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杰+?朱一南

这部“家当类型学”定格了一个个中国家庭的时代模样。

在自家门口搭建的布景中，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与他们的所有家当一起，静静地被定格在马宏杰的镜头里。被摄者有少数民族，工薪阶层，小资新贵，也有富裕的农民，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与各个角落。

他们所拥有的物品亦如一道景观，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生活轨迹并成为这个时代的经济注脚；这些照片背后的家庭故事不是抽象的，而是用细节展现的，充满矛盾和变化。

或许这份档案，还应该继续，时间的跨度会让这些家当的含义更深——无论你是否想象得到，在这个时代，这些家庭正在真真切切这么生活着。

01 浙江省绍兴市水乡人家

拍摄时间：2012年1月3日16时15分

徐木根在绍兴市建设开发公司任经理。妻子樊国芳在绍兴市东湖风景区做售票员。夫妻两人有一个儿子。年收入40万左右。一家人居住在绍兴市区一条小河边的房子里，房子是樊国芳的父亲留下来的，虽说不大，但是房子周边的环境古朴和谐，很适宜居住。

02 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城西村委会人家

拍摄时间：2010年1月5日14点31分

海南的崖城镇是中国冬季蔬菜的产地。廖永玢一家祖辈四代人守着祖上的老房子居住在一起。老房子是廖永玢的父亲盖的，儿孙们都住在老房子的周围。崖城的冬季是最赚钱的时候，因这里属于热带气候，种植的反季节蔬菜供应着中国大陆的每个省市。廖永玢的家除了蔬菜，还种植一些水稻作为一家人主要的粮食。一家11口人年收入在8万元左右。

03 云南省普洱市孟连县芒信乡海东村芒旧新寨人家

拍摄时间：2007年2月25日10时

阿察是村子里哈尼族的寨佬（头人）。阿察家中有一头猪，家里主要种植玉米、水稻和甘蔗。收获的几千斤稻米除了留作家中口粮外还能出售赚些钱，收获的玉米卖出的话也有七八千元的收入。这里的收入是按照季节来算，每个季节种植的庄稼不一样，收入也不一样。我去的时候是旱季，正是收获甘蔗的季节，把十几亩土地的甘蔗卖掉后有近万元的收入。女儿布飘在外打工的时候认识了四川宜宾人杨云君，2005年5月女儿把女婿领回了寨子结婚成家。

马宏杰自述：

我为什么要拍“家当”？

写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飞往加拿大的航班上，当时飞机正飞行在俄罗斯东部的库页岛上空。我的好友赵荣生坐在那里读《金刚经》，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我问他读后有什么感受，他说有一种归属感。

这架航班上多数是中国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已经拿到加拿大永久居住权的中国人，另一半是去探亲旅游的，而我是借休假给自己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调整一下心情。

飞机上的加拿大籍华人去加拿大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两边都有家的感觉），而且从这边的家回到那边的家很容易，也很幸福。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社会变迁带来的环境污染和民生问题等，使多数有钱人开始“逃离”。

飞机降落前，服务员在为大家送饮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中国人问苹果汁是中国的，还是加拿大的？服务员强调说是加拿大原产地的。因为有钱之后他们可以追求更好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环境。当下中国相对单一的经济模式就是发展地产经济，大规模建设城市家园，再让大量的人买房进入城市。然而，进入城市的基层市民依然在努力满足温饱，他们是中国经济基础的基础。

家当这个选题我拍摄了10年之久。

什么是家当？我对它的理解就是“家里的东西”。

大约在5岁的时候，我就跟着父母进了城，住在父母厂里分配的20平方米的房子里，房间里有一张大床、一张小床，一个方桌和四个凳子，这些都是“公家”的，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当。如果生活中还需要什么家当，可以向厂里的后勤处申请。

后来父亲在寄卖店里花了10元钱买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这是我们家的第一件家当。那个年代我父亲每个月的收入只有48元钱。

1977年，父亲花了100元钱做了一个两开门且带抽屉的大立柜，拉回来的时候家属院的人都很羡慕，那是我们家的第一件家具。

1978年，当时刚刚经历改革的电视台播出了一部国外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我们家属院的孩子们晚上都往有电视的邻居家里跑，挤着去看电视。有一次我和弟弟被邻居给轰了出来。父亲知道后就去洛阳电视机厂买了一台电子管组装的黑白电视机，为了让电视有些颜色还买了一张三色贴膜贴在电视机上。一个月后，等《加里森敢死队》播完，父亲又把这台电视机给退掉了。

在父亲、大伯和爷爷奶奶分家的时候，父亲只分到4斤黄豆，因为家里只有两口窑洞，他就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直到1980年我毕业，我们家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不够800元钱。

因此，在家当的拍摄当中我选择的大多是中国基层百姓，他们家里本身就没有多少值钱的东西能拿出来让人看看。我也试图拍摄一些煤老板或者其他有钱人家的家当，但我发现这很难，因为他们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敢让别人看到他们的家产。当然，这也是一种隐私，我应当尊重人家的选择。

对一个国家来说，她的财产就是子民。对一个公民来说，他的财产就是劳作后得到的收获，这个收获的最后形式是拥有财产且被国家认可和保护。

这趟飞机的头等舱机票是3万多元，旁边的旅客告诉我说3万块钱坐头等舱只为睡得舒服，不值。然而经过12个小时的飞行，当你睡醒后会突然觉得能躺着睡上一觉真好，你才会理解创造财富和利用财富的价值。

登机回国的时候，一个中国人看我们拿着大包小包，便问我是回家吗，我说是。

什么是家？家就是：你从这里走出去，还惦记着回来。所谓家当，其实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家”。

04 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甘谷驿镇小张河村人家

拍摄时间：2014年3月15日12时23分

我乘坐的飞机降落前正好从甘谷驿上空飞过。因为3月的黄土高原还是一片荒凉，所以土地上的植物在空中看时有些发黑，并没有显现出黄土的色彩。冯忠成的家就在这个由墚、塬和峁形成的山沟里。冯忠成家是从延川县禹居乡馆峪沟迁徙到这里的，在这里已经繁衍了5代人。现在，冯忠成和老母亲以及结婚的儿子一起居住在五孔窑洞里，冯忠成在外打工赚钱，老婆和他两个人的年收入在两万元左右。

05 河南省郑州市花园口黄河上的人家

拍摄时间：2006年10月5日11时

孙贵友祖籍河南信阳，现在家中有大铁船两艘，小木船两艘，总价值6万多元，和儿子在黄河花园口一带以打鱼办水上餐厅为生，年收入3万多元。孙贵友一出生就跟着父亲漂泊，先后到过内蒙古、宁夏、湖北、山西、陕西等地，在不少河流和湖泊里打过鱼。孙贵友结婚时，父亲送了他一艘新木船，算是他的新房。等到孙贵友的大儿子结婚的时候，孙贵友送给他一条大铁船作为儿子的新家。二儿子结婚的时候，孙贵友也是送一条大铁船给他作新房。从孙贵友的父亲开始，他们家在陆地上就没有房子和土地，孙贵友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地方收留他们，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盖一所房子，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家，不再让他的子孙永远在水上漂泊下去。

如何选择拍摄对象？

其实这个选题起初是给《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的，那是2003年的11月，我还没去那里工作。2003年5月，我已经拍摄过一户生活在黄河上的船家。2004年3月1日，我正式到《中国国家地理》工作之后才知道，杂志社为了拍摄这个选题在中国各地聘请摄影师，但是一些摄影师不严谨的工作态度使得这组报道并不成功，因为一些人拍摄时并没有把全部的家当搬出来。唯一一户全搬出来的人家就是我在湖南黄丝桥拍摄的。我觉得这样好的一个选题应该继续下去，所以从那个时候决定自己在中国寻找可以拍摄的家庭，继续这个计划。

最初，我自己寻找拍摄家庭，后来就需要全国各地的朋友支持了。他们在当地给我寻找到一家人后，就把他们家的环境用手机拍摄图片传给我看，我觉得可以就利用周末飞过去，拍摄完周一回来，这样不耽误工作。这些年算下来拍摄每个家庭的花费大约3000元。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还是很温和的，我会拿之前拍摄的照片给他们看，这样他们马上就明白拍摄的目的，这就是图片特有的语言。如果你仅用语言解释，他们也许会拒绝，有了照片解释起来就很容易。

在拍摄中做了很多口述纪录，你采用这种方式的原因是？

因为我是长期跟踪拍摄，这就一定需要被摄人接纳你，两方能良好相处。每个家庭的历史、现状和收入等情况我都详尽询问，甚至血型，但是不少家庭成员不知道自己的血型，从这儿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自己身体的了解，和社会医疗普及状况。

家当的拍摄采用田野调查方式，它们不仅仅是一张照片。在拍摄前我会做大量准备和设计工作，在随后的拍摄中随时进行调整。所以，前期的文案工作很重要。

在人们生活中，物与人的精神轨迹有关系吗？

在中国人的家里出现最多的是电视机、冰箱、拖拉机。这些都是当下中国底层家庭最需要且最不可缺少的。现在一些古老的家具和农具已经不被他们认可，就像中国当代城市，每座城市都在盖大剧院、办公楼、高层建筑、体育场，结果基本上都建成一个模样，失去这个城市原有的建筑品位。这种价值观其实也在影响着每个城市、乡村的家庭。这是一种文化乃至审美的缺失。

在拍摄过这么多家庭之后，关于中国人的生活，您觉得从中可以梳理出什么？

虽然人性共通，但人跟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底层和上层是不一样的。而底层的生活，常常不是生活，而是直面生存这个课题，所以引用吴念真那句话，“残酷的生活太容易让人暴露人性中的恶。”而生活条件较好的人群更喜欢谈奉献，喜欢强调义务。这些都是中国的现状，怎么弥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问题需要政府的智慧，但也不时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

（《中国人的家当》一书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06 海南省三沙市南沙群岛赤瓜礁的士兵人家

拍摄时间：2010年5月22日10时30分

赤瓜礁，因中国渔民在这里捡赤瓜海参而得名，是中国在南沙群岛实际控制的7个岛礁之一，是中国最南端的岛礁，到那里拍摄要坐船航行三天三夜才能到达。守礁士兵张专在这里守礁，在海军服役的16年中，曾18次前往南沙岛礁上驻守，16年当中他每三个月可以换防休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