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越峰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文彦博 （1006—1097）字宽夫，是北宋名臣，在他漫长的人生旅程中有着近七十年的仕宦经历。他在学术、文学等方面也有很大贡献，文彦博是北宋 “泰山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有着尊王重道、反对佛老、推尊孟子等学术思想。在文学方面，他是后期西昆派的代表人物，这一点为后世研究者广泛关注。其实文彦博还为后世留下了近四百篇散文作品，他的散文创作也表现出了十分鲜明的个人特色。归纳起来有复古倾向、现实主义以及中规中矩等三个方面，以下试论之。

第一、散文创作中表现出浓重的复古倾向。这种复古倾向又可以分为两种表现方式：

一方面，散文中大量运用古词语，以求简古风格。文彦博散文中多袭 《尚书》、《诗经》、《周易》等经典中的词语，我们这里仅举 《尚书》为例做简单对比，以见一斑：“俞”在 《尚书》中是表示肯定、允许的意思。在文彦博的文章中，这个词被多次使用，如 “俯赐俞从”［1］309、 “必赐俞从”［1］309、 “未赐俞从”［1］311、 “未赐俞可”［1］313、 “未赐俞允”［1］314、 “被俞音”［1］319、 “未被俞音”［1］328、 “早降俞旨”［1］337等；“克”也是 《尚书》中的常见词，有能够之意。文彦博文章中亦常有之，如 “以成治化，以克永世”［1］279、“修夜未克如仪，必亮之”［2］35、 “敢不克荷？”［2］61、 “亦克永世”［2］58等；“休”在 《尚书》有和谐、吉祥之意。文彦博散文中有用法相同，如 “乃宗社无疆之休也”［1］243、“间求遗逸，思补休和 ”［2］11等。此外，还有 “屡欲修庆幅 ”［2］30、“基命宥密，远猷克壮”［1］246、 “民变时雍，庶绩咸治”［1］299、“帝庸作歌，光绍前典”［2］58、“咸有美称”［1］369等。

除了常用古字的特点之外，文彦博散文中也常以短句行文，造成一种如经典一般简约古雅的风格，除了奏状表牒类作品以外，书信类作品也是这种简约古雅风格的代表。例如八篇 《与韩公帖》其六云：“连日冗迫，遂疏上谒。前辱简诲，不获裁谢，当蒙情恕之也。雨寒，体中佳否？收得貂鼠褥一领，辄敢驰献，以将下诚，望赐检纳。容易。”［2］32《与夏公帖》其一云：“忝位防贤，恳求外补。天慈从欲，俾守西都。叨幸益深，启处增愧。岂期存念，远辱庆函，铭荷之深，敷陈奚既。兼承镇抚多暇，钧履和宁，尤用欣慰。未涯披对，弥极詹依。惟冀保修，行须大任。倾系之初，临纸坐驰。”［2］29两篇文章都以四言为主，多用古字，真所谓有朴茂之气，扑人眉宇。

另一方面，散文创作中多引用古代经典、故事。文彦博综览经史、博闻强记，如苏轼在 《德威堂铭》中评价他：“贯穿古今，洽闻强记，虽专门名家有不逮。”［3］572－573对于经史的熟练掌握，就成了文彦博在散文中复古的重要基础。他的散文中在论述具体事物时常常引用经典原文以为佐证：如 《何以措刑论》主张善教爱民，轻减刑罚。其中引用孔子、孟子的观点，同时征引成、康和文景旧事［2］50－51；写在熙宁四年的 《言青苗钱奏》中引用 《周易》、 《尚书》和《周礼》等经典中的原文［1］197；在 《论马监不可废奏》中引用 《尚书》、 《周官》等为解决实际问题而用［1］211－213。类似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除了在散文中引用经典原文外，文彦博还大量引用汉唐故事论事说理。他在 《进汉唐故事奏》中引述汉代东方朔的话：“上古之事，经历数千载，尚难言也，臣不敢陈。近述孝文皇帝之时，当世耆老皆闻见之，贵为天子……于是天下望风成俗，昭然化之。”［1］265文彦博也常常模仿东方朔的语气，如 “臣不敢以经史远事言之，切以唐之宪宗，号为中兴，任德任刑，颇得其理。”［1］237、“臣不敢以远事证之，且以唐开元末用宇文融、杨慎矜、王鉷等二十余人……”［1］198这种语气上的模仿本身就是复古的实证，同时也是文彦博散文中征引汉唐故事的基础，可以说文彦博散文中大量征引汉唐故事是一个显著的特征。如在 《论用人奏》中引用唐代天宝、建中的故事说理［1］194－196；在 《乞罢将校举留奏》中多处引用唐代故事，反复论述统治者要吸取唐亡的教训，不许边关将领举人为留［1］156；《乞继上奏封细陈事理奏》更是征引了大量唐代故事为自己的论点服务，这篇奏议几乎成了唐代故事的连缀品［1］162－164。甚至是在申请退休的劄子中，文彦博也要征引古代故事以明理，如 《乞致仕随表劄子七》：“如唐之房、杜、姚、宋、裴度辈，可谓贤相，时之倚重，而宋璟、裴度以老疾求退，皆遂其请，且云成仁君养老之恩。臣以非才，不敢比于前贤，徒以遭逢盛世，忝窃过分，又其年过耄耋，必望圣慈矜悯，许其退归。”［1］327《乞致仕随表劄子第十一》［1］329也是如此。

第二、关注现实，文风朴质无华。

文彦博为官近七十年，在繁忙的政务中，他也表现出了卓越的对现实事务的处理能力。苏轼曾评价文彦博：“其综理庶务，酬酢事物，虽精练少年有不如。”［3］572与之相应，文彦博的散文作品几乎都是与现实政务有关。据笔者统计，文彦博共有散文作品近四百篇，其中与现实政务紧密相关的奏、状、表、牒、赞、颂等作品将近一百八十篇，再加上自己请求致仕和举推他人的劄子类作品一百六十篇，这种反映现实的作品占到了文彦博散文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难怪叶梦得不无感慨地表示：“公之所谓文者远矣，重德伟度，足以镇服四夷。精识远虑，足以错综万物。博闻强识，足以贯通九流。谠论嘉言，足以弼成百度。世之区区之事其语言，以一艺自名者，未足以论公也”［4］301。

就文彦博散文风格而言，多直言其事，是最大特点。质朴无华，其奏议类作品尤其如此。如 《修楼橹事奏》开篇便指出河北之地，楼橹之设的重要性，并指出存在问题的关键：“夫岂以有事整完，无事则废弛哉”。接下来写国家修建楼橹的安排，次写地方官吏不按要求去做的现象及弊端，最后提出补救的具体措施［1］222。文章开宗明义，没有半句冗文费辞，可谓体现简质文风的代表作。

文彦博的记序类散文也具有这方面的特点。如 《思凤亭记》写的是他在榆次做官时，修葺小亭并命名其为 “思凤亭”的经历，全文共四百余字，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唐杨炯喜为亭榭制美名，名实不符，为人所笑的故事写起；第二部分，交代制亭之由，自己到榆次为官，政务繁忙，惟有 “邑中之园亭得以睹览”；第三部分，写得名 “思凤亭”的缘由，并强调 “因事实而称者，斯得之矣”，呼应杨炯制亭之事；第四部分，以五言诗做结［2］57，单刀直入，去繁就简，可见求简之功。纵观全文，语言朴实，而且多以短句为之，结构安排紧凑，各部分收放有度，紧紧围绕 “思凤亭”的得名而展开。

在这类简质的作品中也不乏独具匠心之作，如 《赠清河先生序》［2］39。这篇赠序开篇简叙清河先生 “名高士林”，但不免有 “濡滞之叹”，接下来以时间为线索，“天圣初”、“未几”、“前年春”、“今”、“一日”、“翌日”，由远及近，条理分明，中间全以作者与彦伯的对话出之，侧面表现清河先生 “论叙精敏，晓譬详明”的解经风格，最后以 “好古博雅，与我同志者，愿闻来学”收束全篇，文章精警简劲，又不乏巧妙安排，可称文彦博此类文章中的代表作。

叶梦得在评价文彦博散文风格时指出：“公未尝有意于为文，而因事辄见，操笔立成，简质重厚，经纬错出。譬之鼓鼓镛钟，音节舒缓，杂然并奏于堂上，不害其与嘒嘒箫韶，舞百兽而谐八音也。昔韩愈论于頔之文曰：‘变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河，正声谐韶濩，劲气沮金石。’頔何足以当之？其公之谓欤！”［4］301准确地把握住了文彦博散文关注现实、朴质无华的风格特征。

第三，散文创作注重文章体式，中规中矩，表现出了相对保守的倾向。

我们知道，在文彦博生活的时代，以 “破体为文”已经成为散文创新的重要表现。如欧阳修、苏轼等人能打破各种文体的界线，将叙事、描写、说理、抒情等融为一体，直接导致了 “文赋”这种新文体的产生。但这种大背景下，文彦博却严守各种文章传统的写作规范，他在 《谢陈龙图谏议惠渚宫集启》这篇文章中明确提到了主要文学体裁的写作规范：“奏议纳忠而款至，赞颂美德以雍容。序引纪事以精详，风什缘情而妍丽。贻之千载，勒成一家。”［2］27毫无疑问，这种对不同体裁文章的要求是非常传统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文彦博对诸多文学体式的重视。与这种重文章体式的思想相应，文彦博十分反对文章芜杂不守规矩。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明确表示：“诮陆氏之蓬山，终多芜累；探张融之玉海，徒美名称”［2］27。“陆氏蓬山”典故出自 《晋书·夏侯湛潘岳张载传论》：“机文喻海，韫蓬山而育芜，岳藻如江，濯美锦而增绚”［5］1525。“张融玉海”典故是指南朝齐文学家张融，张融著有 《玉海集》等，今皆佚，他的诗文作品不守规矩、诡异放诞，钟嵘 《诗品》评价其诗：“迂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6］71。文彦博认定张融的作品不守文体规矩的观点正与钟嵘一致，表现出了他严守文章程式的观念。

在文彦博的启文创作中，他完全体现了这种中规中矩的创作原则。如前所言，他的奏议类作品多就事实而论，直言不讳，四库馆臣评价其文：“不事雕饰，而议论通达，卓然经济之言”［7］1322，正指此类作品而言。别有赞、颂、启类作品，以骈文为主，重典故辞采，多有过分阿谀奉承之嫌，如 《温卷启》、《上知南京晏侍郎启》、《德号继明颂》等。褚斌杰先生征引 《文心雕龙》中语论述传统 “启”这一文体的特征时指出： “启文的一般是谨严简要，轻清灵巧，而篇幅短小。故刘勰论启文的文体时说： ‘必敛饬入规，促其音节，辨要轻清，文而不侈，示启之大略也’”［8］455。文彦博仅存的几篇启文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如《温卷启》篇幅不长，全用骈体写成，声韵流美，其间多有自谦阿谀之辞，完全符合传统的启文规范。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启文中提到了自己：“常稽 《七激》之文，用广日新之业”［2］25。《七激》为东汉辞赋家傅毅的作品，是效法枚乘《七发》写成，在东汉时期传统的汉代大赋衰微，抒情小赋勃兴之时，傅毅的 《七激》在体制上可谓是复古之作，又《七激》兼有讽刺和颂圣的特点，文彦博对这些特色的赞许，可以看出他无论是在文章的体制上，还是文章的内容上都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

另外，在比较容易出新的体裁上，文彦博也是多数按照传统手法处理，创新之处不多。例如记体文，杨庆存先生在论述唐代记体文特点时指出：“唐人此类作品一般以‘物’为主，多作客观的、静态的论述，着眼点和着力点重在 ‘物’之本身，如构建过程、地理位置、自然景色等，或稍予议论，以写实胜，韩愈 《燕喜亭记》即是典型。”［9］266而记体文发展到宋代较唐已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变化，而文彦博创作的记体文，风格仍同唐制。例如 《绛州翼城县新修至圣文宣王庙碑记》，先交代建庙缘由，次写具体准备安排，再引孟子、韩愈语录切题稍加议论，文章安排中规中矩，稍有议论，少有情感［2］55。甚至连以简省风格著称的 《思凤亭记》也是重点论述起名原因，议论始终未离开 “亭”字展开。这样的作品完全符合传统的唐代记体文的创作程式。我们知道，记体文在宋代已有大发展，诚如叶适曾经论述的那样：“‘记’虽愈及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10］733作为与欧、曾、王、苏同时代的文彦博的记体文仍然法则唐制，少有创新，这正与他相对保守的文化心态有关。

总观文彦博散文创作，我们会发现他非常夸张地从正负两个方面代表了北宋疑经惑古氛围下北宋散文的特点。也就是说，在正的方面，文彦博的散文表现出了关注现实、文风简质和古雅朴素的特点，这是北宋散文最典型的特点，即所谓 “时代的共性”，这也是文彦博能在北宋散文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但与此同时，在文彦博的散文创作中也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了中规中矩、严守文章创作体式的特色，在这一点上倒和王安石等人不谋而和，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彦博散文创作特点制约了北宋散文创新的脚步，这也是文彦博的散文创作实践不能和欧阳修、苏轼等大家同日而语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文彦博的散文创作表现出的极端特点，对于后世散文研究者深入把握北宋散文创作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深刻揭示北宋散文新变的规律有着重要的认识价值。

［1］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0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2］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3］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

［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147册［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钟嵘.诗品注［M］.陈延杰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7］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0］叶适.习学记言序目［M］.北京：中华书局，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