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芒 周鹏飞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东、中部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日寇铁蹄所至，烧杀掳掠，肆意摧残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迫使东部地区的大批高等院校内迁西移。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为了重振中华民族的教育伟业，各高等院校又重历艰辛曲折、陆续复员东返。本文拟对抗战胜利后著名高校的东返复员略予探讨，以此作为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一、西南联大的复员东返

日本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肆意践踏，迫使中国文化重心内迁西移。抗战胜利后中国文化重心复员东返，形成再度迁移壮观。高等院校的复员东返或北上，就是这次文化重心再度迁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次高等院校的复员东返中，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临时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的复员最具代表性。

早在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18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在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信中就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即将来临，各内迁高校应赶紧筹备复校计划;西南联大的文、理、法、商、工各院系学生应分配给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续读;联大之师范学院将来应如何办理，应早规定，并定院长，以作筹备。①

同年8月23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决议，抗战已胜利结束，为筹备三校迁返平、津，设立三大学联合迁移委员会，由郑天挺、黄钰生、查良钊、施嘉炀、陈岱孙等五人组成，郑天挺为主席。②10月又增聘郑华炽、霍炳权、周炳琳、沈履等为联合迁移委员会委员。③这时举行的战后之中国系列讲座中，赵遒抟讲了《战后复员问题》。8月29日，迁移委员会为三校复员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

9月11日，梅贻琦抵达重庆，主要任务是参加“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顺便就三校复员的某些原则问题请示重庆当局。9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设宴招待出席大会的部分代表。梅贻琦应邀参加宴会并被安排在蒋介石旁边就座，“得与谈话”。蒋介石在饭后就“善后复员”问题提出几点“原则指示”:一是复员应在明年课业结束后开始;二是战后建设应农工并重;三是学校应质量并重。同时他还强调，迁移的“准备愈充足愈好，归去愈迟愈好。政府不亟亟于迁都，各校也不应亟亟于回去”④。关于西南联大的复员问题，这次会议决定:三校复员北返，师范学院继续留在昆明。

9月间，张伯岑派黄钰生去天津筹备南开大学复校工作;10月17日，郑天挺奉北京大学之命，回北平接收北平临时大学;陈岱孙奉命赴北平接收清华大学校舍。

抗战期间，仅教育部驻渝办事处协同东迁的大专学校就有60所，师生共64000多人，跨省迁移的专科以上学校还有27所，交通工具不够分配。因此，迁移时间只能在来年春夏之间进行，不可能更早。举国上下正在欢庆抗战胜利之际，内战的阴霾悄然而至，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以西南联大为主体的昆明学生于1945年12月1日发动了旨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一二·一”运动。经过这一场民主运动，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于1946年2月10日写信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要求敦促西南联大早日离开昆明。在这种情势下，西南联大决定从1946年5月10日起开始迁移，各项工作准备于5月底办理完竣。

1946年4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校的复员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旅费分配，由各学校讨论并制定标准，按迁移距离远近分成三类:川康黔桂四省的教职员及眷属每人12.5万元，毕业生每人7.5万元;陕甘豫鄂湘赣粤等省的教职员及眷属每人25万元，毕业生每人15万元，由训导长及迁移委员会主席签证后发给。在籍肄业生随学校迁移，应届毕业生视工作地点，需要者也可随行。⑤

迁移的准备工作虽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可是交通工具的困难却一时难以解决。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于4月10日开会决议:鉴于陆海空交通工具在最近几个月内无可设法，本校应暂缓结束;下学年度第一学期提前上课，从6月3日开始到9月7日结束，9月9日至14日举行学期考试;仍请迁移委员会加紧推进迁移工作，但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方案。一个星期后召开的校务会议向常委会提出尽快迁移的建议，实际上否定了常委会关于再在昆明办一学期的决议。4月24日的常委会接受了校务会议的建议，决定仍照原定日期结束，尽速设法迁移。并转函三校在平津地区的负责人员着手为当年10月1日以前到达平津的学生筹划住宿地点。

与此同时，联大发动群众四处求告联大及三校校友，想方设法解决交通工具问题。不久便得到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支持，由救济总署提供汽车。拟定迁移线路为:从昆明坐汽车出发，经贵阳到长沙，从长沙乘船经武汉到南京，再从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然后从上海乘开滦煤矿运煤南下空返的货轮，到秦皇岛转火车赴天津、北平。沿途各中转地(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秦皇岛等地)均由联大及三校校友组织接待委员会接待，并设法与当地学校联系解决食宿问题。

1946年5月4日，联大全校师生举行结业典礼。北大、清华、南开及联大在昆校友参加，梅贻琦常委主持典礼并代表常委会宣布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代表汤用彤、叶企孙、蔡维藩等先后致辞。冯友兰宣读了由他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结业典礼在《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声中结束。会后去联大后山为西南联大纪念碑揭幕，再回到图书馆前草坪合影。至此，与抗战共始终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完成其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后正式宣告结束。当天即有复员学生百余人离开昆明北上。

5月11日，联大学生210人分乘善后救济总署的7辆卡车由昆明开赴长沙。5月30日，联大部分复员学生乘车赴渝，行至松坎附近翻车，多人受伤。6月15日，教育部发训令，决定将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在昆明独立设置，改称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任命查良钊为院长。⑥6月17日再发训令，决定昆明师院分设国文、史地、英语、教育、理化、博物、体育等院系，并附设中学。原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所有校舍、课桌、图书、教学仪器及其他校产等均拨付给该院使用。联大师院原有教职员、学生继续留在该院。⑦

自6月起，由于交通工具紧张，学校决定除发给学生复员旅费外，还发给“请沿途军警放行”的通行证，自行北上。集体北上学生分两路:一路乘汽车经贵阳到长沙，转乘小火轮经武汉到上海，再乘海轮到秦皇岛转火车到平津;另一路经广州到香港，循海路到上海，与第一路人马会合。

联大最后一批复员北上学生200余人，分乘善后救济总署的汽车于7月11日上午11时离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及留昆学生到汽车西站送行。7月27日，复员北上途径上海的师生及上海校友200余人，为7月16日被国民党暗杀的民主斗士、西南联大教师闻一多先生举行追悼大会，要求惩办凶犯，以平民愤。7月3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决议财经、余款、印章、本校校志，暂由北大保管。至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全部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其他高校的复员东返

除上述西南联大所属三校分批复员外，其他内迁高校也在经过充分筹备后，相继东迁北上返回原址继续办学。各校师生复员重振东部教育大业的心情和目标虽然基本一致，可是各校复原的具体情况又千差万别。兹就以下十来所学校为例简要说明。

同济大学于1941年到迁四川宜宾李庄镇，使这里的医疗、文教、卫生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宜宾人民曾称赞同济附属医院“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会誉日隆”⑧。1945年8月，在战火中坚持流亡办学的同济大学师生员工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无比欣喜，恨不得立刻回沪重建校园。李庄各界群众闻讯后，热情挽留，依依话别。同济大学将在宜宾的附属医院所属西郊花园校舍捐赠给县卫生院，将在李庄的工厂、教授宿舍、附中等处房屋及桌椅等家具赠给当地政府。不少学生也将自己用过的家具赠送给房东，聊表感谢之意和惜别之情。

抗战期间，上海的大夏大学(1949年上海解放后，大夏大学改为华东师范大学)先后几迁。抗战胜利的喜讯传到当时在贵州赤水办学的大夏大学，几经奔波流离的大夏大学师生为之激动不已，乃积极筹备返回老家上海。但内迁的机关、学校、工厂等都争先恐后地东返复原，导致交通工具非常紧张。教育部遂要求迁到西南的各大专院校照常上课，等到1946年4月以后，才能迁回原处。因此大夏大学1946年度的两个学期仍在赤水上课。1946年4月1日，大夏大学在重庆设立复员办事处，欧元怀校长亲往主持。5月以后，开始办理复员工作。副校长王毓祥于4月底飞回上海主持复员工作及修建校舍等事宜。经过紧张艰苦的筹备，于1946年夏，雇得大木船数艘，满载颠沛流离的师生和饱受搬迁损伤的图书仪器，由赤水启程，顺长江东下。所有师生和公物于9月中旬安然回归上海。大夏大学离开赤水时，为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和县立赤水女中留下了一些校舍、桌凳、图书、教学仪器、生物标本和一批优秀的教师，直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赤水县第一中学还可以看到大夏大学留下来的文件柜、图书、生物标本和大批教学仪器。

由北平内迁西南的中法大学的复员工作，则是在与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作斗争中同时进行的。抗战期间，中法大学迁昆明。抗战胜利后，一时未能迁校北返。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一二·一”惨案后，中法大学的学生们参加了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等四烈士的入殓仪式。中法大学教授发表谴责反动派血腥罪行的宣言后，师生们随即投入了公祭四烈士的各种活动，如守灵、接待、纠察、募捐等。在殡葬仪式和抬棺游行时，中法大学在教师宿舍门口设路祭，路祭台前挂着中法大学师生的挽联:“集会无自由，杀人有自由，是为‘民主’;血泪哭同学，馨香祭同学，哀此国魂。”⑨1946年6月，中法大学准备复员北平。在此期间，又出现了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正在整装待发的中法大学师生，又参加到声讨反动派的又一血腥罪行的斗争行列中。8月，中法大学北迁，师生含泪告别昆明。学校北迁后，中法大学附属中学仍留在昆明，改名为昆明中法中学。后来人民政府接管了这所学校，更名为昆明市第五中学。

全国抗战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有效促进了战时陪都和西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留在重庆的复旦校友和有关人士，为了纪念对复旦大学作过重要贡献的复旦老前辈马相伯和原任校长李登辉，在嘉陵江畔的北碚夏坝复旦大学原校址开办一所“相辉学院”(属私立性质)，复旦大学教职员中有不愿迁回上海者，留在该院继续执教或工作。1946年5月，复旦大学师生分水陆两路复员返回上海，翻开了复旦大学校史上新的一页。

作为我国历史悠久和有着光荣革命传统与优良学风的武汉大学，抗战爆发后迁西部地区。自1938年4月至1946年秋，共在四川乐山艰苦奋斗办校8年。1946年秋迁返武昌。在乐山的8年，对乐山的政治、科学、文化、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46年东返时，武汉大学把在乐山添置的房舍、家具和中小学一切设备都无偿地送给乐山人民。乐山四中的前身便是当时的武大附中。此外，还留下一批教师、研究生和技术人员在乐山继续工作。

国内建校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的金陵大学(1888年创办于南京)于1937年11月从南京举校西迁到成都华西坝。经历了8年迁川办学的艰苦历程，金陵大学也于抗战胜利后迁返南京。经过半年多的准备，除应届毕业生外，其他年级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从1946年4月起，分两路分批出发。一路经成都到重庆，沿长江而下;一路由川陕公路到宝鸡，经陇海铁路转津浦铁路南下。学校对迁返工作组织得周到细致，每批都有教师和高年级的学生负责领队。即便如此，返校的师生员工在水陆交通不便的途中仍备受折磨。有的因所乘坐的木船触礁而掉进波涛汹涌的长江;有的在川陕公路弯急坡陡处因发生交通事故而伤亡;有的在东返途中被国民党特务抓走;有的久费时日，几经周折，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南京。1946年8月，学校在南京恢复招生，9月中旬开学复课。

北平燕京大学因其校产、经费来自美国，勉强在北平苦苦支撑了四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包围后被迫解散。师生们艰难跋涉，来到成都。1942年10月1日，燕京大学在成都正式开学。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开始着手准备离开成都迁回北平。由于当时的交通条件非常落后，负责组织、带领全校师生复员回北平的美籍教师夏仁德先生在路途上总是坐在大卡车的最后面。每到一地停车休息时，都会看到他头上、身上全都是厚厚的一层泥土。成都燕大师生400多人，先后分成五批，从1946年夏初开始，陆续回到北平。

山西铭贤学校(山西农大前身)师生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4月，经河南、陕西，来到四川金堂县，行程近2000多千米。在这里，他们历经了七八年的漂泊生活，为当地经济、科技、教育及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投降后，铭贤学校积极筹备复员工作，原来在山西太谷孟家花园(现山西农业大学校址)的校产，由于各方协助，大部得以保全。原拟直接到太谷复校，后因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同蒲铁路交通受阻，乃决定中学部先迁陕西三原，大专部部分仍留金堂继续上课，部分同学转入四川大学借读。1947年夏，因内战范围不断扩大，迁回山西太谷复校的阻力越来越大，校董会决定学院全部迁往成都办学。1949年12月，成都解放。直到1950年10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的直接帮助下，铭贤学校(包括学院、中、小学)师生才全部由成都迁回山西太谷孟家花园旧址继续办学。

民国初年创办于北平并在全国法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朝阳学院(全称为私立朝阳法学院)，也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经湖北沙市(稍作停留并上课)西迁至四川成都继续办校。1941年奉教育部令迁到重庆后，在校学生迅速由原来的300多人增至800多人。⑩1946年春，学校留应届毕业生于莲深湾结业，专修科学生入私立正阳学院(即朝阳学院重庆分院)借读。朝阳学院迁回北平朝阳门海运仓原址。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央政治大学，不久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朝阳学院由于师资水平高，师资力量雄厚，学习及考试制度严格，革命、进步气氛浓厚，无论在成都、重庆还是北平时期都为社会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有用人才。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到重庆。由于准备比较充分，该校西迁迅速彻底。在重庆的八年时间里，该校的办校成效也比较显著。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亦立即着手筹备迁返南京。1946年5月起，中央大学开始迁校复员，年底全部搬运完毕，所遗松林坡临时校舍全部无偿移交给重庆大学。中央大学附中亦同时复员南京。

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先后迁到豫南、豫西南、豫西和陕西等地，饱受奔波劳累和日寇突袭的苦头。日寇投降后，河南大学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希望早日回到省城开封。校长决定抓紧时间结束课程，待期考结束后，学生便可自行编组返校。为做好从宝鸡返回开封并于翌年复课的准备，学校从河南省善后救济分署争取到一笔经费后立即派精干人员先行返汴做准备工作。1945年10月底，河南大学从宝鸡返回开封，八年的离乱流亡生活从此结束。

东北大学(张学良先生曾任校长)于1938年3月迁到四川三台。在三台艰苦办学八年。日寇投降后，全校欣喜若狂，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因种种原因，直到1946年，东北大学才得以迁回沈阳继续办学。

广西大学在抗战期间从梧州蝶山辗转内迁，最后于1944年秋迁到贵州榕江。在榕江与当地人民结下深情厚谊，尤其是对榕江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使榕江变成了一座从幼儿园到大学一应俱全的有“相当有名气的学生城”[11]。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小县城，专家学者云集，实属罕见。1945年8月10日晚上，该校学生正在公演话剧《雷雨》，演出尚未结束，台上突然走出一人向观众报告“日寇投降了”的特好消息，顿时剧场一片欢腾，台上台下欢呼雀跃。当晚全校师生员工燃放鞭炮，尽情欢呼，自发上街游行，整座县城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次日暴雨倾盆，榕江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城内城外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水灾后，广西大学实在无法继续留在榕江，匆匆买舟沿都柳江顺流而下，分批迁回广西，直到翌年春季，历时半年多，才全部搬迁完毕。

三、关于内迁高校东返复员的历史认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中东部地区的大批高等院校、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纷纷辗转跋涉、内迁西移。文化重心的西移对推动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事业的繁荣以及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作用。然而，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东返复原对西部地区文化繁荣和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消极影响。

抗战胜利，普天同庆。八年的苦难，八年的屈辱，八年的奋斗抗争，八年的浴血搏斗，使人们对抗战的胜利有一种奇特的兴奋、喜悦和激动。而较之东部地区，内迁西部的教育界等文化人在一定程度上会更因激动而狂欢。因为他们还有八年离乱、八年流徙的苦难经历，抗战胜利后终于能够重返东部，重回故土，重操大业。这种欣慰和兴奋的心绪，是人们可以理解而又难以理解的。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文化重心西移是当时之势所必然。抗战胜利后，已迁西部地区的中国文化精华和重心，又面临着一次前进和发展最佳路径的历史性抉择。许多内迁文化人在西部地区从事抗战文化的八年奋斗历程中，与西部的文化人及广大民众结下了深情厚谊，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和帮助更是有目共睹。西部民众对内迁文化人及文化机构的挽留惜别之情也更在情理之中。然而，为了重振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为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和长远利益，内迁文化复员东返的问题又不能不提上日程。欢庆的锣鼓响过之后，内迁西移的原东部各高等院校和文化人在依依惜别的心境下又重历艰辛曲折，陆续复员东返。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罕见的文化重心迁移壮观。从上述各院校在抗战胜利后的复员东返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知。

第一，各内迁高校在西部办学期间都为西部地区的教育、科技、卫生、文化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与西部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离开西部地区时，他们都给当地留下了一定的物质财富，如校舍、图书、仪器等。尤为难得的是，在当地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研究风气，从而对后来西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内迁高校东返复原后，西部文化的繁荣势头趋弱，历史呼唤西部地区新的文化繁荣重新出现。这种繁荣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西部大开发后得以出现。

第二，除极个别学校外，抗战期间西迁各高等院校都在日寇投降后迁回原址。因当时西迁的高校、企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等数量比较多，搬迁时间又比较集中，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比较落后，一般高校都等到1946年夏初才开始搬迁，直到这一年的下学期才在原办校地方正式开学复课。同时，由于搬迁工作本身纷繁复杂、交通工具短缺和内战的影响，各院校的搬迁工作都非常艰辛。大多几经辗转周折，方回原址复校，实乃二次创业的筚路蓝缕。

第三，因各院校一般均在1946年上半年开始正式迁回原址，因而都经历了1945年冬的声援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有的学校甚至在迁返途中还开展了声援活动。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思想深入人心。国共两党在解放战争时的人心向背这时即已初现端倪。

第四，抗战胜利后内迁高等院校东返复员的可歌可泣艰辛历程和筚路蓝缕的二次创业精神，至今仍是振兴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精神财富，其艰苦奋斗精神也不失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的精神动力。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参见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299、300、301、308、311、311页。④黄延复:《梅贻琦与西南联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88年11月)，第34页。⑧⑨⑩[1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69、95、235、13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