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思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为进一步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概念。

今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国家安全战略纲要》。在5月15日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性。习近平指出，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理想信念，忠诚党的事业，与时俱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国家安全乃国之根本，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在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意蕴”的基础上，构建总体安全体系，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新国家安全观的“中国意蕴”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习近平总书记新国家安全观应运而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具体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内涵。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吴楚克接受《人民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从伊拉克安全战争开始到阿富汗战争结束，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安全战略，但是并没有形成有创新意义的宏观政策。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发展，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才逐步形成和发展完善。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形势不仅越来越严峻，而且产生了新的争议地区和安全威胁，如果不系统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话，在应对周边态势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时，就不能迅速有效合法地采取重大安全措施，国际和国内舆论也认为领导层面没有对当前的总体安全形势作出准确回应。从时机上来说，此时宣示习总书记新国家安全观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必然反应。”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宏观概念，包括了安全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研究员李少军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综合的、宏观的、把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一种安全思想。这种思想的出发点是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在他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要旨是把国家安全视为一个整体，既考虑国内安全，也考虑国际安全;既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既立足于国家安全，更立足于人民安全。作为顶层设计，它的宗旨是指导和统筹协调安全的全局，哪个方面都不忽略。

李少军对《人民周刊》记者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需要人们转变观念，即不一定非要确定一个主要矛盾或主要问题，因为现在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非常复杂，涉及全球、地区、国家乃至公民个人的不同层面，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由于各种安全问题已交织在了一起，因此制定安全战略必须要有总体观，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有了总体的安全战略设计，才能适宜地处理不同时间点的比较突出的安全问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说：“中国的新国家安全观就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不是说我强大了，我压服你了，就是安全。新国家安全观新就新在共同，只要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有安全的权利。不过这样的目标太过于美好和宏观，越美好的东西实现起来就越难，自古以来，哪个国家不想安全，只不过以前的国家安全是建立在压服你、消灭你基础之上的。现在的追求是我们谁都不要消灭谁，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平等相待，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新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本身具有中国特色，是中国概念，而总体安全在体系架构和具体内涵上，也体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这就是习近平指出的，中国的总体安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叶自成在《习近平总体安全观的中国意蕴》一文中如此指出。

叶自成认为，习近平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其“中国意蕴”。首先，安全意识就是忧患意识，习近平曾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治党治国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重大原则;其次，安全意识就是防止危险，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安与危是分不开的，所谓安全就是没有内外的危险;最后，安全意识是整体意识、全局意识，中国的《易经》有鲜明的整体思维，《管子》等经典则强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体。

政治安全是总体安全的根本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时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安全和发展环境，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繁重艰巨。”习近平在全国国家安全机关总结表彰大会上如此指出，同时还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理解、支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同心协力开创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叶自成认为，中国总体安全突出政治安全，把政治安全作为中国总体安全的根本。中国是一个大国，国情超巨复杂，处理好国内的政治问题是国家政权最重大的安全问题。如果中国不能保持政治秩序的正常运行和政治稳定，一切安全问题都将是空谈，相反，在政治安全良好状态下，其他的安全问题相对容易解决。中国把政治安全确定为总体安全的核心，反映了中国维护国家政治安定、稳定、有序、和谐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和内向性。

他说：“中国的总体安全是把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宗旨。所有的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是由人民来感受、决定和评价的，任何不安全最直接影响的首先是广大的民众。国民安全是以民为本思想在安全领域的拓展。”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蒋乾麟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合法性。政治体系是否存在颠覆性威胁是政治安全的基础性前提。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实现政治安全必须做到国家主权独立、国家政权稳定、政治意识形态包容、政治制度合适、执政党执政地位巩固、政治秩序良好。实现政治安全必然要求确保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共举、政治有序与有效并重。

蒋乾麟说：“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更与民族复兴和人民福祉休戚相关。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利益多元化的今天，社会上的确存在淡化甚至忽视政治安全的倾向，把政治安全归为执政党的事、政府的事、领导干部的事。”

如何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任天佑认为，强烈的忧患意识、清醒的底线思维、勇毅的担当精神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应有的精神境界。强化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担当精神，必须与强化战略定力结合起来。离开战略定力，极易导致“神经过敏”和战略误判，落入敌对势力设置的陷阱。

任天佑分析称，当前，无论外部干扰如何变换花样，我们都要紧紧扭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个战略目标和时代主题，始终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这样就能在壮大实力的同时，强固安全底线，提升安全系数。

非传统安全威胁更为突出

从广义上讲，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指的是主权国家所面对的政治军事安全。人们通常把这种安全界定为保卫国家免受外来的颠覆与攻击。非传统安全则是指传统安全以外的其他安全。涉及这种安全的问题非常复杂，种类繁多。李少军说：“对非传统安全进行界定很难。如果画一个圆，内圆就是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而外圆就是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涉及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暖、能源、健康等很多方面。在理论上，非传统安全可以说包括了政治军事安全问题以外所有已知和未知的安全问题。”

李少军认为，尽管在当代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但不能笼统地比较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哪个更大。国家在不同的时期肯定会面对着不同的突出问题，但在战略上必须把这两类安全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相比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成为威胁安全的主要方面，因为传统安全威胁是能看清楚的，我们可以根据对手的情况做好应对准备，而非传统安全威胁核心是指在国家综合力量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的情况下，利用信息、交通和轻便的突防手段对国家重要的设施、机构、人员进行战争和恐怖威胁，除此之外，对国家金融、能源、运输、信息、航空航天和文化的安全威胁正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方面。比如信息安全中舆论被有意操控，对突发事件的恶意引导，特别是民族地区发生极端宗教和恐怖事件，对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破坏力强，造成的社会恐惧心理影响面大，应该说背后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吴楚克如此说道。

梁云祥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的最主要安全威胁是非传统安全威胁，比如粮食、石油等资源不够用，或爆发恐怖主义活动，或国家信息安全泄露等。另外，环境安全也比较重要，因为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已经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现在虽然已经开始治理，但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治理好，这就潜伏着一些危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爆发，比如河流污染、地下水污染、大气污染等，这些问题不出事的时候就没事儿，一出事就是政府危机。

自从美国爆发“棱镜事件”以后，全球都在关注信息安全。对于信息安全威胁，梁云祥说：“因为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不管硬件配置得多么好，信息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如果没有信息安全，所有的硬件都会瘫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息安全是一根神经，是联结各个领域安全的不同神经系统。现代社会信息越发达，信息安全的作用就越重要，如果说信息都不能由自己控制，一旦发生战争，网络系统就会立刻瘫痪，比如导弹、航空母舰等就发挥不了作用。”

国际社会应建立“安全共同体”

安全总是一定关系的产物。就国家安全而言，如果只有一方感觉到安全，另一方感觉不到安全，那么感觉到安全的一方也不会有真正的安全。“即使你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也未必有安全。不接受安全现状的国家即使不向你发动实际的挑战，你也仍然面对着不安全问题。就像以色列，军事上很强大，周边的国家都不是对手，但以色列从来没有感到安全，因为周边国家都不同意它的存在。”李少军说，“在国际关系中，国家必须实现共同安全，即建立一种各相关方都同意的安全结构。如果说合作安全主要是一种手段，那么共同安全则是一种安全模式。”

从实现途径讲，实现共同安全即得到各方同意，最终是需要经过谈判的。要谈判，就要有一个大前提，即各方要处于主权得到尊重的正常状态。李少军认为，如果进行安全互动的国家处于主权原则得不到尊重的非正常状态，那就没有谈判的基础，即使有国家费力组织会谈，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互动只能先谋求关系的正常化，然后才谈得上谋求同意和“共同安全”。在这里，是否存在正常的国家关系状态构成了能否推动“共同安全”进程的判断标准。观察当今的国际关系，可以看到，国家间破坏主权原则的事态是很常见的，因此，国家在很多时候是需要为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而斗争。

“中国正在崛起，自身也需要发展，利益也在扩大，但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些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安全是国际关系中永恒的主题，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国的新安全观既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照顾对方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共同安全’。”梁云祥说，“‘共同安全’只是一个原则而已，就像我们说人和人之间都应该友爱一样，但是自有人类以来，能说人与人之间都是友爱的吗？但这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目标，只有共同都感觉到安全了，才有所有国家的安全，因此只能在首先追求自己安全的前提下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对此，叶自成认为，国际社会应建立以共同安全为目标的“安全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的讲话不断提到“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又提出了“安全共同体”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安全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安全共同体”是对过去的共同安全的发展，也是命运共同体在安全领域的运用。

构建总体安全体系的顶层设计

“构建总体安全体系要有顶层设计，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构建总体安全的第一步。要完成总体安全的构建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叶自成认为，首先，应该有一个能够反映中国安全形势特点、任务、宗旨、目标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应从文化入手，强化国家、社会、国民的安全意识。安全不仅关系到国家命运，也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命运。国民不仅是国家安全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动力。应当强化国民的安全意识，形成凡是危害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抵制;凡是有益于国家安全、国民安全的，自觉进行维护。不做危害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全的事情，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从自己从事的工作做起。

就如何构建总体安全体系的顶层设计，梁云祥认为，在做顶层设计的时候，首先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要共同重视，过去人们更多的是关注传统安全，航母下水，导弹上天，这些都是必须的，但是不全面，要让老百姓了解到日常生活的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是同等重要。其次，法律的整备也非常重要，比如建立国家安全委员，就应该从法律上规定得非常细，比如职能是什么，权限是什么，什么问题归它管，什么问题不归它管等。

对此，吴楚克认为，构建总体安全体系的顶层设计，首先还是要以国家周边安全为重点，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周边安全的关节点，极大地影响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第二是应该把现代的网络技术手段，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要对网络传播有一个总体的把握，这个把握不是控制，而是让我们正确的网络传播占主流;第三是应该在国家各个层次的教育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第四是在科研、军工生产、边疆一线等领域给予政策倾斜，要让那些有爱国之心、能够报效祖国的人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利益。

吴楚克对《人民周刊》记者说：“总体安全不是相安无事，大家都平安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更不是不打仗我们就安全，我觉得这是对安全的错误理解，所以，总体安全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全方位调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爱国之心，拧成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