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

几个热心的清华大学教授子弟，编写了一套书，题为 《清华名师风采录》，第一辑出版了，又要出第二辑。因为我是做编辑的，他们把书稿目录寄给我看，希望我提一点建议。我注意到，他们列出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名师里面，有钱锺书、曹靖华、吴达元，也包括王佐良、李赋宁、周珏良，总共16人，个个都是“老清华”，而1952年院系调整后留在清华的却一位都没有，自然，名单中也没有我父亲李相崇。我对这套书的主编说，你们提到的外文系名师，有的在清华任教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有的只呆过两三年，但我父亲，从1946年进入清华，到1986年离休，一直在外文系任教，他是院系调整后第一任外语教研室主任，是80年代清华恢复外语系时的第一任系主任，直到2004年他90岁时，还在担任 《大学英语》 和 《英语教学与研究》 两个杂志的主编。他还不够清华名师资格吗？

那主编听了我的话，连说这是疏忽。正好，他在为第二辑约稿，希望我马上写一篇收进来。我婉言谢绝了。事后，我想，这本 《清华名师风采录》没有收录我父亲，可能也没有错。他的名气确实不像已经收录的16人那样大。但是之所以如此，恐怕还是因为他把一辈子奉献给了清华。这真是个悖论呢。

一

1912年8月6日，在当时被称为“东亚第一馆”的青岛亨利王子大酒店，一场盛大的婚礼在此举行。新郎李涛，新娘周沅君，他们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参加婚礼的来宾，多是辛亥后云集青岛的满清时期的达官贵人，规格极高，场面热闹。并非我的祖父祖母有多么出众，而是因为他们的联姻的背景引人注目。我祖父李涛，是前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的胞弟;而我祖母，是前清两广总督周馥的孙女。提督的弟弟迎娶总督的孙女，捧场的人自然不会少。

婚礼过后，李准携家眷返回香港。后来又迁居广州、天津等地。祖父祖母始终随行。我曾祖父去世得早，而李准又年长我祖父23岁，是为“长兄大过父”，祖父不仅跟着这位大哥长大，而且一直到1936年李准去世，他的家始终依附着大哥的大家庭。祖父自己没有很大的出息，后来在天津市政府做小秘书，靠一手漂亮的书法，给政府官员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收入微薄。他自己的小家，总要依靠李准的钱。

我父亲李相崇出生于1914年12月7日，他和我祖父一样，也是跟着李准长大的。从出生一直到读大学前夕，都是李准供养。这种情况，致使解放以后，各种政审的表格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时，父亲犯起难来。因为我祖母是周家大小姐，周家人经商，给了她3万块钱股票，她也便是有产者。所以父亲填表时若是随祖父填，那就是“职员”;随祖母填，那就是“资产阶级”;随实际抚养他的李准填，那就该填“旧官僚”。父亲后来告诉我，他这三种出身，在不同的表上都填写过。

父亲到了上学年龄时，李准的家已经搬到了天津。李准利用自己手里的积蓄，在今天天津和平区某处买了一块地，在那里盖了8座欧式二层别墅型洋楼，称为泰华里1—8号。其中1—3号，李家自用，4—5号，租给了我祖母的三哥周叔弢先生 （此人后来是著名工商实业家，曾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天津市副市长），6—8号外租。后来我听说，著名书法大师郑诵先 （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之父） 曾租住过8号。

因为和周家住在一起，父亲和周家的几个与他年龄相当的表兄弟周一良、周珏良等一起长大。父亲和周家兄弟都没有进过小学，而是由家庭教师在家授业。周家殷实，且重视教育，所以不惜重金，聘请的都是满腹经纶的文人。周一良晚年回忆起来，唯一的遗憾只说他的家教没有教会他做旧体诗，致使他不会“用诗骂人”，但是四书五经，他是早早就熟读的。而我父亲的家庭教师就没那么有学问了。毕竟时过境迁，李准此时家业破落，千金几乎散尽，不能再像二十年前那样，把能诗能文的前清秀才、后来的革命党人汪精卫聘到家里，给他自己的儿子李相枚和我祖父二人做家教了。所以父亲童年时代，没有得到像周一良他们那样的国学基础训练。以至于几十年后他成了外国文学翻译家，却坚持翻译文艺理论，不大敢涉足文学创作。他一辈子没有翻译过诗和小说。他总是说，自己的中文底子不行。虽然，在我看来，他们这一代人的中文修养，比起我们这一代人还是要高一些的。

父亲是从中学阶段开始接受西式教育的。他起先进过两所教会中学，从初三起转到南开中学，他的南开同学中，著名的有韦君宜 （那时名叫魏蓁一） 和何炳棣。但是他家教时期的基础不好，可能也还不懂得用功，成绩是无法与韦、何相比的。上高中一年时，居然还留级。李准在这一年的 《自编年谱》 中记录：“相崇侄以不及格留级一年班，”在慨叹了其他几个子侄读书也不努力之后，他说：“是期总共交学费三百余元。余力竭矣！倘再不好好读书，何以对吾乎？”

和周一良、周珏良从小跟着专门的外教学外语不同，父亲儿时在家里只读过一本很简单的英语课本。教会学校的初中，大多以英语授课，他听不大懂，学得一塌糊涂，所以频频转学。到南开后，高中一年下学期，英语考试还是不及格。考试等级分为A、B、C、D四级，D级就是不及格，但是老师居然给他判了一个E！一次在课堂上老师提问，点到他回答，他张口结舌，被老师用英语骂道：“A Piece of Wood！”（一块木头）这句话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从此发奋。在一个暑假里，他几乎拿出全部的时间，精读了几本不太难的英文小说，总共有1000多个页码，结果发现，精读不仅可以提高理解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写作能力乃至听力。再回到学校时，他发现原来他听不懂的英语讲授课程，例如 《西洋历史》 之类，现在都听懂了。从这以后，他从一个差生摇身一变成了优等生，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1933年他被保送进了南开大学英语系，此后几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第一。在大学期间，父亲认识了同班的漂亮女生刘佩锦。她的功课不好，父亲常常帮助她补课。很快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七七”事变以后，南开大学遭到日本飞机轰炸，举校南迁，和清华、北大一起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时父亲尚有一年学业没有读完，为了免于跟随学校搬迁的一路折腾，1938年，他和刘佩锦一起，到上海沪江大学借读。沪江大学在上海的法租界，那时的租界是“孤岛”，日本人尚未进入。他们利用孤岛的安宁，在一年里完成了大学学业。

二

大学毕业时，西南联大已经辗转在昆明落位。父亲写信给他的南开老师柳无忌先生，表示希望到联大去任教。柳无忌回信说，联大的外语系被清华的陈福田把持，排挤外来户，咱们南开人在这里受气，你不必来了。父亲只好另想办法。为找工作，他曾到香港呆过一年，也无功而返。

1941年，他和我母亲刘佩锦在天津结婚。一年以后，他们的大女儿出生了，那就是我的大姐李维琪。

1946年10月，父亲携家眷搬入清华。陈福田让他教大一英语，同时还帮助曹靖华改俄语的学生作业，他的英文、俄文专长都用上了，自己感觉如鱼得水。民盟方面，他向吴晗报到。吴晗把他介绍给清华的民盟盟员。对大家说，父亲是“老盟员，新同事”。他发现当时的清华民盟盟员不多，也就十几个人，包括吴晗、潘光旦、费孝通、季镇淮、王瑶、吴征镒等。大家经常集中在吴晗家里开会。      民盟也有左中右。吴晗是左派。父亲当时追求进步，看过很多马列的书，懂得不少社会主义理论，思想也比较激进。在民盟开会时，父亲发言通常是比较敢说的，有时也很激烈。比如有一次讨论到苏军从东北撤军，把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设备都拆卸下来运回苏联，很多人表示对苏军的不满。父亲一向比较亲苏，这时他说，这些机器苏军不拆，留下来，国民党就会利用它们制造武器和共产党打内战。所以还不如让苏军拆走。这观点出语惊人，连吴晗都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后来，彭真同志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对此事做解释，讲的观点和父亲的观点一模一样。还有一次，民盟讨论沈崇被美军强奸案，大家对事态如何发展众说纷纭。父亲说，此事国民党一定会移交给美国军方处理。吴晗问，你何以见得？父亲说，他在军调部工作时，翻译过一个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协议，那协议里规定，美军在华犯罪由美军自行审判。吴晗急要这份文件，以为对于揭露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非常有用。但是父亲没有留下底稿，自然是拿不出。为了这事，父亲曾检讨自己的觉悟和政治敏感性不及吴晗，以后每每提及都深感遗憾。

因为观点接近，吴晗与父亲格外亲近。他们经常在一起聊天，话题总是不离政治。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在一起谈政治的朋友，才是知心朋友。1947年4月和5月，母亲带着我大姐回天津老家，父亲一人在清华，没人给做饭。吴晗就说，你就干脆到我家来吃饭吧，让袁震给做就是了。父亲不好意思天天白吃，就给袁震交伙食费，在吴晗家包伙。吴晗爱喝当时清华廉价销售的日本清酒，父亲和他每餐必饮，然后就推心置腹交谈。父亲初来清华，对人事关系不熟，与人说话又较为随意，所以常被吴晗、袁震夫妇善意提醒，有时父亲无意接触了有国民党背景的教师，说了不该说的话，也会被他们两口子痛骂，当然，骂完了，还是要给饭吃。父亲后来说，那个时期，他在清华，尽管还有更熟悉的人，例如他的表哥周一良、表弟周珏良都在外文系，但是真正能够无话不谈的朋友，只有吴晗。

1947年10月，由于民盟亲共，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民盟。报上登出告示，要民盟盟员都到警察局去登记自首。上级传来指示，让清华民盟组织销毁名单，注意隐蔽。父亲当时下决心是绝不去自首的，但是他也想避避风头。所以大约有半年时间，他没有再到吴晗那里去，也没有参加民盟的活动。后来的几十年中，在他多次申请加入中共时写的思想自传中，他把这次暂停民盟活动作为自己一次大的思想动摇，不断地在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认为那就是革命的不彻底性，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动摇性等等。

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他表态。几次反美活动的签名，他照样签了;几次学生罢课，他照样表态支持了。有一次外文系学生罢课是直接针对亲美教授、系主任陈福田的，学生来采访他，他大胆说了陈一些坏话，诸如说陈欺上压下等，被学生们用大字报抄出，举着游行。气得陈福田对美国教师布朗说：“我要赶走他。”（Ill get rid of him.） 但最后并未付诸行动。

他这样说话和做事，自然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包括陈福田，他讲过这样的话，说罢课是父亲组织的，而父亲“背后还有一个组织”。1949年7月，清华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有些人看到名单上没有李相崇，还觉得很奇怪。不仅是清华的普通教师，国民党方面也怀疑过父亲，这可能和他的社会关系复杂有关。父亲出身旧官僚家庭，和前面提到的刘瑞恒有亲戚，而刘瑞恒留美时曾经和宋美龄谈过恋爱，后来是宋子文的密友。在一般人看来，父亲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放弃军调部的高薪到清华来的，因而他会不会是共产党派来的？有什么特殊使命？所以1948年9月29日，在学生罢课后，国民党军警宪特包围清华，有人看到，他们拿出的搜查名单上，有父亲的名字。当然排名也不是很靠前，打头的两个是张奚若和吴晗，父亲也算不上是重点。后来没有搜成，那是因为进步教授李广田转移视线，把军警们领到别处去了。

被国民党怀疑不算什么，但是让父亲后来一直感到纠结的，是他同时也被共产党怀疑，被自己的好朋友怀疑。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查清他的历史之后，有党员领导干部向他道歉，不知是不是代表组织。说：“对不起你，过去我们怀疑过你是国民党特务。”其实1950年他提出申请入党被拒绝时，就有人对他如此说。他问有何根据，那人告诉他是吴晗讲的，父亲顿时就懵住了，他万万想不到会这样。我母亲当时正巧在场听见，接连大呼冤枉，这不是栽赃吗？父亲想起1948年3月，在他暂停民盟活动之后大约半年，他认为风声过去了，想恢复参加民盟的活动，但是到了吴晗家里，发现吴晗态度冷淡，只是为他倒一杯水，然后坐在对面，面向他皮笑肉不笑，也不讲话，这与以前判若两人。他自责因为软弱，脱离革命浪潮去避风，致使吴晗对他改变了看法，也没有多想。后来他才知道，吴晗此时的态度完全和他几个月来的表现无关。只是因为吴晗不久前见到苏联领事馆领事齐赫文，齐向吴谈到他对我父亲的一些印象，比如说，父亲既和美国人有联系 （军调部美方），又和苏联人有联系（领事馆的3人），还和国民党有关系（刘瑞恒），甚至齐赫文还无中生有地说有人看到父亲和一个国民党军官一同坐火车去天津。这样的人是否背景复杂得有些可疑？于是吴晗认为我父亲特务嫌疑很大，他将自己和齐赫文的看法带回清华，报告给了清华地下党。

清华大学从云南迁回北京时，教师中还没有几个地下党员，但到了1950年前后，入党的就已经有了几十位。这批人都是建国前夕追求进步的青年教师和大学生，他们在1948—1950年间被党组织吸纳。他们就是后来清华党员干部的骨干，其中很多人陆续做了清华的校领导，其实，我父亲开始也曾经属于这批进步知识分子，但是从吴晗讲了这番话以后，他便被从人群中抛了出来，入了另册。

对父亲的这项怀疑和指控，虽然在两三年后就澄清了，但是它在父亲内心深处，却打下了一个死结。父亲没有想到吴晗会这样对待自己，太让人寒心。从此他不再与吴联系，几十年，两人没再见过面、通过信。吴很快调走，高升了北京市副市长，五十年代他曾回过几次清华，有时约民盟的老同志见面，父亲都有意避开，因为他不知见面可以说什么。1967年，吴晗挨整，北京市委派来一个”文革”专案组，找父亲做外调。主要是希望证明吴晗是苏修特务。他们之所以能找到父亲，是因为吴晗档案的自述材料里提到父亲，且提到父亲和苏联人的交往。那时父亲也在受审查，揭发吴晗或可立功，而且念及过往的恩怨，这真是送上门来“报一箭之仇”的机会。但父亲不肯落井下石，他对专案组说，“我无法证明”。

专案组大怒，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父亲也急了，说“解放前，是我和苏联人有联系，但是吴晗没有联系！”专案组悻悻而去。他虽然在关键时刻维护了吴晗，但心里却一直没有宽宥他。吴晗“文革”惨死，他也唏嘘感叹，毕竟他们曾经朋友一场;但八十年代清华为纪念吴晗，在荷花池边上修建“晗亭”，并为吴晗塑像，举行揭幕仪式前，他收到请柬，但最终没有前去参加。

三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清华和北大一样，可以算是“文革”的发源地。聂元梓贴大字报时，清华就有人响应，矛头针对校党委。本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父亲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当权派，走什么道路跟他也不沾边。他不认为自己会有什么灾难。

6月1日，《人民日报》 发表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的社论，清华学生正式行动起来了。6月2日，一群校党委领导被押解到二校门前批斗，学生让他们每人表态，低头认罪。又是1958年点过父亲名字的那位党委第一副书记首先讲话，他讲得不多，承认了自己的一些工作失误。可是其中竟然又提到父亲。他说，“我有罪过，我包庇了李相崇，他是个漏网右派。”那时为了搞运动，家属区都安装了高音喇叭，父亲站在我家门前的院子里听批斗会的实况。听到这里，他快步走进屋里，对我们说，“这回，我又要挨整了。”

“文革”初期是造反派当权，他们是老账新账一起算的。他们查阅了父亲的档案，给他定了一大串罪名。“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最好听的说法了，结合他的历史，他还是“漏网右派”、“苏联间谍”、“特务”、“告密者”。至于这最后两条，就和他“忠诚老实运动”中写的自述材料有关。造反派认为，父亲曾经出卖了两个地下党员。

8月里，我家被连续抄家两次，造反派临走时，还在屋里贴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类的大字标语。其中有一次抄家时间达三四个小时，把柜子和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丢到地下，目的是寻找发报机。那天我的两个姐姐都不在家，造反派决定把我作为审问的突破口。他们把我单独关在一个小屋里面，让一个面容和善的女红卫兵与我做循循善诱的谈话。重点还是追查发报机和凶器，比如枪支和刀具。那女红卫兵首先承认我是革命队伍的一员，希望我反戈一击，“老子反动儿背叛”。但是我用一连串的“不知道”回答了她。并不是我有多么坚贞不屈，我其实是真的不知道父母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但父亲是认罪的，尽管他并不承认那些具体罪名，可是他在抽象意义上接受自己有罪。对于抄家他肯于配合，他甚至主动到厨房里，把菜刀和炉灶上用的粗大铁通条找出来，作为凶器交给造反派。

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罪证，造反派宣布了一条“最后通牒”，限父亲三天之内交出一万元作为“文革”活动经费，否则就抓人。那时的一万元可是个大数字，一般人家里，恐怕连几百元的存折都没有。父亲虽然过去搞翻译，挣过几万元的稿费，但是三年困难时期，恰逢母亲患肝炎，为了给母亲滋补身体，父亲经常在黑市买高价肉，高价糖，把钱都用掉了。现在存折上只有1700元。凑不够，怎么办？母亲找出她的首饰盒，那里面有些金项链、钻石戒指之类，最珍贵的是一对翡翠手镯，那是我祖父家的传家宝，父母结婚时，祖母亲手传给母亲的。这对手镯我见过，碧绿碧绿的，色彩极艳丽。如果放在今天，应该是个天价。为了父亲不被造反派抓去受折磨，母亲狠狠心，把存折和首饰一起交了。这一交，便是永远的失去。十年以后，“文革”结束，退回抄家物品时，存折尚在，但首饰盒却无影无踪。后来母亲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心痛不已。

由于党委领导在第一时间提到父亲，所以父亲挨斗的规格被提高了。不仅在系一级，也在校一级挨斗。每次斗争蒋校长，或者斗争校党委领导，父亲都要陪斗，低头“坐飞机”，一站几个小时。他倒是没有挨过打，因为他身体好，能站得住，低头的姿势也比较规范，没让造反派感到“不老实”。但是这本事也不是天生的，而是练习的结果。他怕在批斗会上坚持不住，经常回家自己摆出“坐飞机”的姿势，练练腰身。我回家若是看到这种景象，心里就像翻倒了五味瓶，不知该如何面对。

“文革”期间，母亲最怕的是父亲自杀。有一个阶段，清华的教师们经不住迫害，多人自杀。今天小树林吊死一个，明天荷花池又淹死一个，触目惊心的消息总是不断。那时父亲正在被劳改，天天早出晚归，在清华园里做清洁工。没有固定的劳动场所，也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晚上十一二点，若是还不回来，母亲就坐不住了，急急让我去找。有时我都睡着了，母亲把我从被窝里拎出来，让我去看个究竟。我通常要先去湖边看看，因为那里自杀的人最集中，然后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转上一大圈，一旦发现劳改队的踪影，心里就长舒一口气。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明，“你不用担心，我永远不会自杀。如果我自杀，我的事情就搞不清楚了。我还不想不明不白地死。”

四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与其说是在业务上重新焕发了青春，不如说是在政治上扬眉吐气。

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父亲得知消息，欣喜若狂。他立即骑上自行车，到五道口百货商场，花了150元，为我买了一块瑞士百浪多手表作为礼物。他很感叹地对我说，“你为我争了气呀！”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我知道，这句话释放了他多年的压抑。

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学校第三次讨论发展我入党。这一次，他们专门派人到清华大学外调。清华方面接待的同志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他在军调部期间“提供两个地下党员的地址”的来龙去脉，武大党组织明白了真相，立即批准我入党。事后，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林豪生对我说，“你的档案里面，原先有关你父亲的外调材料里有一些不实之辞，我已经把这些材料抽出来，一把火烧掉了。”我真的非常感谢他，因为如果没有他，那些对于父亲的无端指控将会伴随我一生。

我一入党，我家的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就立刻变得简单了。我大姐李维琪从小就是拔尖的人物，到了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工作以后，表现出色，成绩突出，老早就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可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就是不批准她入党。现在我入党了，她的入党问题也迎刃而解。

紧接着，我二姐李维文在北京郊区的一间酒厂里也入了党。后来她还做了酒厂的党支部书记。

其实，入党对于我们姐弟三人来说，就像我上大学一样，与其说是为了争一个什么好前途，不如说是要争一口气，为我们自己，也为父亲。这实际是在争取一种政治上的平等待遇。看到我们都入了党，父亲的高兴是不言而喻的。这时，他想到了自己也该重新提出入党要求了。

那是1986年，他又正式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这申请书是用思想汇报的形式来写的，也算是向党交心。

在这之前，有一个久违的老朋友来找过他，这就是1958年因为给父亲做辩护而被撤职并受到党内处分的李宗福。李宗福说，80年代初，他到北京市委查阅过50年代政治运动的档案资料，发现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向市委上报的“反右运动”材料里，涉及父亲，引用的言论是父亲说：“把党委书记吊在树上，不算反革命事件。”父亲听了大吃一惊，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完全是捏造。他相信这一定是当时主持清华党委工作的那位第一副书记干的好事。他想起后来北京市委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文件里，提到我们的大学里有人扬言要把党委书记吊在树上，还以为是别人说的话，与己无关呢。谁知竟然指的就是自己当初那番“沧海一粟”的言论。

父亲很气愤，他想要申诉。此时写入党申请书，自然不能不提这件事。他把申请书写好后，让我帮他看一遍。我觉得他太软，太面，太客气，很多话没有说清楚，于是在他的稿子上大改，加了一些有分量的词语。比如我提到，起初党支部拿“蒋校长上树”出来讨论，就是设陷阱，引蛇出洞;校党委当时是以对于蒋校长个人的忠诚度作为取舍干部的标准，违反党的组织原则;校党委事后向北京市委汇报，又是无事生非，捏造事实，谎报军情，目的在于整人;后来采取的一系列组织处理措施也都是完全错误的。父亲看了我的改稿，也觉得很过瘾，把他的心里话说透了。他对我说，你真不愧是学中文的，真不愧是当编辑的。于是他誊清了稿子，把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接着，一连很多天，父亲都在焦急地等待组织上找他谈话。一个多月以后，系党总支书记找他，说是要谈谈。他以为是谈他入党的事，兴冲冲地去了。回来时脸色不大好看。他告诉我，原来是组织上向他宣布，让他退休。理由当然还是年龄原因，他已经72岁了，还不该退休吗？

我对父亲说了一句抱歉。我知道显然是我激烈的言辞，把党委那班人刺激了。虽然今天的党委已经不是过去党委的同一批人，但组织却是一脉相承的。谁都不愿你提及过去，揭陈年的疮疤。组织是一贯正确的，永远不需要忏悔。

此时父亲觉得，此生入党无望了。

谁知事情后来又发生戏剧性变化。

1992年，退休6年之后，他已经78岁。这时可能是因为大学里的思想教育工作陷入了低谷，清华大学校系两级党组织迫切需要树立一个一生追求马列主义不动摇的老教师典型，他们灵机一动想到了父亲。这次是党组织主动来请他入党。他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五

父亲的晚年，每天依旧坐在办公桌前，编杂志、读书。他读的最后一套外文书，是俄文版的 《列宁全集》。大约是在本世纪初，他用了5年时间，把这部40卷的巨著重读了一遍。这是他第二次通读 《列宁全集》，第一次是在70年代，“文革”后期。我想，中国有那么多自认为是马列主义者的干部和理论家，恐怕没有几人能够像他这样阅读原著的。

闲暇时间，他也会见老朋友。到家里来的，有些是清华的老教授，更多的是外语教研室的旧同事，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共忆往昔，同发感慨。到了后来，老人们也都走不动了，家里客人渐少，更有一些老友陆续离世。他常想起表兄周一良借用杜甫诗中的“访旧半为鬼”来向他抒发身世之感，自己也常感寂寞。

父亲和周一良的联系早已恢复。粉碎“四人帮”，周一良因“梁效”问题被隔离审查了两三年。审查一结束，父亲就去看望他。父亲觉得这位表兄此时很需要朋友的温暖。他们经常相互串门走动，有时出门不便，就通个电话。周一良写回忆录 《钻石婚杂忆》、《郊叟曝言》 时，有些早年往事记不清了，就打电话来问。父亲记性好，便帮助他回忆当初。周一良的 《毕竟是书生》 出版，送来给父亲。父亲看过对我说，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书生还是别掺和政治的好。他理解周一良经受的精神痛苦和反思，他们不仅是亲戚，毕竟有着80多年的交谊。

2001年10月，周一良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他在西直门外无名居摆了十几桌宴席，请周家三代的100多位亲属会餐。那天父亲也在被邀请之列。周一良没有和大家一起吃饭，他只在饭后来到大家中间，坐了20分钟。因为在座的客人，只有父亲和他是同辈，所以他始终和父亲坐在一起，而且一直和父亲手拉着手。他们谈话不多，父亲未必有意识，但是周一良肯定是把这作为最后的诀别别。一周之后，周一良离开了人世。父亲赶到八宝山去参加了遗体告别。

2005年以后，父亲不大看外文书了，我便找一些中文书给他看，书的内容，都是他关心的题材。有的写他熟悉的人物，有的是他熟人的作品。

杨绛先生曾经在清华与父亲同事，我把 《干校六记》、《我们仨》和 《杂忆与杂写》 给他看，他感叹说，杨绛的文笔真好，如果我有这样的文笔，我也有很多故事可写。于是我让他先写一些回忆录，把资料留下来。我对他说，你的故事，我将来会写。他似乎得到一些安慰。

他和杨绛先生自从1952年清华院系调整之后没再见过面。因为杨先生也对我多次说过，她和父亲过去是很好的同事和朋友，还说一见到我就想起我父亲。于是我很想安排两位老人做一次重逢。但是后来考虑到两人听力都有障碍，见面也只能笔谈，交流非常困难，遂作罢。

何兆武先生到清华较晚，父亲并不认识他，但他的 《上学记》 里写了很多清华的人物，包括吴晗。父亲看了说，写历史就得这样写。过去我们把一些人物，要么美化了，要么丑化了，可信的不多。

韦君宜先生是父亲南开中学的同学，我请父亲读她的 《思痛录》。父亲十分佩服韦君宜的勇气，敢于直面历史，直面现实，直面自己的内心。他发议论说，清华党委中的一些人，缺少的就是韦君宜的勇气，当然更缺少的是她的诚恳。

大约在2007年以后，《炎黄春秋》 杂志发表了一些研究北欧国家特别是瑞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大意是讲列宁批判过的第二国际社会主义理论，在北欧却实践成功了。该杂志还发表了谢韬的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一文。我把这些杂志都找来给父亲看。我觉得他读了一辈子马列，一定对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很关心。父亲逐篇都仔细读了。但是他没有发表评论，我问他有什么看法，他也不讲。我想他内心的感受会非常复杂和矛盾。我最终没能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遗憾。

那位清华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后去了甘肃，先做兰州大学校长，后来做了甘肃省委常务副书记，他也写了一本回忆录，题为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我买下这本书给父亲，但是他拒绝阅读。他说此人不懂得忏悔，写文章也会文过饰非。

我想父亲是有理由这样说的。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在“文革”后期被“三结合”进清华领导班子。1975年，他因为反对江青派到清华的迟群和谢静宜，曾两次上书毛泽东，结果被毛泽东认为“矛头是对着我的”，于是他和邓小平一起“第二次被打倒”。这件事为此人赢得了不少社会同情，在人们眼中，他也算是反对极左思潮的英雄。其实外人不知，“文革”以前清华的一些整人运动，特别是“反右”，就是他主持的。但我们至今没有见到他给任何人道歉。在这里人们很容易联想起周扬。周扬“文革”后复出，是有过深刻反思的。他公开在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为自己过去整人的过失道歉，如此尚不能得到一些深受伤害的作家谅解。而像这位清华党委前负责人，不能获得原谅是必然的。

为此，父亲曾经找过清华校党委，郑重要求这位党委前负责人对当年向北京市委汇报他的“右派言论”时弄虚作假、伪造材料向他道歉。但是党委希望他息事宁人，说，现在时过境迁了，那位党委前负责人也不在清华了，而你都已经入了党，这事情就算了吧。

六

父亲去世以前，一直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

那是关于他的“档案袋子”。他清楚地知道，他的档案里有两个材料，是应该做出处理的。一是1958年他因为“右派言论”挨整，但后来又因为未戴右派帽子而没有给他“改正”的机会;二是工宣队给他做过一个可以随意解释并且贻害无穷的“历史问题”结论。他找到清华党委组织部，要求重新对他1958年的问题做一个平反，并且销毁1969年工宣队关于他“历史问题”的结论，因为这个结论，原本就是建立在他的自述材料上的曲解。党委的同志和颜悦色地劝他，这一点小事别太在意了。现在已经不搞政治运动，谁也不会再看这些材料了。但他犯了倔脾气，质问对方：你们是想再来运动的时候还用这些材料来整我，或者是想利用这些材料来整别人？人家见他是个90多岁的老教授，也不和他争论，但是他的要求，人家也没有理睬。

200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他站在屋里好好的，忽然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家人把他送到医院，一检查，说是患了脑血栓。病情很轻微，身体行动没受多大影响，但是记忆力开始渐渐丧失。

刚一患病，有不少人来探望，老朋友、新同事都到医院慰问，川流不息。但是时间长了，看望的人渐渐减少。毕竟和他感情深厚的老朋友们，大多也是80以上的高龄，来一趟也不容易。而现在外语系的领导和教师，认识他的已经没有几人。他们闻讯来看望一次，不过是礼节性的安排。

他的大脑越来越不好用。说话越来越少。我二姐陪他住在清华，我自己住南城，平时上班，我只有周末才能去看望他。每次去，我都发现他的语言功能和记忆功能在减退。但我去了，他有时会忽然说出一段话，讲的是几十年前的事。不知他为什么会在这时提起，完全找不出逻辑。

患病两年之后，有一次他在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住院，我去看他，他斜靠在病床上，对我说，“昨天，有三个记者来采访我，说是要写我的传记。他们向我核对我的人生经历，谈到我的‘政治历史问题。我对他们说，我没有‘历史问题，我没有‘历史问题呀！”

我知道，这是他的幻觉。昨天根本没有记者来过。但是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幻觉呢？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凉和辛酸。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听到过父亲整段整段的讲话。他的语言，变成破碎的，先是一句句的，再是几个字，最后只是一两个字。

2012年10月19日晚上，父亲因心肺功能衰竭去世，享年98岁。当天下午我去探视过他，刚回家，医院就报病危，我晚上9点赶回医院时，他已经咽气。大姐、二姐都在场，但处理后事，有必要通知清华外语系。我们费了很多周折，才打通了外语系主任的电话。11点钟，系主任带着一个老教师来了。我们便一起商量，当时我觉得，后事可以从简，因为今天外语系的老师学生，基本都不认识他，甚至都不知道他。他毕竟太老了，不再属于这个时代，人们不需要记得他。所以现在连清华外语系的网站上，都没有一点关于他的介绍信息。我对外语系主任说，丧事我们家自己搞，就不惊动系里的领导和老师了。但系主任说不行，李先生是有影响的老教授，一定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家人只能从命。

正巧这时，澳门大学邀请我去访学一周。我把行程压缩到四天，快去快回，一周后举行遗体告别式。在澳门工作之余，我打电话回来，问仪式准备得如何？二姐告诉我，差不多了。我问都有什么人送花圈？她说就是外文系的一些人，因为系里说，这个仪式系里自己办，就不知会学校了。我觉得不对劲，他们不是说李先生是有影响的老教授吗？难道他的影响仅仅限于清华外语系？

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清华的一位副校长。于是我给这位副校长拨通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副校长连连说，“我们不知道，真不知道呀。马上安排。”

在副校长的关照下，遗体告别式上，我见到了清华大学党委、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前国家教委副主任、清华大学前校长张孝文和几位清华新老副校长敬献的花圈。总算是为父亲略备哀荣。

就这样，父亲走了，去天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了。

（选自《当代》2015年第3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