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米尔

一、 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抗日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消解

中国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简称“抗日剧”）作为中国革命抗战史的影像抒写，由于所展现的历史相去不远，史料详尽，素材丰富，所以创作空间较为广阔。诚然，作为历史题材剧的一类，抗日剧的创作亦是“立足今天，为了明天，抒写昨天”。然而，纷至沓来的抗日剧在思想性与艺术性方面良莠不齐，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许多作品在创作上已然偏离了正确航向。

后现代主义，始于20世纪60年的欧洲，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表现为否认艺术经典，强调自我宣泄，崇尚标新立异。正如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保罗·德·曼所言：“美学自从它刚好在康德以前以及与康德同时得到发展以来，事实上是意义和理解过程的一种现象论，它（如其名称所示）假设了一种很可能是悬而未决的文学艺术的现象学，这也许是十分天真幼稚的。”[1]又如，美国后现代学者哈桑揭示了后现代主义的两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和内在性。其中，不确定性包含了反叛、曲解、变形等特质；内在性则是对精神、价值、真理、终极关怀等传统美学所关心问题的内缩。[2]显而易见，保罗·德·曼和哈桑的论述反映出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审美理念对传统美学持否认态度。这在创作上必然表现为对经典艺术的摒弃与主观意志的强化，走向极端则是个人经验主义下的主观臆断和自我宣泄。这种主观性通过反叛、曲解、变形的“不确定性”和终极关怀等命题“内在性”的收缩得到强化。在思想性方面，精神、真理、价值等遭到摒弃，思想内涵遭到严重瓦解；在艺术性方面，以新奇荒诞取代艺术典型，美学效果遭受冲击。不必讳言，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的抗日剧创作也遭受了重大影响。

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抗日剧的影响表现为个人经验主义下的任意解构历史，剥夺抗日剧的思想性。在这一语境下，创作者不是力图在做足历史功课的基础上，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而是把抗日题材看做是抽象的时空，极尽主观臆造和戏说战争之能事。例如，电视剧《抗日奇侠》中，侠客均为飞檐走壁、以一当十的武林高手，赤手空拳亦可对抗日军的机枪炮火；《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八路军独立团三天消灭了敌军半个师，已然超过历史上历经数月的百团大战之战绩；《新地道战》中，革命战士的恋爱情节喧宾夺主，弱化了斗争岁月的艰苦与胜利的来之不易。叙事上的任意戏说，解构历史，犹如为庄重严肃的历史蒙上了面纱，按照个人意志在面纱上任意涂改历史。抗日剧创作中的个人经验主义本质上是后现代主义摒弃历史经典，强化自我宣泄的具体化表现，这必然无法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更难以谈及提炼历史智慧，汲取历史教训，体察历史情怀，从而丧失了作品的思想性。

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抗日剧的影响体现为人物与环境的去典型化处理，消解崇高美感。抗日剧之所以能够在历史剧中独树一帜，从美学角度而言，是因为该类作品彰显了崇高美感。根据康德的理论，客体在数量上的无限多、体积上的无限大、力量上的无限强超出主体想象力能够把握的限度，使主体产生惊惧，从而否定主体，并唤起主体的理性观念，最后理性观念战胜客体对象，进而肯定主体尊严，产生崇高美感。具体到抗日剧而言，其规定情境下的叙事本应给人以崇高的美感：战争对家园的摧毁，对生命的摧残，对命运的裹挟，对人性的考验，形成巨大冲击力，构成力的崇高。特定情境中的典型人物从对战火的惊惧到对战争的反思，再到抗争，历尽生离死别，经历种种考验，九死一生，使得观众在波澜起伏的影像抒写中如临其境，感到震撼，得到净化，受到激励，从而产生崇高美感。然而，目前的抗日剧则普遍弱化了战争践踏家园的残酷性，弱化了敌强我弱的抗战艰苦，弱化了特殊环境对信念的考验，弱化了战争使“人”异化为“非人”的展现，弱化了战火岁月人们复杂心境的表达，取而代之的是“手撕鬼子”“抗战女神”“战斗神器”等荧屏现象，导致典型历史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遭受瓦解。标新立异固然能够满足眼球经济的猎奇之需，但是去典型化的影像表达势必难以产生震撼与净化心灵的崇高美感，使作品丧失了本该具备的审美特征。

二、 后现代主义“困境”阻滞抗日剧非替代性文化价值的实现

正是由于许多作品逾越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底线，使得后现代主义的语境演变为抗日剧创作的“困境”，使作品庶几丧失了文化价值。诚然，抗日剧具有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双重属性。其中，商品价值主要体现为作品的审美娱乐特性，重在满足眼球经济之需；文化价值主要体现为作品的审美认识、审美教育、审美组织特性，重在使观众培养审美情趣，引起历史反思，提升精神境界。目前，抗日剧创作重商品价值，轻文化价值。电视娱乐节目形形色色，使得抗日剧的商品价值具有很强的替代性，一旦不能迎合需求，便难有立锥之地。因此，商品价值不是其价值的关键所在。

抗日剧作为特殊的一类历史剧，其核心价值在于具有非替代性的文化价值。具体而言，回顾抗日战争这段具有切肤之痛、相去不远的历史，旨在令观众在获得审美体验的同时，正视历史，思索历史，感悟历史。这一点与历史教科书的作用类似，然而，抗日剧与教科书毕竟不同。电视剧作品重在通过真实可感的人物形象、生动逼真的规定情境、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来创造一个意象世界，还原一个存在的真。这个存在的真，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其文化价值的所在。这个存在的真，有战火纷飞的残酷，有妻离子散的惨痛，有艰难困苦的挑战，有赤裸人性的暴露，有英勇牺牲的悲怆，有理想信念的坚守，这个意象世界使观众如临其境，受到震撼，净化心灵，从而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共同熔铸的艺术臻境中提升精神境界。相比之下，教科书通过列举史实，公布数据，总结陈词使读者进行理性认知，展现的是一种逻辑的真，这种逻辑的真对于历史学习固然不可或缺，但与存在的真相比，逻辑的真难以唤起情感体验与审美体验，无法取代存在的真。因此，即使是历史教科书，也不可取代抗日剧特有的文化价值。

抗日剧文化价值的非替代性显示了其存在的核心价值。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抗日剧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受到冲击，文化价值难以彰显。正如前文所述，个人经验主义对自我宣泄的强化，难以透过镜像客观地揭示历史本质，彰显历史精神，敲响历史警钟，引起历史哲思，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作品丧失了思想内涵；在创作中使用去典型化、标新立异的手法对环境、人物、情节进行编码，由于脱离了艺术典型性和历史真实性，使得抗日故事与英雄人物特有的崇高美感消解殆尽。因此，抗日剧创作只有走出后现代主义之“困境”，探求正确合理的创作航标，匡正作品的思想性，提升作品的艺术性，才能发挥出其非替代性文化价值。

三、抗日剧走出“困境”并发挥文化价值的路径抉择

正如宗白华所言：“象如日，创化万物，明朗万物！”[3]创造意象世界是艺术创作的首要任务，当然也是抗日剧创作的第一要义。意象世界所展现的是“存在的真”，是作品文化价值非替代性得以实现的根本，也是导引创作者走出后现代主义困境的航标。

一方面，要创造意象世界，须坚持创作的自觉性。抗日剧要审美地再现中国抗战史，就必须自觉做足历史功课。这是由于，历史真实是艺术真实的基础，一旦脱离了历史事实，歪曲了历史本质，摒弃了历史精神，审美再现就会附庸于个人经验主义，艺术创作就会失去思想内涵。在众多革命战争题材作品中，经典作品《亮剑》第一部（2005年）以虚构人物李云龙一生的戎马生涯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共革命抗争史，并以“亮剑精神”为思想内涵统领了全剧，是一部典范之作。剧中的日寇坂田联队曾经“一个联队消灭中央军两个师”，李云龙面对强敌却毫不退缩，经历鏖战最终取得胜利。这一过程体现了李云龙部队面对强敌敢于“亮剑”的气魄。但“亮剑精神”绝非匹夫之勇，李云龙在战术上坚持“赔本的买卖咱不干”，表现出其战斗中的审时度势、精明强干。李云龙部队所彰显的“亮剑精神”正是中共革命军队不畏强敌、敢于牺牲的精神所在，也是“游击战”中红军战术之缩影。当李云龙发现营长张大彪尚未突围时，立刻冒险杀回重围施救，张大彪感动涕泪，该情节的设计同样诠释了“亮剑精神”的丰富内涵，也印证了中共革命军人之间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正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铁血红安》（2015年）作为思想性深刻的另一部力作，其创作经验同样值得借鉴。该剧讲述了在湖北省红安县的刘铜锣、方杠子、戴慧平三个“把兄弟”的红色革命成长历程：三人从最初的“勇救戏班”，锄强扶弱；到后来分道扬镳，加入不同政党，或自行安营扎寨；时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同仇敌忾，解放战争时期对不同信仰的追求；直至改革开放后，三人“相逢一笑泯恩仇”。在思想性方面，《铁血红安》表达出革命胜利不仅需要英雄将领的运筹帷幄与决胜千里，更需要“刘铜锣”式平民英雄的理想坚守与浴血奋战，全剧将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融入到生动可感的人物形象中。虽然主人公经历实属虚构，但是由于创作者自觉地夯实史实之基础，提炼出历史之精髓，所以在唯物史观的引领下，能够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在创作时也没有落入戏说战争、主观臆造的个人经验主义之窠臼。

另一方面，要创造意象世界，亦须坚持审美的独立性。审美的独立性强调的是，作品既不是历史教科书的“政治图解”，也不是“眼球经济”之附庸，因而创作者应当以一个独立的、客观的、历史的人的身份去观照历史，用典型化手法重塑历史景观。唯有如此，才能摆脱政治宣传和“教科书”式的刻板形象塑造，才能避免只求养眼不求“养心”的泛娱乐化叙事，从而使情境的设置、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计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具有艺术典型性，富有艺术感染力，能够使观众受到感动和振奋，得到净化和提升。在艺术性方面，《亮剑》塑造了中共革命杰出将领的典型。李云龙形象代表了中共的广大将领。这些将领并未受过正规教育，甚至满口粗话，但是爱党爱国，敢于牺牲自我，同时精明强干，富有战斗经验。李云龙带领部队击溃日寇坂田联队的情节设计，正是中共杰出将领率领革命军队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艺术凝练。《铁血红安》则展现了“刘铜锣”式的普通人在艰苦岁月中如何找到理想，如何经受考验，如何坚定信仰，如何铸就铁骨，戏剧冲突可谓一波三折，故事情节充满跌宕起伏。同时，该剧以平民化视角展现了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重大历史史实，洞察了在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抒写了以刘铜锣为典型人物的中国革命普通战士的成长史。波澜起伏的剧情设置与典型化的人物塑造，使得观众在波澜壮阔的影像抒写中如临其境，感同身受，激发了基于抗战精神的崇高美感。

综上所述，唯有坚持创作的自觉性和审美的独立性，将两者高度统一于抗日剧的创作中，才能在尊重历史、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创化万物，明朗万物”的意象世界，才能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融合中呈现出一个“存在的真”，实现深刻思想内涵与精湛艺术再现的完美熔铸，从而走出长久以来后现代主义笼罩下的创作困境，进而彰显出抗日剧非替代性的文化价值，真正做到“立足今天，为了明天，抒写昨天”，以恢弘磅礴的影像奇观为纪念反法西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献一份礼。

[1]保罗•德•曼.对理论的抵制[M]//最新西方文论选.桂林：漓江出版社,1991：215.

[2]伊•哈桑.后现代主义概念初探[M]//后现代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26.

[3]宗白华.形而上（中西哲学之比较）[M]//宗白华全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