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采编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艾青

我是1949年5月分配到原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现西安分行），后调到人民银行新疆区分行（现乌鲁木齐中心支行），至今我在人民银行系统已经63年，1988年离休，实际在职工作40年。回顾在人民银行成长的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帮助和教育下，作为一名接受旧社会教育的知识分子，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汲取革命营养，成长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金融事业工作者。有些片段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历历在目、激人奋进。

一、响应党的号召，投身西北金融

我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福建福州市安民巷大半条巷子都是祖辈留下的产业，童年过着富商阔少的生活。但时局的动荡和抗日战争的开始，我的命运轨迹也随之飘忽不定，青少年时期先后经历了山西阳泉学习、运城逃难、宜昌入伍、云南进厂，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才得以结束了近似流浪的生活，走进了国民党政府时期的朝阳大学（建国后改名中国政法大学，1950年合并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在校期间，我主修经济专业，对于知识的渴望，我积极主动学习了关于金融知识的苏联书籍。在此期间习仲勋夫人齐心同志曾经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正是在这时亲密接触中国共产党，深受党的熏陶，开启了我与中国共产党的不解情缘。毕业之时，恰逢平津战役，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从国民政府控制区北京奔赴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接受党的红色思想洗礼，坚定了为党的金融事业奋斗的决心。由于建国早期，我党干部对于金融不够熟悉，而留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工作人员，因政治及其思想方面的考虑，思想坚定、业务熟悉的金融干部比较缺乏。我虽然是一名作为国民政府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但是经过党的启蒙熏陶和思想政治教育，党组织决定将我作为支援新解放区金融事业的干部。面对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没有丝毫犹豫，坚决服从党的统一安排，背起行囊奔赴远离家乡的西北大区，满怀一腔热血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新解放的西北大区金融事业，从此开启了与西北经济金融不可分离的人生。

二、行走陇东大地，用脚丈量GDP

在西北区行（现西安分行）期间，在领导的帮助下，通过工作的锻炼，我逐渐成长为调研业务骨干。1951年我有幸被选中参加西北区统计局组织的农村调研，主要是计算1952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953年编制“一五”计划提供基数。由于我一直在城市生活，只在毕业时候在解放区农村待过一段时间，但主要任务是接受党的学习教育，对农村农业农民的生产生活方法接触较少。对于地区GDP的核算中，农民生产什么东西，哪些东西是卖的，哪些东西是农民自己吃穿用的，什么东西要计入GDP，哪些东西又不计入？农民自己生产的粮食鞋子都是有价值的，但是到底能不能算进GDP呢？都是当时让我很头疼的问题。经过大家安排讨论和请示上级，最终统一标准：属于农民自己生产的不销售的东西不纳入GDP，销售的就算到GDP中。貌似简单的一句话，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我在甘肃陇东平原地区几个县生活了六七个月，陪伴我的白天是一头毛驴，晚上则是一盏煤油灯。早上背着全天的干粮，根据计划到村访户，一家一户地询问、一笔一画的记录，渴了在农民家里讨一瓢水喝，饿了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整理全天的数据，撰写调研报告。有一次去偏远的村子，为节约时间尽快完成任务，回住处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骑着毛驴着急赶路，却不小心掉到山沟里，摔得鼻青脸肿，多亏路过老乡及时搭救，送我回到住处，我才得以继续完成丈量GDP的重任。几个月下来，鞋子都穿坏了几双，脚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数次惊险的经历。但我认为这些付出都是很有意义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统计名词都饱含我对此付出的汗水。

三、奔赴边陲一线，扎根基层服务

1957年受反右派斗争的冲击，我被安排到新疆银行学校任教，因乌鲁木齐地区形势变化，1962年我随学校一起迁到伊犁，同时合并到新疆财政金融学校。由于民族老师和学生大量流失，学校被迫停办，我又被下放到塔城地区额敏县，以充实基层边陲第一线工作力量，没想到这一待就是17年，我的大女儿至今还生活在额敏县。第一年是在额敏县支行工作，负责农贷工作，主要是为当地农牧民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职工农业提供无息贷款，购买犁耙等农业生产工具，扶持农业生产。当地工业不发达，大量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都靠外购调入，而当时只有人民银行一家金融机构，整个额敏县范围的农业生产资金都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地安排调拨，然后一个一个生产队的跑，冬天要冒着零下20多度风雪中赶着马拉爬犁，夏天则是烈日的暴晒下骑着马。玛伊塔斯的大风、额敏县的融雪性洪灾等，都让我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在一次执行任务途中，要渡过一条看似很浅的小河，春季的河水夹杂冰块哗哗地流淌着，我们牵着马匹小心翼翼渡河，到我过河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跌倒在冰水中，我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由于没带多余衣物，只能咬牙坚持，顶着春寒料峭的寒风，直到完成资金调拨发放任务。后来因工作调整，我赴距中哈边境直线距离仅有12公里的塔城地区中心支行工作，工作条件和内容有所改善，但我感到肩上的任务更重了，因为我要承担的是全塔城地区的相关金融工作，在塔城地区工作的十几年中，我一直以扎根基层态度，积极认真开展工作，圆满完成了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

四、桑榆犹时未晚，绽放调研风采

1978年我在人行新疆自治区分行金融研究所，担任《新疆金融》（现改名为《金融发展评论》）的编辑。当时新疆金融研究所有三位老同志分别是董庆煊、王敏贤和我，他们俩都是搞古钱币的，而我是研究现代金融，与流通中的货币打交道。因为我们学识渊博、为人谦和、德高望重而倍受全行干部职工尊敬，被大家敬称“三老”。虽然我因年龄原因退居二线（1988年离休），但依然关心西北区金融事业，主动发挥在货币流通调查尤其是熟悉新疆地区货币流通的专长，针对80年代黄金派和非黄金派的争论中，1981年《金融研究》（增刊）刊发了我的论文《对人民币价值基础的认识—简论新疆的货币流通状况》，发出了新疆金融行业自己的声音，引起较强的反响。结合地区实际，提出新疆企业积累还很少，城乡居民手持现金虽然数量很大，但属于积累性的资金还极少，主张新疆应发展短期资金市场。针对金融体制改革、汇率机制改革、新疆地区货币流通特点、农村金融问题等方面发表了50多篇有价值的调研文章。2008年在我80多岁高龄的情况下，仍笔耕不辍，在《新疆金融》发表了《当前的物价与流动性过剩》、《面对人民币升值要勇于创新》。直至今日，我对金融事业仍怀一腔热血。坚持每天必须阅读《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等财经类报刊，了解国家、央行的金融政策。

责任编辑、校对：张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