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某街道的敬老院有鉴于每年春节子女不愿接老人回家过年，在节前公布办法，宣布对这些人将课以“不孝罚款”。据说，此举立竿见影，今年春节敬老院中所有老人都由子女接回过年。

姑且不说报道是否完全事实，也不说老人们得以回家过年是否因为有了“不孝罚款”的经济和道德压力，即使此举的确有效，也是不值得提倡和实行的。因为首先，此举并不合法，一个敬老院是无权对其服务对象及其子女罚款的。如果有子女既不领回老人，又不交罚款，院方能将他 （她） 怎么办？其次，不一定合理。老人不回家过年，当然有子女方面的原因，未必不是老人自己的选择。何况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特殊情况往往出人意料。再说，如果因特殊原因回不了家的老人，子女来看望，或者就在敬老院里陪老人过年，也是“孝道”的表现。

近年来传统的孝道越来越受到重视，相比于以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否定、彻底批判孝道，应该是一种进步。但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只是程度不同，孝道也不例外。我们在充分肯定孝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它本来就存在的弊病。时过境迁，更不能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做法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更不能依赖行政或经济手段强制实施。

当然，对如何实施孝道，公民和机构有选择的自由，但必须守住三道底线：

一是不能违法，任何举措都必须依法办事，不得与现行法律法令相抵触，不能制定违法的土政策或乡规民约。有些地方往往通过罚款等强制手段推行某些“孝道”，甚至容许体罚私刑，必须坚决制止。在专制时代，“不孝”可以是“大逆不道”的罪名，父母或宗族甚至可以合法地将“逆子”处死。这样的“孝道”难道也能延续吗？

二是要尊重人权和人性。孝要孝得合情合理，孝和被孝的双方都心情舒畅。孝的形式可以多样，旁人不应干涉。中国传统的孝道也提倡“父慈子孝”，是一种双方互动，相互尊重，是人性的融合。相反，“二十四孝”中一些极端做法完全灭绝人性，即使在当时也是统治者编造出来的故事，而不是行之有效的社会风尚。如果杀了儿子孝敬父母值得倡导，那还有什么人性可言？又譬如拜年的礼节，如果晚辈要跪拜叩头，长辈也愿意接受，这是他们的自由。如果采用鞠躬，或者亲吻，也没有什么不妥。实在无法见面，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电话、可视电话或其他途径，也不会影响孝心爱意。

三是不要虚伪做作。必要的礼仪是需要的，但过度讲究繁文缛节，甚至弄虚作假，既劳民伤财，又助长不良风气，却是要不得的。传统孝道在专制社会的发展必然越来越虚伪，越来越脱离人性。姑举一例。以往办丧事，“孝子”发出的讣告都是这样的字句：“不孝男某某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孝……”，译成白话就是“我这个不孝的儿子犯下了深重的罪孽，自己不老老实实地死掉，却连累到老子不幸去世”。这里哪一字一句是真话？是真心？收到的人又有谁当一回事？这类表达“孝道”的方式难道不应该清除吗？

（选自《冷眼热言》/葛剑雄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