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关于文革初期的记忆，对我来说，称得上愉快温馨的还是有一段的，那就是串联时光。

我小时候，大家择校观念没那么强，我就读的北京东城区西花厅小学是新建校，了无名气。作为第一批入校生，我从一年级读到六年级，毕业时考试，居然考上了二中。全校六年历史上只有我们这届有我和一个姓闵的同学考上市重点，当时为学校争了光。几年后小学老师悄悄告诉我，我升学考试的成绩是双百。

没想到，在二中刚读了一年，就来了文革，停课了，搞运动了，斗校长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了，这样我们就亏了，好学校白考了。二中隔壁有个七十二中，算个比较次的学校，校里一些学生贴出标语，把七十二中谐称为“气死二中”，十分欢呼——所以，文革是有它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不是毛主席一个人想发动就能发动起来的。社会上只要有不同利益和不同利益的分层，就总能找到搞运动的依靠力量。现在的小说写文革，总写不像，就因为里面写的造反派都是另类分子，极少数。其实不然，极少数能发动起文革来吗？

但二中学生里人才多，仍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发起者之一，还率先发动了串联，包括全国大串联。串联的意思是革命大串联，先动手四处游说，把革命的火种洒向各地。毛主席的这一招很管用，一下子全国包括乡镇都热闹起来。

在中学，运动的主力是高中生，红卫兵也主要是他们组织起来的，因为他们毕竟大几岁。那时我初一，说实在话也看不懂周围发生了什么，人家也不带你玩，在运动中就基本是逍遥派，属于看热闹的，当然有时也看得心惊胆战。但有一件事是大家能看明白，都乐意加入的，那就是去外地串联。一开始，异地串联只有少数大学和高中红卫兵，到后来，毛主席反复接见各地来京红卫兵，报上发了社论，明确予以鼓励，中学以上的学生就都有了介入的资格。

那是1966年10月的一个上午，我们照例零零散散地踱入教室，看看有什么事可做，这时教室里已有同学在热烈议论了，说是只要有红卫兵领头，就可以自由组合去北京以外地区搞串联了。这使我们很兴奋，因为，我们基本都既未去过外地，也没坐过火车，眼前竟然有这样的好事来了，谁都不愿错过。

那天上午的组合是匆忙而有效率的。用不着谁提醒，各自都会找平时走得近的同学商量，三一群、五一伙。二中是男校，组织起来更为方便。我和王小龙等五人是朋友，很快凑到一起，达成共识，临时成立了一个命名“风雷激”的战斗队。那时，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是不需要批准注册的。我们还需要找一个人做首领，他必须是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而且跟我们合得来，于是就有人提出刘保华。刘保华据说出身“革军”，但在运动中很低调，从未上台慷慨激昂，也从未批斗过老师学生，所以给我们很随和的印象。我们四处找他，还准备去他家，但他终于出现在楼道里，一脸惺忪，似乎昨晚没有睡好。大家把事一说，他完全赞同，责无旁贷地担任了“风雷激”战斗队队长一职。我们立刻去校文革办事机构开到了介绍信。那个年头，还没谁敢私刻公章，所以这封介绍信会是很管用的，信上注明刘保华等六位革命师生将前往广州进行革命串联，希望有关部门予以接待是荷。

家里人听说我要去串联，都很高兴，似乎没有太多的担心。那时我14岁，虽然不大，但街上相同年龄的红卫兵已经比大人还威风了，谁也不敢当小孩子对待。比我再小一点儿就不行了，我们院里另外两个男孩差我一岁，上小学六年级，而对小学生的政策是能停课但不能串联，所以他俩都很羡慕我。

已经记不得家里给我带了多少钱和粮票，总之我们出发了，集合地点是北京火车站。这座火车站矗立两座醒目的钟楼，拥有宽阔的站前广场。当年的那一天，广场上密密麻麻坐满了中学生和大学生，等候进站的时刻到来。我们手中的临时车票上只印始发和终点站，不印车次，站里来一趟车放一拨人进去，我们起码等了八九个小时。这座车站至今矗立在建国门西，一切竟还和当初一样，毫无改变。我每经过那里，总还是会想起那一年那一天的情景。我把车站钟楼视为我们的一座纪念碑，纪念我们14岁少年的独立远行之旅。

进站时是一通疯狂的奔跑，争取抢到座位，可我们只做到了六个人登上同一节车厢。100人的车厢必须挤进200多人，我们六个人有的坐在过道，有的占据厕所，有的睡在行李架上，有的躺在两排座位之下。我是睡行李架的，那半空中的行李架很窄，需要侧卧，上去了就不能轻易下来，防止被别人占据。可是凌晨，一泡尿憋得我实在难忍，只好把宝贵的卧铺出让，下地解手。厕所门下往外流着黄汤，里面便池旁也有人打盹。看到车上女生也有不少，我没搞清这种处境下她们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这是一种有益的生存训练，两年多后，我上山下乡去西双版纳，除坐四天火车外，又坐五天汽车。汽车是那种拉猪的带篷卡车，知青密密麻麻地站在车上，一路红尘滚滚，刮得满面红土，但没人坚持不住，没人太多抱怨，这大约就与串联的演练有关。

我们终于熬到武汉站，深夜从车站步行前往武汉大学红卫兵接待站住宿。四外空寂无人，路程显得无穷无尽，一直走得心虚腿软，走得无人说话。那一夜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不知为何记得那么深刻。大约因为那段路正是我们初次走上社会的人生之路的开端吧。

接待站的住宿和伙食都是免费的，只需要交粮票，很有共产主义味道，也体现了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次日，我们花了一天时间在武大抄大字报。武大是我父亲的母校，环境幽美典雅，现已成为大字报的海洋。大字报的内容以揭发和攻击为要务，引人注目，但看多了也会麻木。我们终于发现，偌大的校园里人头攒动，没人注意我们，也没人需要我们，我们对这里一无所知，只能抄写点大字报带回北京，其实，带回北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依然置于运动之外。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我们几人就开始转向参观和游历为主了。人性就是如此，当我们最初升起串联的冲动时，潜伏的原动力已经就是旅行了。

不过，那时候的串联旅游与现在的商业旅游还是有区别，串联旅游更重视革命圣地、革命遗址，对纯粹的游山玩水还是有点顾忌。为了避免广大师生游山玩水，各地许多著名的风景点能关闭的都关闭了。我们住在东湖边，却没有正经到东湖走一走，而是去了毛泽东旧居、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八七会议旧址等处。记得在农讲所的大课堂上，我看到悬挂着两面国民党旗，感到很惊讶。

当然，去参观长江和长江大桥不在禁止之列。我们很快赶到江边，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到浩瀚的江面。那时的长江水比现在充沛许多，一望无际由天边涌来，看得大家心潮澎湃。武汉大桥是我们见过的最宏伟的建筑，桥面江风很盛，我们在桥上跑了一个来回，兴头不减。身为一个少年，面临那么广大的场面，那么辽阔的视野，我自然而然生起许多关于未来的畅想。

我们拿到前往广州的车票时，计划中就包括经停武汉和长沙。能到长沙，当然要去韶山。如果刘少奇没打倒，也可能去花明楼。

我们见识了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和爱晚亭，前者是毛泽东读书的地方，爱晚亭是他青年时代与人讨论天下大事的地方。第一师范没什么意思，还是爱晚亭让人留连忘返。它八柱重檐，三面环山，四外紫翠青葱，流泉不断，不愧为中国四大名亭之一。到了爱晚亭，自然到了岳麓山，到了岳麓山，玩水和游山还是都有了。

省里早就安排了庞大的汽车队，确保全国师生随时去往韶山。正是从1966年下半年起，参观韶山的人数陡然激增，并保持着相当数量至今。毛泽东旧居是世界上所踏足迹最多的几间农舍，房子宽敞，风水更好，参观后，都相信领袖家不会是贫农。在门前的池塘边，我用木棍蘸黄泥水在日记本上写下纪念字样，去年偶尔翻见，看到字迹依然清晰可辨。日期呢，算算已经隔过了四十八年。

此后，我们更加自由，到达广州后，又从广州杀向上海，从上海前往南京，从南京来到郑州，从郑州奔去西安，从西安到达延安，沿途见闻自然不可尽数。

那时我牙口很好，在广州，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咬一米多长的紫甘蔗，它和香蕉都五分钱一斤，叫人大饱口福。上海小吃的精致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城隍庙的一种素菜包和一种酒酿圆子，让我回味了好长时间。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则象征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高峰，人走在街上，显得矮小了很多。面临那种商业气势，心灵多少有些震动。后来，我在云南农场交了一些上海知青朋友，他们大都小我一岁，没去过北京，而我到过上海，有能力和他们聊到上海的大世界和小吃，无形中占据了些许优势。

在上海期间，我们认真讨论了一下，是回北京还是继续前行，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接着串联，足见人的求知和想见世面的欲望是难以克制的。忘记从何时起，我们不大关心大字报了，也不发怵提出去何方。都已经知道，只要有一张学生证，证上有相片，走到哪里都不发愁，还可凭这个证件借粮借钱。这张学生证我现在还保存着，上面盖有各地的戳记，价值仅次于今天的身份证。

在西安古城，我们不满足于只看街上的钟楼和鼓楼，寻去瞻仰了大雁塔。大雁塔虽不开放，外观却无从掩盖。那时我已能背岑参的“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盤虚空”诗句，望着那恢宏的砖仿木结构的四方形楼阁式巨塔，心中不能不称颂唐高僧的丰功伟绩。

那时天已渐冷，在西安接待站，我们每人用学生证借到一件崭新的蓝色棉袄，帮助我们前往延安。

路上，几个人走散了，结果到延安后有人住在杨家岭，有人住在王家坪。夜里，我们跨延河去会合。那时四周万籁俱寂，人走在河边，竟能听到河水流过卵石的叮咚响声，如木琴般悦耳，加之望见身右宝塔山上塔身轮廓闪烁着的光芒，如入诗境。在那个情境之下，不知怎么我产生了将来要争取去一趟佛罗伦萨的愿望。有这个念头是很奇怪的，而且到现在也没实现。

从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有一个叫铜川的地方，那里出产一种四瓣的柿子，像野柿，很便宜，又很甜，无涩味，从未见过。来回经过铜川两次，我都在路边买来吃，很喜欢。1973年，我在云南参加一个会议，遇到有一位姓田的与会者，就因为他是铜川人，和他谈到了四瓣柿子，使我们俩一见就熟络起来，此后保持了约一年的联系。

必须承认，串联是容易走火入魔的，我们尝到了甜头，很想走遍中国。也许因为太累了，也许因为怕家里不放心，终于还是在纠结一阵后于11月返回北京。当然，我们也约好，回京后歇一歇再出来。人是越跑越野的。

大家还是后悔了。回京后形势就变了，中央到底发现，这种大规模串联所付出的代价、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冲击过于严重，哪怕再持续半个月，后果都可能难以承担。所以，普通学生的串联被三令五申制止了，学校不停地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虽然回到学校的学生很不整齐，但再想出去是困难很多了。在家里的催促下，我去邮局把那件已洗干净的蓝棉袄寄回了西安。结束串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的初衷业已实现。

对文革是该彻底否定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否定，倘若现在还找哪种理由为文革说话，我们这个民族就希望不大了。但文革中，只有串联这一件事，使我心存好感。我知道，这是一种一己私利的感情，不顾国家大局的感情，不过也确实是一种感情。

有一次，到广州出差路上，我和同行的评论家牛玉秋谈起到过广州几次，得知我们初次来此都是在串联中，时间也差不多。不同的是，我们只在广州待三天，而牛大姐他们却在广州常驻下来，几乎没再去过什么别的地方，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当地的运动。我笑起来，觉得他们亏了。又想到，我哥哥也是如此，他也是跟同学一起跑到山西，就在山西的一个小市扎下来闹革命了——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串联。那么，牛大姐、我哥和我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在于当时他们是大学生，而我只是中学里的初一生；他们已经有革命的头脑和资质，而我对革命还懵懵懂懂。所以，我把串联当成了玩的机会，也是奔着玩去了。然而，现在看来，牛玉秋和我似乎都同意：那时候，脑子里东西装得多了倒可能不如没装多少，学的东西多了倒可能不如没学过什么。

我们这一代后来被称为“老三届”，比之老大学生一代，过早地失去了就学机会，下乡后沾染了不少农民气息，工作了许多年还在补课。但我们也有一点点幸运之处，就是观念上少了一些定型的东西，串联中敢四处游到处跑，以后在工作中也少些框框。习总书记和几个常委也是“老三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