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

带有私心的“惩贪”，难以形成有效的反腐机制，人亡政息，甚至人未亡政已息，也就毫不足奇了。

刘宋的开国君主刘裕出身寒微，凭借军功和特殊时代机遇在东晋末年异军突起，并最终迫使东晋皇帝“禅让”帝位，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刘裕本人成为刘宋武帝。或许一方面由于出身关系，对民间疾苦了解更多、更深入；另一方面冷眼旁观，对东晋吏治之腐朽、贪腐之误国，有较清醒的认识，即位后的刘裕不仅雷厉风行地推动廉政建设，更身体力行提倡俭朴风气。

史书记载，刘裕“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对珠玉之类珍宝弃若敝屣，未即位前喜欢穿普通的木屐和皇后亲手缝制的布衣布袄，即位后则把这些旧衣旧鞋分赠给公主们，让她们用这些东西告诫骄奢不节的后代。

他的儿子、刘宋第三代皇帝宋文帝刘义隆同样提倡节俭且以身作则。鉴于当时奢靡风气业已抬头，他刻意让宫中养蚕并诏告天下，希望引领勤俭风气。他的弟弟刘义恭出任荆州刺史，他专门写信告诫“一月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比三十万更少），益美”，谆谆嘱咐他“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赌博）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要求他不要大兴土木修建府邸。

在整肃吏治方面，刘裕、刘义隆强化了监察体系，在中央加强了御史台权威，在地方则一方面赋予都督、刺史和太守更多肃贪权力；另一方面派遣“典签”作为皇帝特使，行使地方监察功能，一批以“刚严用法”著称的官员，如张道欣、刘湛等得到重用，而一大批贪腐官员受到惩处。对于江湛、王镇之等清廉官员，刘裕、刘义隆都给予提拔重用，其中“不营私财，无兼衣余食”（替换衣服和多余食物都没有）的江湛长期执掌官员选拔要任，最终在刘义隆太子刘劭发动政变时以身殉职，“在镇不受俸禄”的张道欣则被刘裕称赞为可与前代清官吴隐之媲美，提拔他出任富庶偏僻、最容易滋生贪腐的广州刺史。

刘裕、刘义隆最重要的整顿吏治措施，是重用寒门官员。在中央，他们任命出身贫寒的官员担任中书监、令等职务不高、权力重要的官职，以扭转世家垄断高级官职的积弊；在地方，“典签”等富有监察职责的官员，大多由寒门庶族子弟出任，并赋予他们监督皇亲国戚、世家大族主官的职责。

然而这种被史家称为“宋世之极盛”的清新气象，仅维持了三十多年就戛然而止，刘宋王朝再度陷入骄奢淫逸、贪腐成风的颓势，且较以往变本加厉。

刘裕也好，刘义隆也罢，最终脱不了任人唯亲的窠臼。刘裕很重视剔除亲属中不称职、不清廉的成员，不让他们承担重任。如生性“庸鄙贪纵”的亲兄弟刘道怜，即便母亲萧氏亲自说情，也得不到所觊觎的扬州刺史职位，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刘裕年仅十多岁的次子刘义真，理由是刘义真尚未成年，所以扬州“事无大小”实际上都会由刘裕本人亲自处理，很显然，刘裕的用人标准，仍然是出于自己统治的便利。刘义真在担任扬州“傀儡刺史”前，还曾被任命为留守关中的总负责，因为年幼、不懂得处理麾下将领间矛盾恩怨，最终导致诸将自相残杀，强敌趁虚而入，好不容易收复的关中就此得而复失。

如果说刘裕终究还能对部分不称职亲属痛下杀手，那么刘义隆就连这点也做不到。他虽谆谆嘱咐刘义恭，要勤俭、清廉，但刘义恭本人在历史上却以奢侈、好享乐、纵情声色著称，可尽管刘义恭的所作所为和刘义隆所嘱咐的背道而驰，却丝毫不妨碍他此后步步高升，直至升到大将军、太宰的高位。他的太子刘劭野心勃勃，擅政揽权，另一个儿子刘濬作奸犯科，且和刘劭沆瀣一气，他早已察觉却一味犹豫姑息，结果贻误事机，反被刘劭、刘濬发动政变杀害。

对待贪腐官员的严惩，也往往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贪污二百四十五万巨款的南蛮校尉张邵，431年赃事发作，本已被执法机关廷尉判处死刑，但世家子弟、任职左卫将军的谢综以张邵系“先朝旧勋”为由说情，居然获得批准，张邵仅仅被免官，后来更重新获得重用，刘义隆甚至当着张邵的面讲述从宽发落的缘由，要张邵领谢综的情。

刘裕、刘义隆父子重用、提拔寒门，强化监察机制的根本原因，是惩于东晋世家大族和方镇诸侯权势煊赫，尾大不掉，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在无法触及爵位世袭机制和九品中正制的门第选拔体制前提下，不得不通过信用寒门子弟、设置级别低但权力高的新职位，和用“典签”等钳制正职地方军政首长等“盘外招”，迂回实现军政权力向皇室的集中。

为了减轻集权阻力，刘氏父子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持皇族、士族的最根本利益——高官厚禄不变，甚至有时还要给予加强，只要这些人安于养尊处优，而不对君权有所觊觎，便可相安无事。如王、谢家族尽管厚自奉养，侵渔剥削，但除了有政治野心的谢晦等个别人，其余都安享富贵。

既要保证世家大族的官位、物质利益，又要为“干实事”的官员安排新职位，所谓“吏治整顿”，自然只能是越整越臃肿。而带有私心的“惩贪”，难以形成有效的反腐机制，人亡政息，甚至人未亡政已息，也就毫不足奇了。

刘义隆在位后期，任用寒门子弟戴法兴、巢尚之、戴明宝三人为职位低下、权势极大的中书通事舍人，这三个“权重当时”的寒门人物，除巢尚之还较清廉外，另两人掌握用人大权后“大纳货贿”、“门外成市”，大搞权钱交易，牟取了许多不义之财。

道理是明摆着的，刘宋的反腐，更多出于政治斗争和权谋的需要，而非立意从制度上整顿腐败。虽然对世家用人制度的腐朽有较清醒认识，却又不肯为消除这一政治隐患，付出必然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其结果，便是既有的贪腐不能根除，新提拔起的寒门官僚，却又自然而然在权势、财富上和世家攀比、看齐，最终成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急欲权钱“兑现”以赶超豪门的“饿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