的偶然性。

令人不安的是他知道我的过去

喝了酒就嘲笑我，说我的内心不是

一天的星星，而是一个大粪坑

他的舌头在嘴里不停地转动越说越迷糊：

比如孔雀开屏，开得夸张

比如将鱼说成人类的祖先，避免提到春天和猫（不含语言和它所描述的东西）

噢，人类，不过是一个动物学家的梦。

……

在这样一个叙述结构和想象场域中，诗人其实更有想象和言说的自由，诗歌也容易得诗所应有的叙述节奏、声音节奏和结构上的特征。这样的诗歌美学在那种“断片”式或即兴式的写作中是难以完成的。《理智之年》里的经验、趣味、思想是丰富的，多层面的，我不敢说这是一首伟大之作，但在沙马的作品中，它有启示未来的意义。

（注：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何冰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