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杨光毅

先做一个可能多余的注释：王晓棠，电影表演艺术家。1938年起，她在重庆度过了整整10年。

其中的7年，她和重庆一起经历一段特殊的日子。

于是有了猜想。

猜想缘于2013年与王晓棠的一次小唔。深秋，王晓棠来到杂志社。她手中是一份70年前的报纸头版复印件，出版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

标题异常醒目：《日本降矣》。

记忆早已泛黄，可王晓棠坚信自己没记错，她是在重庆、在1945年8月10日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可一直以来，同一事件还有另一个时间版本：1945年8月15日。

这份复印件，是她专程到四川的建川博物馆弄来的。她说这么多年了，她终于找到证据了。

尊重史实是一种基本的态度，一如王晓棠。

可以猜想王晓棠的另一种态度：苦痛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刻下了无法忘却的记忆；在时光的另一面翻找，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太过刻骨铭心的祭奠。

没有预留打招呼、问候的机会，王晓棠进门即扬起手中的报纸复印件，伴随反反复复的一句重庆话“我找到了”。

那其实是王晓棠和千千万万人再也不想翻动的一页，可王晓棠近乎固执的执着，除尊重史实的基本态度外，增加了猜想的空间。

可以从类比开始。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有描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积压的情绪需要在某个合适的节点肆意地释放—猜想，王晓棠也是再次释放这种情绪。

是的，没有那段苦痛的情绪积压，说不上多年后的再次释放。

一切，都指向那场人类的灾难与苦难。

继续猜想。王晓棠并非要回到历史，她的释放更多是一种对历史记忆的唤醒—记住，不能忘。

就像这一期的《重读抗战》，记住，不能忘。这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尊重的背后即是对现实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