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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中诗歌的“企慕情境”探讨

2015-08-15

长江丛刊 2015年34期
关键词:梦幻梦境李白

张 婧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很多因姓氏相同而并称的诗人、文学家,建安时代有“三曹”,唐代有“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到了宋代有“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李”比较特殊,三个人不仅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还分别活跃于盛唐、中唐和晚唐三个文学发展的代表时期,以他们的创作实绩为唐诗增添了绚丽多彩的篇章。

钱钟书先生在著作《管椎编》中曾提到过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情境:企慕情境[1]这种情境的特征是可见而不可求,可望却难即,欲求而不遂,而只能慕阅益至。可以指向对爱情或事业的追求,也可以指向对理想的追求。在“三李”中,最能够体现企慕情境的诗歌当属他们所创作的表现梦幻一类的诗,在这些的梦幻诗中,都有一个共通的主题倾向——即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但是仕途多蹇,生活之路坎坷,他们的理想与追求都曾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与打击,无奈他们只能将目光转向内在,让追求内化,在梦境中寻找精神上的寄托,让失落的心灵获得暂时的满足与慰藉。下面我们就以“三李”梦幻诗为切入点来简要的分析一下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是如何把握那种对梦境的追求的,又是如何于诗中体现自己那种对梦想反复追而不得的苦闷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梦是一种愿望的满足”,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理想总会经常在梦中得到实现。尽管梦看起来虚幻,但对做梦者来说却真实,梦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心灵的真实需要,因为梦是人无意识的流露。弗洛伊德指出:“梦中体验到的一种感情绝不低于在清醒生活中体验到的同等强度的感情,梦通过它的感情的而非概念的内容要求成为我们真正的精神体验的一部分”[2]。从文学创作论的角度上讲,梦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诗人尤特别那些具有丰富想象力的诗人都愿意写梦,诗人们总是有意地借助所设梦境的循序渐进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或情感:而这些梦便成了诗人部分思想的载体,失意时宣泄的工具,抑或某种情爱缺失后的补偿。“三李”的写梦诗正具有这样的共同特质。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李贺的《梦天》,李商隐的《锦瑟》等,其所构造和描绘的“梦”相当于“幻觉”,是诗人想象力高扬时所创造的幻境。因为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阻隔的形成,使他们理想的实现愈发显得困难重重,也就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了那种“欲求而不可得”的追慕之感,如罗马诗桓吉尔所言:“望对岸而伸手向往”。现实世界成了此岸,而理想中的梦境即为彼岸了!

“三李”所具有的最为共同的本质与倾向性就在于“三李”同为主观性很强的抒情诗人,都继承了楚骚的浪漫主义传统,有着丰富奇异的想象,善于运用神话故事与传说,寄托自己对理想的追求。他们都有自己的雄心大志,凭借着心灵的幻想,在天上地下纵横捭阖,创造了一个个瑰丽奇异的梦幻世界,呈现着普遍的梦幻情调。[3]

他们三人中,生在盛唐的李白的生命意识极为强烈,在他的身上既有儒家积极入世的理想,又有纵横家的放旷,还有道家的适意自然,功成身退应该说是他理想的生存模式。他的个性和理想充分体现了他对功名的追求与渴望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我的陶醉。但是他所追求的生存模式即使是在那样的大唐盛世也是无法实现的。在那样一个士人群体普遍被道德异化的社会空间里[4],李白的出现肯定不会被同类所容,他的理想抱负实现起来较别人也就艰难许多,他的仕途生涯最终以“赐金放还”作为终局。虽然李白在“三李”中,尚属曾走入过统治集团中的一位,但仍然没有进入核心。因此,李白只能于梦幻世界中寻求精神的解脱。初唐的贞观之治与盛唐的开元盛世为李白想象力的拓展提供了绝佳的物质条件,加上李白天生的才力所致,使他的梦幻世界由梦境、仙境和醉境交织而成,显得雄奇奔放。他通过对神仙生活和仙境的描绘来表达他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最经典的莫过于《梦游天姥吟留别》,在这首诗中他那句脍炙人口的“安能摧眉折腰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展现了他对独立的理想人格的坚守。“韩从骑白鹿,西往华山中……何日可携手,遗形入无穷”(《至陵阳山凳天柱石酬韩侍御见招隐黄山》)“蹉跎人间世,寥落壶中天。独见游物祖,探元穷化先。何当共携手,相与排冥筌”(《赠侥阳张司户隧》)。“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从此凌倒影,一去无时还”(《酬崔五部中》)。在这些诗中,神仙生活的自由愉悦与闲适都或多或少地传递了诗人内心的向往。如同所有大诗人都能敏锐感受到时光流逝、人生如梦之悲,李白对有限的人生充满了哀伤感,因此在他的游仙诗中也表达了对永生的渴求。“愿餐天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其七),“倾家事金鼎,年貌可长新。所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将生命的苦闷化作对理想境界的向往,将人生苦短的悲歌化作永恒的颂歌,从而实现自我生命的超越。

他的饮酒诗中亦构筑起了与梦中一样的幻象世界:“谣劝仙人一杯酒,酒中乐酣宵向分”(《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其实,对于李白来讲,痛饮狂歌并不只是一种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它是内在精神的一种外化。所以比较理解他的杜甫说他:“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他通过饮酒狂歌,他宣泄、消解了在现实中产生的悲愤情感,实现了自我的人格,同时也体验到了人生之乐。陶渊明的外祖孟嘉曾这样说过酒的妙处:“渐进佳境”。在此,我们不能说魏晋风度在李白的身上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李白的这些诗中多有那种理想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的情境,愈是这样,愈是能显出诗人对理想的那种不懈的追求。李白终其一生都在渴望着建功立业,在梦中上天也好,入地也好,不管是长安三年的学士生涯,还是后来的参加永王的幕府,都是他对理想的一种追求行为。但是很可惜,在现实中无论怎样努力他都无法实现,在诗歌的创作上便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情境。

李贺是李唐宗室,生活在中唐,正值大唐帝国盛极而衰的时期。他少年成名,早熟而又聪慧,却体弱多病,胸怀大志然仕途多难,多才而又短命。他出色的诗歌成就并未能改变他不幸的命运——当他生命的价值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时候,就只能投向梦幻世界。由于他自幼体弱,身体状况和人生阅历贫乏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梦幻世界里,有着缤纷美好的神仙世界,他的这部分诗歌主题主要表现的是对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5]

李贺曾创作过不少游仙诗,他描绘的神仙世界是一个柔美的、祥和的、悦耳的、宁静的世界,具有富贵和清奇的气象。“窗前植桐青凤小,呼龙耕播种瑶草”(《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天上谣》),“高门左右日月环,四方错镂棱层殷”(《瑶华乐》),“飞香走红满天春,花龙盘盘紫云”(《上云乐》),神仙世界作者理想的梦境化,它是如此美好,而现实又是那样的残酷。这正是诗人对现实的一种逃避,那种因理想不能实现而导致的苦涩情感在其自我构筑的梦幻世界里重新得到了认同。然而,即便是在神仙世界里,诗人仍然强烈地感受到无法超越现实生命、无法逃避疾病与死亡命运的痛苦(这和他体弱多病对生命的思考多过其他诗人有关),他感受较多的是一种倍受压抑的生命意绪。“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在这首代表诗作《梦天》里,诗人梦游月宫时看到的是仙女们过着祥和宁静、无拘无束的生活;俯视人间时诗人却发现时间是那样短暂、而空间那样渺小。诗人感受到现实生无法超越命的无奈。“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宫街鼓》),“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拜神得寿献天子,七星贯断姮娥死”(《章和二年中》),作着生死的思考。[6]李贺的诗歌在气势上不能与李白相比,但对生命无奈的感受及对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的表达上他和李白并不能比出高下。从心理学上讲,我们知道愈是超越不了才会越想着去超越,越是追求不到的越是想追求。明知生死是无法超越的,李贺愈是想要超越,理想的实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已成雾里看花之势,他对理想的追求愈是强烈。表现在诗歌中便是对仙境的向往,对生死的超越,亦成一种唯彼岸是求的心态,在诗歌的意象上遂造成了与《蒹葭》相似的反复追索而不可得的渴望情境。

到了晚唐,诗歌发展的题材渐窄,对心灵世界有所开掘,作为其中的代表,李商隐把诗歌的艺术表现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的笔下,梦简直就是他现实生活的一种重叠——爱情失意,希望渺茫;身世不幸,却不得不坚强地活下去。这种抒写与他的人生际遇、仕途之路的坎坷有极大关系。他一生共经历了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等六朝,而主要活动于后三位皇帝在位期间,这段时间恰恰是大唐王朝走向彻底衰落之时,长达数十年的牛、李党争对李商隐的一生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没有加入任何一党,却将仕途葬送在了这场激烈的党争中,其苦闷程度非一般人可比。

相比较而言,李白的梦充满着理想化,李贺的梦还有追求上的某种暗示,而李商隐的笔下,梦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无奈与凄凉。当然,他的梦并非没有追求;只是这种理想总是刚一出现便破碎,刚一追求便被阻断。因此,他的梦是破碎的。“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无题四首》其二)。“蓬山”之约、“神女生涯”固然是令人向往的,但诗人又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诗人把素不相识女的鼓瑟、鲛人的眼泪、望帝变成杜宇鸟以及幻化为蝴蝶这些凄楚美丽的神话与传说融为一体,构筑了一个令人心醉神迷的华年如梦的梦幻世界。[7]在诗人的笔下,梦与现实紧紧相拥,现实亦如梦境,无论是人生、情感,还是追求,都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短暂而不可留。梦境完全变成人生的拷贝,人生也成为梦境的现实证明。人生处处是阻隔,失意的。他对理想、对人生的追求可以说是在反反复复中进行的,尽管梦境是那样的破碎的和不完整。

由此而言,李白笔下的梦虽然最终都是醒来了,李贺笔下的梦可以弥补人生的不足。但李商隐的梦似乎于现实无补,因为二者相差无几。但不管梦的形态如何,由于三李的心理机制有共通之处,从其梦中所折射出的,都是创作主体的主观思想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理想的实现都有着超出现实的渴望,但最终也总是无法实现,体现在诗歌创作中便都形式成了一种企慕情境,且都指向对理想的追求。

[1]钱钟书.管椎编[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

[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释义[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3]阮堂明.“三李”之称及其相互关系[J].天津师大学报,1999(05).

[4]李珺平.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周慧晖.梦境中的理想追求和幻觉中的现实苦闷[J].戏文,2003(04).

[7]朱振琪.李商隐朦胧抒情诗辨析兼论诗人[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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