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平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庄子思想给人深刻的思想启迪，其完整的生死哲学对后世影响非常大。陶渊明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形成独特的人生哲学。就对待生死这一点而言，他在深受庄子影响的同时，也有自己的“顺化”思想。本文从二者生死观的大同和小异两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大同：超脱生死，皆是逍遥

首先，庄子和陶渊明的生死观之相似，体现在二者对于生死皆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都认识到，人，生而有限，生而必死，从而将生死还原成一种自然现象。庄子把死亡和生存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庄子认为死生犹如昼夜变化一样，都是必然的命运，理应像“真人”一样“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庄子·大宗师》）。他把人的死生和自然界的“气”联系起来，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认为要顺应自然规律：“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死也。”（《庄子·大宗师》）大块者，自然也。[1]

陶渊明汲取庄子“其死若生”的观点，在多首诗文中论述“死生”这个问题：“咨大块之受气”（《感士不遇赋》），又说“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祭文》），他认为是自然孕育万物。“天地赋命，生而有死。”（《与子俨等疏》）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赋予的，有生就会有死。“运生会须尽，终古谓之然”（《连雨独饮》），事物运行，有生就有化，自古以来，无不如此；“既来孰不去，人理故有终”（《五月旦和戴主簿》）有来便有去，生而必有终结之时。所以对于生死更应该以一种自然的心态去面对：“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家为逆旅社，我如当去客”（《杂诗》其七），他把人的生存比作暂时住在旅社之中而死亡才是其真正的归宿；“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其三），认为死亡只不过是将形体寄托在山阿之中，回归自然罢了。面对死亡，他有的是“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的达观与坦然，主张乐天知命，委运任化。[2]

其次，庄子和陶渊明在承认死生之必然的同时，都认识到生之可贵，都有对时光飞逝之领悟，所以选择舍弃功名，从己所好，表现了他们不同流合污的独立人格和可贵气节。

庄子体悟到生命的短暂与个体的渺小，更是珍惜“生”。“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是庄子对时光流逝之感慨。他认为个体本身的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不要因外物妨碍生命：“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身，又况他物乎”（《庄子·让王》）在庄子看来，为了身外之物而危及自身，甚至放弃生命，是相当可悲的：“今世之俗世君子，多危身弃生以殉物，岂不悲哉”（《庄子·让王》）所以庄子选择“予无所用天下为”（《庄子·逍遥游》），宁愿“曳尾涂中”（《庄子·秋水》），也不愿为世所用，以求保全其身，采取“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之法。强调“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庄子·养生主》）内心平静，不患得患失。庄子取消有意，而无意应世。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多发对时光短暂的感慨。“事短意恒多，斯人乐久生”（《九日闲居》）直接表达了人生短暂，世人都想要更久地生存；“人生若寄，憔悴有时”（《荣木》）将人生比作木槿之花，一瞬即逝；“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其十五）也是在感叹时光易逝，老之将至；“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是将人生比作闪电，转瞬即逝。“日月不肯迟，四时相逼迫”（《杂诗》其七）四季转换，催人老迈。诗人深刻地明白生之短暂，他选择回到自然而然的状态。他不慕荣利，隐居山林。“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其十一）是对生死的旷达；“形迹凭化往，灵府独长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是对人生的豁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是诗人超脱的表现；“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更是一种坦然面对生死的潇洒与风流。

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死也是人生的一种状态。庄子和陶渊明在对待死生这个问题上都自然、从容、冷静。二者皆对生珍视，认为生死乃自然发生过程，个人应以顺其自然的态度面对；对死坦然，都能克服死亡，达到逍遥无待的境界。

二、小异：乐生乐死与忧心生死

在对待生死这个问题上，庄子一直是理性的，他更多地将生与死的问题放在精神层面去思考。或者说庄子是用一种寓庄于谐的非理性方式回避种种社会和人生问题，进而求得精神上的解脱。所以，在庄子的身上看不出对生死的丝毫忧惧。陶渊明与庄子不同的是，他在诗中谈论“生”时，多与自己的具体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对待“死”的态度上，诗人在旷达之中有惧的一面。

总体来看，庄子思想是一种非理性的超人观点，他对于人生诸多问题的讨论都是在精神层面。在《庄子·养生主》里，有关于老聃死后，秦失与老聃弟子的对话。秦失在看到“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的场面时，自己只是大哭几声便离开了。面对老聃弟子的不解，他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对于生死的看法，这也是庄子巧妙地借他人之口，表达对生死的认识。“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他认为人的生和死都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应时而生，顺依而死。只要掌握自然之道，便能安时处顺，从容面对。在这里庄子不是就生而言死，而是跳出自我，站在宇宙的自然的角度，对生死进行了宏阔的解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庄子·养生主》），庄子站在脂的角度，谈论生死：脂虽然烧完了，但是生命并没有终结，而靠火传了下来。这里意在说明，个人的生命可能是有限的，但是宇宙的生命是无限的。死并不代表一切的终结，生命靠传递而得到永存。“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精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庄子·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界。[3]这种境界一般人是达不到的，至于庄子自己是否达到，我们不得而知。庄子哲学重在解精神之桎梏。[4]“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大宗师》）庄子重在“心”的自由，摆脱形体的束缚，既以生为乐，同时也以死为乐。

陶渊明对生死的态度都是基于自己亲身实践的生活。诗人对生之热爱，所以他的诗文中总是见到他饮酒、抚琴，与山川草木为友，返归自然的快乐生活，这显示出达观泰然的一面。但愈是享受到生之美妙，对未知的死亡难免有恐惧。他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但内心有对死亡的恐惧和死后的困惑。[5]他诗文中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自祭文》），这种感受可能与他现实生活有着种种不能如愿的痛苦有关系。他需要面对的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的壮志未酬；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的狼狈尴尬；有“环堵萧然，不避风日”（《五柳先生传》）的恶劣环境；有“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的度日如年。既然生已是如此之艰难，那么死了又怎么样呢？死亡能化解种种难题吗？诗人也许是把对生之不容易寄托在死的身上。但即使这样，诗人对死亡也是有疑惧和痛苦的，“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之五）。对于身边亲人的逝去，他是极度不舍的“情恻恻以催心，泪愍愍而盈眼”（《祭从弟敬远文》）“感惟崩号，兴言泣血”（《祭程氏妹文》）。再者，诗人并不是完全不关世事的，他想要在有限的人生中有所作为，他想要“脂我名车，策我名冀”，可是面对时光匆匆，诗人“素颜殓光润，白发一已繁”（《岁暮和张常侍》），却依旧只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感叹。诗人功业未成，留下太多遗憾，免不了对死亡有忧虑。

庄子和陶渊明都是人生的智者，他们将生死还原为一种自然现象，懂得用智慧去化解俗世的生死问题，对生死有一种旷达的态度，二者皆可称得上“逍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庄子乐生乐死，达到逍遥游的“真人”之境；陶渊明相对于庄子而言，他的“逍遥”更加具体化和生活化，他的生死观是矛盾的，既有对生死的忧虑，又体现出不同凡响的恬然豁达。

[1][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一册）[M].中华书局，1 982.

[2]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 2.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二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李牧恒，郭道荣.自事其心——重读庄子[M].四川人民出版社，1 997.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修订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