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

社会主义阵营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邻近苏联的欧洲东部和亚洲东部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使苏联的地缘政治形势得到根本改观。斯大林打算把这些国家特别是东欧各国牢固地控制起来，以便在苏联西部建立一道安全屏障。战后初年，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7个东欧国家都完成了政府改组，全部由共产党或工人党领导。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东欧成了社会主义的天下。

在东欧各国确立共产党领导的过程中，苏联要求这些国家完全模仿自己，在国内进行激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造，结果使土生土长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亦即“斯大林模式”迅速移植到国情大有相异的东欧各国。这些东欧国家无一例外地仿效苏联，把所有工业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高度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同时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附在苏联体制上的毒瘤即周期性政治清洗，也扩散到几乎每个东欧国家，其中尤以匈牙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清洗最为惨烈。有两点必须指出：一是被清洗者多为世界大战期间的各国地下党员，即不是“莫斯科来的人”；二是策划和侦办清洗案件的主要是苏联的秘密警察。

为了更好地统一行动，苏联与东欧国家共同建立了一些国际组织。它们包括1947年成立的政治“联络机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和1955年成立的军事同盟华沙条约组织。这些组织再加上后来缔结的苏中同盟等双边组织，标志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形成。不过，情报局由于卷入了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1956年4月就解散了。

苏南冲突和波匈事件

苏南冲突的根源在于苏联奉行的大国主义方针。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执政以后，坚持自主方针，抵制了一些发自莫斯科的号令，结果遭到苏联的种种指责。1948年，苏南冲突急剧升温。在苏联操纵下，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多次无端攻击南共领导集团，甚至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凶手和间谍手中》这样骇人听闻的决议，并且公然鼓动南共党内所谓“健康力量”即亲苏分子起来“撤换现在的领导人”。最后，苏联及东欧各国断绝了同南斯拉夫的一切往来，而且做出了出兵干涉的姿态。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态度针锋相对，在全国进行备战动员，以抗击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并向西方国家谋求经济援助。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主动跟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两国才恢复了正常交往。

其实，不满苏联大国主义的东欧国家并不止南斯拉夫一家。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东欧社会各界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有的领导人也认为必须顺应民意国家才有出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强烈震荡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爆发的。

1956年6月，波兰城市波兹南发生了镇压示威工人的重大流血事件。消息传开，波兰国内群情激愤，一场更大的风暴似乎就要来临。而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高层出现了严重分歧，争论的结果是中央政治局准备更换领导人，包括换掉从苏联回来的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的国防部长职务。苏联对此极为不满，在10月波兰党中央全会期间，赫鲁晓夫亲抵华沙进行干预，不料遭到波兰方面的坚决抵制。会商不成，苏联竟以武力相威胁，驻扎在波兰的苏军也开始出动。消息传来，波兰党中央新任第一书记哥穆尔卡毫不动摇地对赫鲁晓夫说：“除非你们的军队马上撤回去，否则我们将离开这里。我们不会在炮口瞄准下继续会谈。”赫鲁晓夫只好退让，两手空空地回莫斯科去了。

有关波兰事态的消息传开以后，在匈牙利激起了巨大反响，要求撤换领导人的呼声越来越高。苏联觉得不能等闲视之，于是策划换掉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此后，匈牙利社会各界纷纷提出更激进的政治要求，包括清算前领导集团，同苏联建立平等关系，举行自由选举等。10月，首都布达佩斯数万人还走上街头，举行声援波兰的游行。游行者的矛头直指苏联，队伍中响起了“俄国佬滚回去”的口号。在骤然加剧的暴风雨中，匈牙利党中央通宵达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一年前被撤职的纳吉重新担任总理。会议又宣布在首都实行戒严，并请求驻扎在境内的苏联军队前来帮助维护秩序。

次日清晨，苏军坦克出现在布达佩斯街头，匈牙利保安部队也在市区严阵以待。流血事件终于发生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就如火山一样爆发。他们四处夺取武器，占领要害机关，甚至打开监狱，一场武装暴动迅速蔓延开来。不久，匈牙利部分军队及警察反戈，加入暴动者一方，整个国家陷入混战之中。

为了满足暴动者要求，纳吉于28日宣布结束一党制，成立多党联合内阁。随后他又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抗议苏军继续向前推进。这时，赫鲁晓夫决定用武力平定匈牙利暴动。11月4日，应新成立的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邀请，苏联大军开进匈牙利，结果只用了三四天时间，就将暴动武装彻底击溃。纳吉见大势已去，逃进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958年，被引渡回国的纳吉被处以死刑。

“布拉格之春”

1965年苏联实行的新体制，带动了东欧开展新一轮经济改革。在捷克斯洛伐克，经济领域里的“自由主义”之风很快吹进了社会思想和政治领域。杜布切克所代表的捷共党内改革派，在1967年提出了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主张。出人意料的是，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明确支持改革派，1968年初杜布切克顺利当上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但同样意外的是，杜布切克的改革很快就跨过了苏联领导人心中的界限。在4月的中央全会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通过的《行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改革目标：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苏联确立平等互利的新型关系，等等。纲领公布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骤然高涨，整个国家出现了热气腾腾的新景象。西方舆论借用每年5月举办的音乐节名称“布拉格之春”，来形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空前变化。

西方欢迎的事情肯定是苏联不愿意看到的，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多次警告杜布切克不要走得太远，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的报刊也争相朝捷共泼脏水。苏联《真理报》甚至宣称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跟当年匈牙利一样，“反革命势力正在蔓延”。苏联及几个东欧国家领导人还给杜布切克等人写了措辞严厉的信件，其中说道：“我们不能同意让敌对势力把你们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上拉开，并促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这已经不仅仅是你们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华沙条约国的共同事业。”

但杜布切克等人不肯屈从，苏联领导人感到再拖延下去就要增加挽回局面的难度，于是决定进行武装干涉。8月20日深夜，华沙条约组织国家的50万大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天就占领了这个国家全境。与此同时，一批苏联军人把杜布切克等人挟持到莫斯科。在苏联的高压之下，杜布切克最终还是屈服了，双方签署的协议同意苏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当然还得勾销改革的内容。回国以后，杜布切克完全被架空了，所有的改革措施也被悄然取消。半年以后，杜布切克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团结工会的挑战

捷克斯洛伐克刚刚平静下来，波兰风波又起。1970年12月，波兰好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政府提高食品及日用品的销售价格，结果导致一场流血骚乱。波兰党中央全会撤销哥穆尔卡的第一书记职务，事态才逐渐平息。十年以后，同样的原因在波兰引发了一场更大的风暴。1980年8月，北部港口格但斯克的工人放下手里的工作上街游行，罢工浪潮很快蔓延开来，而且演变为政治上的对抗。政府最后被迫同意成立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的新工会——团结工会，电工瓦文萨当选为团结工会主席。1981年，团结工会公开提出改变现存社会制度的激进要求。

鉴于波兰国内形势继续恶化，苏联感到非直接出面干预不可。1981年9月，苏联发表公开声明，以严厉的口吻指责波兰领导层“迄今对敌人的反苏运动没有采取任何果断措施”。在内外双重压力之下，波兰最高当局只得把权力交给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12月，雅鲁泽尔斯基宣布波兰实行军事管制，军警旋即出动，拘捕了5000多名团结工会骨干分子，瓦文萨也被关进了牢房。军管迅速制服了持续已久的工潮，加上苏联提供了大量援助，波兰局势这才暂时趋于稳定。

苏中交恶

与苏联同东欧的关系相比，苏联同中国关系的演变更加值得关注，因为它无论对苏中两国还是对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苏联第二天就承认了新中国。1950年2月，在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方面，新中国照搬了苏联的不少做法，但是由于两国的国情不同，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也不完全一样，加上两国领导人的理念和性格差异甚大，所以苏联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和同盟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

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产生了明显的分歧：中国共产党不同意苏联方面“全盘否定”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在阐释和平共处政策时提出的“和平过渡”即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方针。接着，在国家关系方面也出现了不愉快。1958年，苏联提议两国在中国共同建造长波电台和组建联合潜艇舰队，遭到中国坚决拒绝。第二年6月，苏联单方面废止与中国签署的核合作协议。9月，苏联塔斯社就中国与印度边界冲突发表了一个貌似公正的声明，实际上含蓄地指责中国，这等于向全世界公开了双方的分歧。1960年，苏联撤走了在中国帮助建设的全部专家，取消几百个合作项目，从而给中国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困难。

1960年，苏中两党之间爆发了公开大论战，而且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下台。大论战的主题抛开了50年代争执激烈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问题，转向纯粹的意识形态争论。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连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把论战推向高潮。“九评”指责苏联共产党奉行“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并把苏联国内的改革说成是复辟资本主义。这场名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的笔墨官司，给谁都没有带来什么益处，最终迎来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彻底解体。

“大家庭”分崩离析

苏联经过多次事变，到戈尔巴乔夫上台之际，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已经有所松动。当政以后，戈尔巴乔夫本人一再强调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与平等的原则，这显然有利于东欧离心倾向的增强。后来，由苏联改革诱发的东欧变革大潮中，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一方面强烈要求自己的国家脱离苏联的“卫星轨道”，另一方面强烈要求作为“莫斯科代理人”的本国共产党交出政权，而老大哥苏联对此却无动于衷，甚至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剧变从波兰开始。1988年，团结工会连续发动全国性大罢工，终于迫使政府辞职。1989年春，政府同团结工会开了长达两个月的圆桌会议，结果承认团结工会是合法组织，并且达成了在波兰实行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制的共识。在随后举行的自由选举中，团结工会几乎夺走了所有经竞选产生的议席。8月，波兰组成了40年来东欧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士主导的政府。

波兰剧变立刻在东欧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1989年，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动荡起来，当局分别为“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平反。在1990年的大选中，两国共产党失败，丢掉政权。对苏联一直保持自主地位的罗马尼亚在1989年12月突然爆发了反政府大示威和军队反戈事件，结果齐奥塞斯库总统夫妇在出逃途中被军人抓住，并且立即遭到处决。

从1989年夏季起，民主德国大批公民开始外逃。戈尔巴乔夫访问柏林时，用高谈阔论来教训忧心忡忡的东德领导人不要强行阻拦逃亡潮。后者只得开放边境，任由成千上万的人涌进西柏林和西德，作为东西方冷战前哨象征的“柏林墙”一夜之间就坍塌了。1990年3月举行的自由选举使反对派上台执政。在这样的气候下，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提出了两德统一实际上是西德兼并东德的计划。10月3日，民主德国正式并入联邦德国。

东欧剧变以后，原先苏联用以控制东欧各国的两大组织——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亦于1991年相继宣布解散。

在苏联国内，跑步前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引发的爆炸性后果，就是打开了民族主义的潘多拉之盒。许多民族的精英阶层一接触戈尔巴乔夫释放出来的“民主空气”，马上想到的就是本民族的自主、自决直至脱离联盟实现独立。民族矛盾的骤然激化和民族冲突的不断升级，不仅把戈尔巴乔夫弄得焦头烂额、威信扫地，最终还把苏联送进了坟墓。至此，二战后在邻近苏联的东欧和亚洲东部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就永远走进了世界历史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