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泽 邢燕燕 董勇军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商周弓形器略说

王英泽 邢燕燕 董勇军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 内蒙古 包头 014010）

一、弓形器的分布

在商周时期的墓葬和车马坑中，常出土形状像弓的青铜器，俗称其为“弓形器”。其器身作扁长条形，中部稍宽且微微拱起，有的底部有凹槽。两端有对称的曲臂，臂端多铸成带孔的铃，也有作成马头形、蛇头型或球形的，长度在20到50厘米。

弓形器主要见于南西伯利亚和我国中原及邻近地区。中原及邻近地区的分布范围西达甘肃灵台、陕西宝鸡，东抵山东青州，滕州，北至北京昌平、河北卢龙、滦县，向南到河南南阳、安徽颍上，更南的地区尚无发现。以上地区又以殷墟为大宗，发现较集中。

在远离黄河流域而处于蒙古高原彼侧的南西伯利亚，以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弓形器居多。目前所知的出土地点有，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斯寇兹、萨尔戈夫、拉伊可夫等地，最西处为鄂毕河中游的托姆斯克城郊，东面发现于外贝加尔的乌兰乌德附近。

上述两大地区出土的弓形器，都有扁平板状的器身和互相对称的一双曲臂，但在纹饰形制上有一定的差异。安阳等地出土的弓形器器身普遍做成梭形，在身臂转折处有小孔或卯窝；在曲臂上附饰以镂空弧瓣状的响铃，或有些制成马头、舌头形。西伯利亚出土的弓形器器身成矩形板状，在身臂转折处有小凸柱；曲臂上附饰实心的球体。花纹上，殷墟出土的弓形器器身上饰蝉纹、兽面纹等中原传统的纹饰，而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弓形器则饰以纯北方系的连续小方格纹、乳钉纹。（图一）

虽然两大地区出土的弓形器有形制纹饰上的差异，但其共同点是主要的，诚如乌恩先生所言：“整个器物的造型非常相像，无疑具有相同的用途。”

二、弓形器的用途探讨

对于弓形器的用途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主要有一下几种说法：

1、认为是铃，有的认为是“旗铃”，有的认为是“马玲”，也有认为是“和铃”但在淮阳出土的战国车上所见的和为两枚单个的铃，与弓形器大不相同。秦建明先生认为“（弓形器）当为古代旗帜上使用的一种张幓器具”，并在文中指出旂铃即和铃、銮铃，运用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以证明。但弓形器两臂上所饰之物并非皆为铃，也有动物兽及球状的，这用来解释其为和铃未免显得说理不足。

2、认为和弓有关，但或认为是“弣”，或以为是“檠”，或以为是“铜弓柲”。石璋如先生称此物为“铜弣”，认为它是缚于弓紨里侧，以保持弓的弧度，并增加发射时的剽力。但弓形器表面铸有凸起的纹饰，有时还有立体的夔龙之类，棱角峥嵘，不便把持，无法握住它用力张弓，所以林巳奈夫、唐兰等先生均不赞成此说。唐兰先生则认为此物只在弛弓时缚之以防弓损坏的，装弦后则需解下，名之为“铜弓柲”。左骏、李荔二人的文章中也认为“弓形器是商周贵族保养弓的必备工具”，他们认为弓形器即为弼，是辅弓的器具，对变形弓进行纠正。以上诸说皆是先论述了文献中的“柲”、“弼”等，然后再结合考古资料中弓形器与铜管、铜镞等伴出的情况，断定弓形器与弓有关。孙机先生在《商周的“弓形器”》一文中，列举了3条，反驳了弓形器为“弓柲”之说，其中第2点，“《仪礼·既夕礼》所载柲应为竹制，而非铜质，它的长度应大体弓相等，才能使它所保护的弓不受损伤；假若它仅为20—45厘米长的一段铜件，则无法将一米多长的弓加以周到的保护。”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3、认为是车马器，但或认为是轭具之模型，或以为是车轼上的附件。前苏联考古学家科仁认为应把它和轭以绳连接起来，组成一副像后代所称的“套盘”似地輓具。实际情况是，弓形器之两曲臂并不十分粗壮，用它作套盘上极吃力的部件，恐不能胜任。

4、认为是装饰品，有人认为是盾面之装饰，有人认为是箭袋之装饰。唐嘉弘提出一新见解，据他在凉山彝族及藏族地区的考察，认为“弓形器乃衣服上的挂钩，用以悬挂装饰物品的”。但弓形器出土的位置多在车中或死者的腰部，上述诸说并未谈到这一情况。

5、认为是仪式性物品，如巫师法杖之权首，或随葬专用的明器，持这种观点的以俄罗斯学者为主。

6、认为是马车驭者挂缰绳的用具，名之为“挂缰钩”。这一观点最先是林沄先生在1980年《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中提出的。俄罗斯学者瓦列诺夫持相同的观点，认为所谓的“牛轭模型”实际上是固定在腰带上的挂缰器，它随着多人车的出现和骑乘经验的发展而逐渐消失。释乌恩先生赞同此说，他根据商周墓葬和车马坑出土的弓形器，及蒙古鹿石上刻画的图像资料，证明弓形器不是弓柲，而是挂马缰绳的御马器具。他在《北方草原——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一书中，结合新出土的考古学资料，又重申了此观点。孙机先生的《商周的“弓形器”》一文中，认为林沄先生的挂缰钩“这一看法精当无误”，并用文献与出土车例结合，对这一看法论述的更为详尽。杨泓先生也赞同此说。（图二）

现在学术界对于弓形器的用途仍未有统一的看法，“挂缰钩”较为广泛的被接受，其它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也尚未有极有力的证据来反驳。相信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弓形器的用途必将会大白于天下的。现将上述几位先生认为弓形器是青铜挂缰钩的证据或理由，综合起来列举如下，以供参考。

（1）考古发掘中，弓形器常与各种武器、工具及车马器同出，并非单独与铜镞共存。商周墓葬出土的数十件弓形器中，只有2件与镞共出，卡拉苏克文化中发现的弓形器也不与铜镞共出，所以很难得出弓形器与弓有关的结论。另外，弓形器常与铜管状器伴出，如安阳殷墟西区M391、大司空村M663和M292（车马坑）、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山西省灵石旌介村M1和M2，均出土这种管状器。杨宝成推测其为马鞭柄是符合实际的。林沄先生所举出的几件弓形器，小黑石沟一件是和有马头装饰的铜马镳同出的，十二台营子2号墓中有铜马镳和十字形节约，五道河子1号墓有铜马衔、十字形节约、铜车轄，也都是与马具乃至车器共存的。

弓形器也常与马同葬，如小屯C区M164中，腹前有弓形器的死者，和一匹马同葬。弓形器长出土与车马坑，其上的八角星纹，只见于马轭和马笼头的泡饰上，弓形器臂端的镂空球形响铃也见于西周马车上的盖。以上说明，弓形器与马车或马有不可割裂的联系。

（2）青铜时代晚期的蒙古鹿石上所刻画的图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譬如，后杭爱省塔尔亚特苏木呼拉音阿木鹿石，正面腰带正中刻有弓形器图案，左右两侧刻有管銎斧、刀等图案。巴彦洪戈尔省吉尔格楞特苏木2号鹿石，正面腰带上刻有弓形器图案，其他部位刻有兽首短剑、管銎斧、环首刀、弓箭、磨刀石等图案。库苏古勒省不连托克托赫苏木6号鹿石上也刻有弓形器、兽首短剑等图案。从这些鹿石图案不难看出，腰带正中的弓形器上没有悬挂任何器物，所有其他物件均悬于左右两侧或身上的其他部位。所以，弓形器绝不是悬挂武器或工具的挂钩，更不会是悬挂人身饰物或必需品之工具。（图三为鹿石腰带上的弓形器）

（3）不论是中原地区还是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弓形器，其多置于死者的腰部。如小屯M20车马坑，弓形器位于人骨的腰部附近，安阳武官村大墓中的E9殉葬人的弓形器亦出在腰间，安阳殷墟西区M164出土的弓形器也置于人骨的腰部。米努辛斯克盆地发掘的卡拉苏克墓葬，是一座三人合葬墓，在右侧3号人骨的腰部正中置一弓形器。

以上可以看出，弓形器伴与车马器同出，与马有关，有鹿石及弓形器的出土位置看，其位于人的腰部。这说明，腰带正前方的青铜弓形器，最有可能是古代的骑马者或御马者用来牵绊住马缰而解放双手的工具。其功用一是双手松缰后可防缰绳甩荡缠绊，并便于收回手中；二是双手松缰时不致对马缰完全失去控制。而且，挂缰后，弓形器受前方的拉力而使有纹饰的一面转向前方，这也就是它装饰纹饰的原因。孙机先生在《中国古独輈马车的结构》一文中指出，“据出土实例可知，我国商、周古车的车箱有大、小两种，小车箱的宽度仅1米许，只能容纳两名乘员。”所以为了提高战斗力，驾车者需腾出双手使用武器，而弓形器便可缚在御者腰前，两条曲臂接住厩绳，通过弓形器驾车，从它的造型、尺寸和牢固程度看，也符合这一用途。所以从以上分析可知，弓形器是为挂缰钩的可能性很大。

弓形器作为挂缰钩，不仅限于御车，早期骑马者也使用。如小屯M164车马坑中有一人、一马，人骨架下压一柄精美的御马工具，此人被认为是一名骑手，他腰间有一弓形器，可为上说之证。卡拉苏克文化中，弓形器也常在墓主腰部出土，那里罕见车的痕迹，其弓形器也应是骑手驭马用的。

到目前为止，我国广大的南方地区，尚未发现青铜弓形器，并且在商周时期的诸多遗址中也没有明确的车马器或马殉牲出土，如盘龙商城、新干大洋洲商墓、三星堆遗址等。这说明，在没有车马器出土的情况下，弓形器亦不见，从反面证明了弓形器与车马器是有关系的。此外，这些地区（除三星堆外）均有矛、戈、镞等武器出土，却唯独没有弓形器，说明弓形器与弓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三、弓形器的年代及演变

最早的弓形器见于安阳殷墟，即公元前13世纪，长城地带出土的也相当于殷墟时期。卡拉苏克文化中的弓形器主要见于该文化的偏晚阶段，即晚期石峡期，一直沿用至塔加尔文化的早期（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代）。在西周中期（公元10世纪）之后，中国中原及邻近地区弓形器基本消失不见。所以林沄先生过去曾认为弓形器产生于殷墟，之后向北传播。之后，林沄先生注意到弓形器在殷墟文化中期刚出现时，就饰以非商文化传统的铃首和马首，反映出北方系青铜器的色彩。唐兰先生也认为“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而弓形器在殷墟文化中出现后，很快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如花纹上饰以蝉纹、兽面纹，双臂的弯度渐加大等。殷墟式青铜弓形器目前所知的最北分布地点到河北的卢龙县。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弓形器制作较简单，饰纯北方系的连续小方格纹等，尤其在相当于西周早期的时代，其双臂弯度仍和殷墟时期的弓形器相似，故不可能是直接受黄河流域弓形器的影响而产生的。所以林先生推断，弓形器产生于邻近殷墟文化的北方地区，先影响到殷墟文化，产生殷墟式的青铜弓形器，在较晚的时期由长城地带向北传播至南西伯利亚地区。”关于这一点，乌恩先生也赞同。

弓形器在西周中期退出中原后，北方地区仍保存从各种弓形器演化而成的多种形式的金属挂钩，鹿石所刻图形有不少与弓形器的形状有明显区别。如胡布苏古尔省的阿格伦——布里嘎达第3号鹿石“，要带上刻有带四个球形响铃的挂钩。这种挂钩的实物见于内蒙古宁城小黑石沟M8061，宽仅8厘米多一点，长7.5厘米，仍与典型的弓形器一样可发声，虽小却仍具有实用功能（图四）。鹿石上还见一种中央为竖向单杆的挂钩，实物在辽宁凌源五道河子1号战国墓出土，长15厘米，原报告称为“铜轭”（图五），在中国其它地区及南西伯利亚地区也有出土。据共出物推断这几类挂钩的时代应为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林沄先生认为这些挂钩仍为挂缰钩，而孙机先生认为这些挂钩无法用于挂缰，仅是与弓形器相似的挂钩而已。这种挂钩正由童恩正所说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传到川藏地区，所以唐嘉弘先生在藏、彝地区考察时，见到了类似弓形器的金属挂钩佩挂大铜泡等饰物的现象，而作出了弓形器为衣服上挂钩的推论。

总之，弓形器是商周时期中原和北方草原地区很有特点器青铜器物，造型较为简单，但其用途却扑朔迷离。它对于研究商周时期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流与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郜向平：《略论商周其它弓形器的形制演变》，《华夏考古》，2007年第1期。

[2]林沄：《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