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玖琳

父亲与黄炎培的恩恩怨怨

父亲与黄炎培本没有恩怨，黄炎培甚至差点还成了父亲和母亲的证婚人。黄炎培是江苏教育界名流，与我外祖父赵凤昌来往十分密切，“南北议和”时，他奔走惜阴堂，与外祖父等人共谋策划。父亲带着母亲回国后，要在上海补办中式婚礼，于是外祖父向父亲建议，请任鸿隽和黄炎培作证婚人。黄炎培是个大忙人，经常要去南京，父亲一直找不到他，于是转请胡敦复代替了黄炎培。父亲第一次见到黄炎培已是在他回国整整一年之后。那时，父亲已在南高师执教，1919年11月5日，南高师举行运动会，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也光临了，父亲终于见到了黄炎培，但是父亲在日记里说：“惜人各有事，不得畅谈耳。”

父亲与黄炎培的交往并不太多，他们的恩怨起自东大易长风潮，他们各自的所谓“国民党立场”和“军阀立场”更是这之后的事情。

父亲在被校长郭秉文排挤出东南大学之后，弃教从政，再次投奔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他一边为孙先生处理新闻事务，一边也在谋东大之事。看来父亲在北京的所谋是成功的。1925年1月，教育部宣布解除郭秉文的校长职务，任命私立上海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为东南大学校长。但是此举在东南大学激起轩然大波，校中分两派激烈争斗。父亲曾打算回南京直接介入，他在1925年1月12日给母亲的信中说，因“东大事反动尚多”，他“日内即回”。但是，由于中山先生病重，父亲一时走动不了。

东大易长风潮持续数年，1927年3月北伐军相继攻克上海和南京，东南大学随即被国民政府接收，不久改造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同时，3月22日，父亲等11人在上海成立江苏省教育协会。以后，江苏省教育协会被取缔，而江苏省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也被视为“东南学阀”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黄炎培就是其中一员，他在5月19日遭到通缉的当日即离沪避居大连。

江苏省教育协会是靠军阀办教育的，郭秉文维持校务也常常借助军阀的支持，江苏省教育协会领导人黄炎培等都是东南大学的校董，他们力挺郭秉文，所以父亲在报端发文痛骂郭秉文的同时，常常连带他们一起痛骂，攻击他们是“学阀”。1927年11月5日，父亲在 《申报》 发表 《敬告在京东大南高同学书》，再次痛骂黄炎培他们，并警告说不要再梦想“郭氏之复辟，袁 （希涛）、黄 （炎培）、沈 （恩孚）、蒋 （维乔） 之再来”。

黄炎培当时被弄得十分狼狈，他非常生气，跟我父亲也很不开心。但是，父亲遇刺后，出人意料的是，黄炎培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多年后，我和黄炎培的两个女儿黄学潮和黄素回，在汤良礼太太叶佩华家里，在其请的国学老师教授下，一起补习国文。闲聊时，黄学潮告诉我，她晓得她父亲同我父亲是有矛盾的，有不共戴天之仇，但是在我父亲遇刺后，黄炎培跟她讲，杨杏佛的葬礼他要去，因为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杨杏佛所争取的中国民权跟他的目标是一致的，所以他要去。

父亲生前跟黄炎培几乎没有什么交往，不过我倒是去见过他一次。大约是在1946年，为了我舅舅汉奸罪的事情，我的舅母要去找黄炎培说情，但她没有名片，就是有名片人家也不认识她，所以我舅母叫我陪她去，用我的卡片去求见。黄炎培当然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见了我们，一方面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一方面他的两个女儿都认识我，她们回家一定会向他说到我的。我舅母的目的，当然是想对我舅舅从宽处理。不过黄炎培也没有这个权力，他只是参政员，帮不了我舅舅忙的。

孑民老伯蔡元培先生

第一次见到孑民老伯是在杭州举办西湖博览会期间，当时我还是个小学生。看到他多次和颜悦色地接待来访的青年，循循善诱的长者风度，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1930年夏，中国科学社在青岛开年会，蔡、杨两家同乘“长春丸”北上，舱房邻接，朝夕相聚。抵青岛后又同住文登路一小楼，十余天共同生活中，只听见孑民老伯一口绍兴官话，从无疾言厉色。

中央研究院设在上海亚尔培路331号的总办事处离霞飞坊5号我家很近，父亲离婚后便迁居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我几乎每周要去看父亲一两次，他独居总办事处楼下西边一室，那本来是一间办公室，对过就是会议室。父亲屋内有一台留声机，是他协助孙夫人开办国民伤兵医院时自掏腰包买给伤兵听音乐用的，医院关闭后他便带了回来。楼上东边的房间是孑民老伯和我父亲的办公室，我常看到孑民老伯在办公、会客或写信，他有时也问问我学校中的情况。

孑民老伯是个好好先生，我在中央研究院时，喜欢在门房间同工友、司机一起玩，总听到他们的议论。他们对孑民老伯评价都很好，说他胸怀很宽大。对我父亲反而有些不满。有一次，工友们下班在门房间打麻将牌，被父亲没收了，他们埋怨道：“他也会打牌，为什么没收我们的牌！”但他们都知道父亲是个认真的人。

孑民老伯是清末翰林、辛亥志士、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五四时期与青年共呼吸的北大校长、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的创始人。他一生跨越几个时代而进步不息，历任要职而不失其真。被目为好好先生的他，却敢于在袁世凯独裁和遗老嚣张的北京废读经、改学制;在北大实行新旧兼容并包的学术自由;在大学院废祀孔旧典、推行语体文;主持中央研究院时，为我国科学事业开创模式，罗致并保护不同政治背景的陈翰笙等人于白色恐怖下，以元老之尊担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营救政治犯。

孑民老伯的伟大，除了始终与旧的、顽固的、反动的恶势力相周旋、相搏斗外，还在于他早在1921年就总结了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并昭告后来者。那年5月21日他在英国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宴会上演说：“学术可以分为两个名词，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各国大学中所有科目，如工商，如法律，如医学，非但研究学理，并且讲求实用，都是术。纯粹的科学与哲学，就是学。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本，两者并进始可……但知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理;或一国中，练习技术的人虽多，研究科学的人很少，那技术也是无源之水，不能会通改进，发展终属有限。所以希望留学诸君，不可忽视学理。”孑民老伯阐明的科研发展规律，在今天亚洲各地竞相提倡科技创收之时，尤有现实意义。

“世兄”鲁迅

鲁迅是父亲的朋友和同志之一。1912年他们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然而时间极短，并且一个在教育部，一个在总统府秘书处，似乎各不相识。直到1925年中国济难会成立以后，因父亲是发起人之一，又与恽代英等数人任上海总会的审查委员，他们才有交往的机会。不过据母亲回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她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过什么接触。那么在30年代的斗争中，他们两人何以会有较深的了解呢？除了他们在嫉恶如仇、坦率诚恳等性格上的相似和政治见解的一致外，我以为他们共同的知交蔡元培、许寿裳、林语堂、史沫特莱等无疑起了桥梁作用。1932年斗争越来越激烈，我曾问父亲为什么不辞去研究院总干事一职，像鲁迅那样专事写作。他答非所问地说你以后就会懂的。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活跃的时候，我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时的中学生阅读和看得懂的东西要比现在的中学生多一些。我们爱读小说，茅盾、巴金、郁达夫、鲁迅写的都爱看，而且非常崇拜这些作家。同盟经常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的会客室开会。有一天下午，在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个小朋友在父亲的房里听唱片，声音很响。父亲从对面会客室跑过来说，他们在开会，叫我们不要开留声机了。后来我们走过会客室，确是看到里面有十几个人围着大餐桌在谈话，其中也有鲁迅。会客室前面有个大阳台和一块草地。开会前后，人们有时在草地上散散步谈谈天。父亲常在这里为友人摄影，鲁迅有几张照片也是在这里拍摄的。

鲁迅那时已经是特务注意的对象。为了他的安全，父亲总是在开会前写一张便条请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孔敏中坐汽车将鲁迅接到亚尔培路来。另外也因为执行委员会往往是临时决定开会的，鲁迅住得远，又没有电话，派车子去接是最妥当的方法。会开完了，则由父亲自己送他回去。某次父亲和我一同送鲁迅回家，途中我向鲁迅索取他的小说，他说过去出版的早已送完，新的没有写出来，还是送你一张照片吧，我听了心里很高兴。接着他和父亲谈他吸烟的事，他说他的烟瘾很大，但也要吸点好烟;家里来的人多，客烟只能用红锡包了，等等。车子驶近他住的弄堂前便停下了。我们看他下车走进弄堂才回去。司机施福生有意识地在离弄堂一段路前停下车来，想是父亲为了鲁迅的安全而预先关照的。大约一星期后，父亲交给我一张鲁迅的半身照。这是裱在折合式灰卡上的美术照，卡的右上方用墨笔写了“小佛世兄惠存”，左下方签“鲁迅”两字。这张照片被我在“八一三”前夜仓促离家时留在家中，以后同我的家一起毁于战火，不知所踪了。

虽然只接触了一两次，但鲁迅给我的印象极深，因为他的身材、须型、乱发和所穿的黑帆布跑鞋都是独具特征的。他是一个善于沉思的哲学家，不用开口便已显示出他倔强的个性和入木三分的洞察力。不论历史怎样发展，形势怎样变化，我们都无法想像鲁迅会去当上海闻人的秘书或写一篇假大空的文章。

鲁迅去世后，灵柩从胶州路万国殡仪馆送到虹桥路万国公墓下葬时，一路经过中山路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送葬的队伍有好几百人，两大学都有一些同学自动跟上去。那时我在光华大学附中住读，出殡行列经过光华大学新校门的时候，我和两个同班同学正在校门口谈天，行列一到就有大学部的同学参加进去，我们三人也跟了上去，随着行列走进万国公墓，站在一堆人的后面，观礼完毕才回校吃晚饭。

胡适与父亲

父亲的交友之道是，吾爱吾友，吾尤爱真理。他从不因友谊而放弃己见，附和别人，他也不因与人观点不同而影响友谊。胡适是我父母在美国留学时的老朋友，他们之间往来频繁，我父母似乎知道胡适与陈衡哲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就在胡适回国之后，母亲曾写信告诉父亲她好像见到胡适了，那时任鸿隽正在苦追陈衡哲，而母亲身边又新出现一个仰慕者，父亲回信胡乱猜测说：“果君见胡恐亦是莎菲，任之不幸以菲之幸，吾之幸君之不幸也。”回国后，他们的交往也颇为频繁，胡适还帮忙为母亲从北平请医生来上海看病。每当胡来上海或父亲去北平时，他们都要聚首畅谈，感情融洽之至。但在英国退回庚子赔款的问题上，父亲公开指责胡适听任洋人摆布，不争国权，言辞激烈。记得五卅惨案后，父亲在 《民族日报》 上点名批判梁启超、丁文江反对罢工罢市、息事宁人的媚外主张，一点不留情面。可是这种交锋，丝毫无损他们之间的友谊。

1925年我家由宁迁沪后，他们一起吃饭谈天的机会多了。在我十三岁时，父亲带我到胡适家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那巨大的砚台，旁边还有个用来磨墨的带手柄机器。磨墨时，只要用手摇手柄就可以了。一次我向他索取亚东图书馆的 《水浒传》 《三国演义》 《七侠五义》 等书，他慷慨地将所出版的标点说部都送来了，让我畅读为快。

1933年1月24日，父亲和我经南京乘津浦路蓝钢车到北平后，他即与胡适、陶孟和、李济、成舍我等商量在平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之事。1月30日北平分会在欧美同学会宣告成立。我也随父亲去旁观他们的会议并吃了一客美式西餐。那天晚上因中央饭店的暖气太热一直睡不着，看到父亲半夜起来穿衣准备出门，说是去看一位约好的朋友，叫我好好睡觉。后来我才知道，父亲是去顺承王府看张学良联系次日视察监狱之事。

1月31日，父亲、胡适、成舍我三人由张学良的外事秘书王卓然陪同前往北平陆军反省院等三个监狱视察。2月2日，父亲携我离开北平回上海。

胡适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反对“同盟”发表北平军人反省院分院政治犯的匿名控诉书，同盟遂决定开除胡适出盟。据孙夫人1980年8月30日给我的信，开除胡适是我父亲和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我们大家均同意”。

父亲遇刺前几日，胡适来沪准备由沪赴美参加太平洋会议，父亲主动约见了他，请他来中研院作客的车是孑民老伯的座驾，也就是父亲遇刺那天乘坐的车。父亲遇刺的消息，胡适当日在朋友家得知，他惊讶之余，依然在朋友家打了几圈麻将。当晚他放洋海外，之后与我家再无往来。

（选自《世纪》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