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祜·

与《水浒传》相关有待探索、研究的课题甚多。近年笔者对学术同行未注意到的或有所忽视的一些问题作了一番探考，现将形成的三篇短文集拢在一起，名曰《〈水浒传〉三题》，愿就正于专家、同行和广大读者。

一、为水浒故事营造家园沃土的一位南宋将军

中国的说话艺术繁荣兴盛于北宋大观、崇宁至宣和年间，亦即宋徽宗一朝。据当时人孟元老(孟揆)的《东京梦华录》记载，这一时期在国都汴京有瓦舍六处，有“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其中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等较大的勾栏“可容数千人”;从业的各类伎艺人员七十三人，内中有讲史、讲小说者十五人。这各类伎艺人员吸引了大量的游人和观众。在那里，人们“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此”，“终日居此，不觉抵暮”。大量的市民有精神消费的需求，而这种旺盛的需求又成为刺激从业艺人创作、演出的动力，涌现出“说三分”和说“五代史”的专家。但是，那繁华的场所和熙攘兴盛的大好景象，随着1126年“靖康之变”宋廷的覆灭，也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年左右，在江南临时国都杭州，大批瓦舍勾栏又平地而出，说话艺术又重新崛起，出现了“花和尚”、“武行者”、“青面兽”、“石头孙立”四人单传的水浒故事，还出现了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起事本末为主体内容的《大宋宣和遗事》。其瓦舍勾栏、说话艺人的繁荣兴盛景象比北宋国都汴京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说话艺术在江南的杭州突然兴起?回答是:南宋的一位将军杨存中，他功不可没。

杨存中，代州崞县(今山西原平)人。因抗金屡立战功，及防护宋徽宗棺木安葬永固陵尽心尽力，深得宋高宗赵构信任和重用，十余年间从普通侍卫，累官擢升至殿前都指挥使，手握重兵，权势独盛。绍兴九年杨存中擢升殿前副都指挥使，率所部戍守临安。绍兴十一年又晋升加检少保、开府仪同三司兼领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在抗金战争中英勇无畏，出奇制胜，但他却并非粗鄙无文的赳赳武夫，而是懂德治、懂文治、讲策略，文武兼擅的将领。他在战争中反对杀降、反对屠城，获得当时民众和后世史籍的称赞。在绍兴十四年(1144)，他主动请求参拜太学进谒儒家先圣孔子，对此，宋高宗赵构高兴地褒奖说:“学校既典，武人亦知崇尚，如汉羽林士皆通孝经，况其他乎?”杨存中兴建瓦舍应当是在参拜孔庙并获得高宗表彰之后才实施的举措。在“靖康之变”前，在方志、史书等典籍中，从无杭州和江南各地有瓦舍勾栏的记载。这样的游艺场所的兴建就是由杨存中开始的。据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七“瓦舍”条记载:“杭城绍兴间驻跸于此，殿岩杨和王因军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内外创立瓦舍，召集伎乐，以为军卒暇日娱乐之地。”与吴自牧同时的临安(杭州)知府潜说友所著《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瓦子”条所载则稍详:“故老云:‘当绍兴和议后，杨和王为殿前都指挥使，以军士多西北人，故于诸军寨左右营创瓦舍，招来伎乐，以为暇日娱戏之地。’其后，修内司又于城中建五瓦，以处游艺。今其屋在城外者，多隶殿前司;城中者，隶修内司。”这两则史料清楚地载明了杨存中创建瓦舍的时间、地点和目的。这里要说明的是，在绍兴十二年之前，宋金争夺杭城，几经易手。宋高宗在绍兴八年最后一次进驻杭城，才定居下来，并将原称为“行在所”的杭州定为国都。绍兴十一年宋金最终订立绍兴和议后，战局开始相对缓和稳定。绍兴十二年位于浙江绍兴的宋徽宗陵墓建成，在杭州兴建宫殿、宗庙、官署亦逐渐提上日程，杨存中统率的卫戍部队也常驻杭州。正是在这样趋向安定的情势下，杨存中应当是借着宋高宗称赞其参拜孔庙的东风，动工兴建瓦舍的。兴建及竣工的具体时间史籍无载，但有一则史料可资探考。南宋初年许多汴京的书坊南迁杭州，其中有一经营书籍的荣八郎，在绍兴二十二年(1152)刻印的《抱朴子内篇》卷末刊登广告一通:“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八郎家，见(现)寄居临安府中瓦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这里提到城内“中瓦”一词，根据瓦舍先城外、后城内兴建的顺序，既然城内的“中瓦”已经建好并成了地标性的建筑物，这就表明杨存中主持的这第一批兴建工程早已在绍兴二十二年之前全部建成，有的可能已建成多年。这是因为南方竹木资源丰富，制作便利，就地取材，因陋就简，建造几十上百座竹木瓦舍，三五个月即可竣工。如果从绍兴十四年参拜孔庙后当年或次年动工，那么绍兴十四、十五这两年就是瓦舍兴建并落成的具体时间，不可能推迟到几年以后兴建。杨存中当时建成的有十余处，其后又增添了几处。《咸淳临安志》说杨存中兴建瓦舍勾栏是出于为屯驻的大量西北军士在闲暇时有一个娱乐场所的考虑，这是符合实际的、准确的。军士们在战事紧张、激烈时无暇他顾，而一旦战事缓和，处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这些离乡背井、别亲抛子的军人思乡思亲、孤单凄凉的情绪就会迅速滋长并相互感染，任何一个诱因都可使他们滋事生乱，甚至不可收拾。而给他们提供娱乐场所，让他们的精神需求在欢快娱乐的气氛中得到满足，让他们的悲情戾气有一个缓释、疏解的渠道，这是比滋事生乱后任何一项暴力镇压都有效的明智举措。由此可见，杨存中确实是一位懂德治、懂文治，有远大眼光的将领。

杨存中的意图是安定军心，预防滋事生乱。他的军政双重目的都达到了，终其一生，未闻有杭州禁卫军作乱、哗变之事。但其为娱军兴建瓦舍勾栏产生的推动杭州文化特别是说唱艺术蓬勃发展的巨大客观作用和深远影响，则是他本人远远始料未及的。

瓦舍勾栏及从艺人员本来是以北方国都汴京为中心的几个大城市和少数县镇的产物。北宋朝廷的覆灭，大批各色伎艺人员被掳，这些游艺场所，也备遭毁坏。但在国都汴京仍有一批侥幸逃过一劫的未成年成名的艺人;在汴京以外，西边的洛阳、长安，东边的济南等大城市及东平、兖州、济宁、大名、真定等文化发达的中小城市和农村，还有相当数量有固定场所或冲州撞府的从艺人员。他们不甘心自生自灭。在宋高宗率大批文武官员和人民渡江南迁时，会有少数艺人跟随南下。当南方新国都发出招徕伎艺人员的号召后，会给大量尚在北方的有保性命、求糊口和传承技艺强烈愿望的艺人带来希望和力量。他们会络绎不绝奔赴杭州。原先早已南迁各地的艺人也会向杭州集拢。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绍兴十八年十二月”处记载说:“四方之民云集，百倍常时。”可知，这个时间点正是北民南迁大潮高峰时期。广大北方艺人就包括在这一大潮之中，而杭州正是南迁艺人的首选之地。于是，在相对安全、安定的环境中，在有十余万军士和十余万南北方市民强大精神消费需求的刺激下，杭州的瓦舍勾栏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兴盛繁荣起来。到南宋末年时，就有各类伎艺人员五百零七人，其中讲史二十三人，小说四十四人，这庞大的队伍就表明了说话艺术的繁荣兴盛。固定的献艺场所，大批有竞争力的说话艺人，稳定的、具有强烈精神消费需求的观众，这是群众性通俗文艺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也就是杨存中为水浒故事营造的家园和沃土。大量水浒故事就是在这方家园沃土上孕育、发展起来的。最早出现的是见于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的“花和尚”、“武行者”等四人单传;紧接着不久又出现了以宋江三十六人故事为主体的《大宋宣和遗事》。《大宋宣和遗事》的出现，是水浒故事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因为它第一次把分散或独立讲说的水浒故事组成一个有头有尾、结构完整、高潮跌宕的综合性的大故事，标志着水浒故事出现了飞跃，在向完整的长篇发展。《大宋宣和遗事》为施耐庵对水浒故事的集撰，为罗贯中的最后加工再创作并定稿成百回本的《水浒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可以说，没有杨存中营造的家园和沃土，就没有杭州说话艺术的兴起，就没有四人单传和《大宋宣和遗事》，因而也就没有后来思想艺术高超精湛的《水浒传》;或者即使有，也要推迟出现几十或上百年，而且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杨存中的确功不可没。

二、太行山碗子城与《水浒传》

在《水浒传》中，“宛子城”这一名称屡次出现，会给读者留下较深的印像。全书至少有十一次提到这一名称，如第一回结尾“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第九回结尾“直使宛子城中屯军马”;第五十四回结尾“宛子城里重添羽翼”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在第十一回，其时柴进欲介绍走投无路的林冲前往梁山落草。他说:“是山东济州管下一个水乡，地名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另一次是第五十一回三打祝家庄得胜之后，宋江与吴用议定，分拨“杜千、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前者从大范围上说明宛子城的位置在八百里梁山泊“中间”;后者突出提示宛子城为梁山泊三关中的第二关，是一险要关隘。《水浒传》的作者为什么对宛子城念念不忘，屡屡提及?宛子城这一名称是作者随意虚构，还是确有来历?概而言之，这是因为水浒故事、《水浒传》的作者与太行山，存在着的密切的关系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它隐含了重要的信息，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首先，早期水浒故事和《水浒传》都与太行山有着密切关系。水浒故事是以讲叙宋江三十六人起义的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最早讲叙水浒故事的书面材料是《大宋宣和遗事》(以下简称《宣和遗事》)。《宣和遗事》是南宋初说话艺人讲说水浒故事的一个节略，它里面讲叙宋江等三十六人起义，是在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地区，以分散、分批、隐蔽的形式发生，与当时北宋朝廷文书中所提的“窃发”符合;同时《宣和遗事》中所述第一批起义者杨志、林冲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起义的地点路线与实际相符。尤其是第二批晁盖等八人起义的地区、村落、堤岸、景物不仅详尽，而且与地理实际情况密合。这显示出《宣和遗事》此一部分讲述的内容是具有历史真实性的。《宣和遗事》讲叙第一批杨志等人“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该书又讲叙第二批晁盖等八人起义后，“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在南宋末龚开为三十六人写的赞语中，又写出还有卢俊义、燕青、张横、戴宗、穆横五人与太行山关联在一起，其潜在的意思是这五人在太行山安营扎寨进行活动。三十六人中总计共二十五人在太行山落草为寇，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数。此外，《水浒传》写晁盖等劫取生辰纲一案的黄泥冈，书中交代的是“黄泥冈东十里路，地名安乐村”，而安乐村在济州正北方向:“(州)北门外十五里地名安乐村”。这就是说，黄泥冈是在济州城西北方向二十四五里地的大山之中，是属于山东济州的地面。但书中写在杨志等一行人登上黄泥冈时，有一段韵文描写黄泥冈的险峻难行，说:“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黄泥冈所在的大山分明是在山东济州境内，与太行山并不相干，怎么一下又变成了太行山呢?本回描写晁盖等得手后，又有句话道:“这个唤作智取生辰纲”。众所周知，早期的水浒故事是先由说话人讲说，尔后被施耐庵集撰成“施耐庵的本”，最后由罗贯中加工再创作而定稿成百回本《水浒传》的。在今本《水浒传》中还保留了说话人所讲故事的一些遗文。上引的这句话的语气，正是说话人讲完一个故事后做出概括收拢的语言，这也再次证明，这个早期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也被安排在太行山上。由以上考察可见，从早期的水浒故事到《水浒传》，都与太行山有着不解之缘。

其次，宛子城之称，应当是罗贯中写进《水浒传》中去的。《水浒传》的最后加工定稿者罗贯中是山西太原人，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山山水水怀有天然深厚的感情，他在加工再创作施耐庵“的本”时，会情不自禁的将自己童年以来的深刻记忆、生活积累和社会见闻等，经过选择、提炼，熔铸成新的故事插入《水浒传》之中。我在《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一文中，根据作品中的内证，断定今本《水浒传》“智取生辰纲”之前，开篇写“乱自上作”，写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终篇写宋江起义军的悲剧结局，应该是出自罗贯中的再创作。当然，在全书中还有其他一些大大小小新创作、新增入的情节和事物。而宛子城这一名称就是罗贯中新增入的事物之一。宛子城，是真实的地物、地名，并非罗贯中所艺术虚构，它位于山西晋城东南和河南沁阳、焦作以北的太行山中。见以下附图:

图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纂修《山西通志》卷一所附的太行山碗子城图片。城下弯曲长条即羊肠坂古道。

明天顺二年至五年(1458—1461)间纂修的《大明一统志》卷二十八“怀庆府山川”条记载:“碗子城山，在府城北五十里，山势险峻，上有古城。”成化十年(1474)《山西通志》卷七“古迹”条云:“碗子城，在泽州(今晋城市泽州县)南九十里，太行山绝顶。今属怀庆府河内县(今河南沁阳市)。其近群山廻环，两崖相夹，中立小城，隐若铁瓮，故行路者须扶策徒步。”在光绪《凤台县续志》卷四，载蒋琦龄《重修太行碗子城记》中称，经过考察，他认为“碗子城之路即古羊肠坂”。曹操著名的古体诗《苦寒行》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描写的就是此处。碗子城就在两峰相夹、险峻难行的羊肠坂上。雍正《泽州府志》说，因其“形如碗然，云碗子城”。由此可知，宛子城，原名碗子城，《水浒传》中用“宛“字，当是因读音相同在口传或笔抄时混淆。籍贯山西太原，又自号“湖海散人”的罗贯中，浪迹江湖，其足迹应当是首先遍及家乡山西的名山大川和通都大邑。太行山、羊肠坂、碗子城，这聚集在一起的名山古迹，他经行、游览、欣赏过之后，自然会熟记于心。既然早期的水浒故事人物与太行山密不可分，罗贯中在久后对施耐庵集撰本加工再创作时，顺手将碗子城移植到水泊梁山，以渲染梁山城垣关卡险要坚固的形势，也以此作为留一个家乡的念想，这实在是再自然不过之事。

最后，是“碗子城”所含信息的意义。宛子城在《水浒传》中的意义，固然是表明了作品与太行山的历史渊源，也起到了渲染梁山城垣关卡险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隐含了《水浒传》成书年代的信息。在《水浒传》中隐含了水浒故事讲说和《水浒传》成书年代的信息非止一处。例如:第九十四回有“今时龙翔宫基址，乃是旧日行宫”。龙翔宫原为南宋理宗(1225—1264在位)赵昀潜邸，理宗即位后改为道宫，称龙翔宫。理宗死后，咸淳二年(1266)又改为理宗神御殿。据此可知，这“今时”是指咸淳二年前宋理宗在位之时。这时水浒故事尚处于说话人讲说的阶段，而不是施耐庵、罗贯中集撰和编次的阶段。又如《水浒传》第四十五回描写众僧人见了潘巧云神魂颠倒的“众僧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那大段的文字，显然是模仿的王实甫《西厢记》写众僧人见崔莺莺时神思迷乱情态的那段文字。而王实甫的《西厢记》约创作于元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据此可以确定《水浒传》的创作上限应当在1307年之后的元代中期，这正是施耐庵集撰《水浒传》的时期。此类內证尚多，不一一列举。这个碗子城隐含的信息，也给我们判断罗贯中加工再创作《水浒传》的时间提供了新的依据。据成化《山西通志》卷七“古迹”条记载:碗子城为“元至正间，同知泽州事杨子宜修筑”。这就是说，在至正元年(1341)之前，没有碗子城之地物、地名。那么，碗子城究竟修筑于何时?据《元史》卷百四十一《察罕帖木耳传》记载:“(至正)十八年(察罕帖木耳)乃分兵屯泽州，塞碗子城;屯上党，塞吾儿峪;吞并州，塞井陉口，以杜太行诸道。”据此可知，碗子城的修筑是在至正元年到至正十七年之间。据此可以判断，罗贯中将此地名写入《水浒传》中，最早不能早于至正元年，稳妥点说应当在至正十七年之后，这也就是他定稿成书的时间上限。我在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写的两篇文章中，都对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做了考证探索:根据贾仲明的记述和其他材料，推断罗贯中约生于元皇庆二年，卒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15—1392)。至正元年(1341)罗贯中二十七岁，在这之前的岁月，他正处于青年时期，社会人生阅历体验尚浅，文化历史知识的积累难言丰富，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思辨也缺乏深度。这个阶段，他尝试创作《三遂平妖传》或《残唐五代史演义》以磨炼自己，积累经验，或许不无可能，但他不可能创作出或加工再创作出《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样思想内容丰富深刻、艺术上精湛娴熟的杰出作品来。所以，碗子城隐含的年代信息，不但使我多年前推断的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得到了印证，也使我更加确信，《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创作和最终定稿成书，应当是在至正十七年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完成的。这是一个比表明碗子城与水浒故事、与《水浒传》密切关系具有更大意义的价值判断。

三、胡宗宪与都察院本《水浒传》

《水浒传》研究者都知道，在明代后期有一部都察院本的《水浒传》，这是当时人周弘祖在他的《古今书刻》中著录着的。这部《古今书刻》虽然是一部书籍目录之作，但它不记所著录的书籍的版本、提要和刊刻书坊的名称等，而是对朝廷，以各部机构为单位，著录它们刻印的书籍;对地方，以各省属府为单位，著录它们各自刻印的和辖区内所刻印的书籍。正是它以政府机构为单位著录的这一特点，使我们意外地知道了《水浒传》还有一个特殊的版本:都察院本。都察院是朝廷中“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的重要的监察机构，为什么刊行起《水浒传》来?本来在明代特别是自嘉靖以来，从朝廷内府司礼监到与都察院并列的吏部、礼部、兵部、工部等政权机构，都可以刊行与自己职责范围有关的书籍和皇帝诏诰、重要的经史、方志等书籍，少有与己无关的书籍。但像都察院这样的重要的检察机构刊刻与自己职责有关的书籍不多，却在刊刻《三国志演义》的同时，还刊刻了被认为是“诲盗”之作的《水浒传》，这倒令人颇感意外。从许多方面的线索和迹象看，这部《水浒传》与时任右都御使的胡宗宪密切相关。

胡宗宪(1512—1568)，安徽绩溪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任山东益都、浙江余姚知县。以政绩擢升御史后，巡按大同、宣化时，单骑入哗变士卒营中晓谕利害，抚慰军心，事平，受朝野称赞。嘉靖三十一年(1552)，倭寇入侵浙江，其势猖獗。三十三年嘉靖帝以东南方面总督张经抗倭不力，急命胡宗宪为浙江巡按御史。胡抵浙，率军连破敌寇于王江泾、平望等地，获多次大捷。三十四年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次年，又以军功晋升兵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闽浙总督。三十六年命以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抚浙江，仍提督福(建)直(南直隶，包括南京及江苏、安徽两省)军务。三十九年寇酋汪直就擒，闽浙渐平，以功加太子太保晋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四十年再加少保头衔。四十一年罢职闲住。四十四年遭诬告，被逮入狱死。

纵观胡宗宪的一生，整军经武、荡平倭寇，是其主要经历和事迹。就是这种特殊的经历的客观需求和主观上的爱好、追求，促成了他对用兵布阵、设伏出奇的《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的浓厚兴趣，并最终刊刻成书。对此，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

其一，主观上的志趣。据胡宗宪之子胡桂奇在所撰《胡公行实》中记述，胡宗宪“年十七，补邑庠生。膂力绝人，善骑射，少年即有志四方，虽习举子业，而六略三韬无不兼究。心慕汉寿亭侯、宋岳忠武王为人，每览传曲，则慷慨悲歌……”;又说:“性尤嗜学，应酬少暇，即手不释卷。当军旅倥偬之际，犹手书百千言，千里质疑于东郭邹先生……”，“居(父)丧，一尊家礼，不用浮屠。既殡日，读《朱子纲目》《大学衍义》《武经七书》《百将传》，手不释卷”。既然特爱读书，则所读除正统的经传文史之外，就不可能不涉及子杂类小说野史等书籍;既然喜读“六韬三略”、《百将传》之类的兵书，又敬慕关云长、岳飞这样的古代英雄，那么，除孙、吴兵法等这样传统的兵书以外，塑造了关羽突出形象、被称为平民通俗军事教科书的《三国志演义》和描绘攻城掠地、阵战奇袭亦有所长的《水浒传》，包括在胡宗宪的阅读之列就会是合情合理之事。古代正统文人对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一向讳言，但有许多人包括皇帝在内，实际上却私下杂学旁搜不遗余力。上述引言正可以这样解读。《明史·胡宗宪传》说他“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也透露出相同的信息。对人而言“技术杂流”可养，对书籍而言，“稗官野史”何尝不可阅读?

其二，客观现实的需要。如果说阅读《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在胡宗宪青少年时期是一种爱好和精神追求，那么，当他从政，尤其是担当东南方面数省统兵总督，负有对倭寇征战之责后，这就不能再看成是一种个人的志趣，而是客观现实的迫切需要了。胡宗宪自己需要参考借鉴《三国》《水浒》两书一些奇谋诡计的战例，灵活运用，杀敌致果;他当然也会希望其幕僚、将领提高战略战术水平。那么此两书正是最通俗易懂的军事参考书。刻印此两书供他们阅读，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

其三，建立幕府，使客观条件具备。胡宗宪是一位胸襟开阔远大的领兵主帅。他面对的猖獗凶恶的倭寇，多是由闽、浙、皖、粤几省的海盗勾结日本浪人游民组成，涉及明朝和日本两国关系;同时，内贼外寇勾结，而且侵袭、骚扰沿海多年，对明军的战备、战斗力的状况，对沿海几省的地形、交通情况都知己知彼，而明军对他们却若明若暗。况且，明朝海防松弛，海战更是弱项。博学而精明的胡宗宪必定知道，面对这样的强敌和于我不利的复杂形势，仅仅靠主帅一己之智是断难取胜的，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毕其功于众力。《明史》本传说他:“性善宾客，召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名用是起。”光绪《归安县志》记载著名文人茅坤时说:“时倭事方急，胡宗宪延至幕中，与筹兵事”。“公(指胡宗宪)闻昆山郑君伯鲁从诸生后好言兵事，于是币聘君过幕府，裒次共事。”嘉庆《续绩溪县志》记载得就更为详尽:“宗宪礼贤爱士，一时名流如山阴徐处士渭、鄞邑沈处士明臣、长洲文待诏徵明、歸安茅副使坤、昆山郑处士伯鲁、丹阳邵处士芳诸人，皆延至幕中。”这些人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和精英，他们既是胡的幕僚又是智囊团队。胡与他们议论对倭战守之事，他们为胡分析利害，出谋划策。在郑若曾主编、胡宗宪辑议的《筹海图编》中，就有专门一章登载了唐顺之、茅坤、张时彻、俞大猷、戚继光等幕僚和将领等的建言献策。《明史·徐渭传》特别称道“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胡宗宪正是吸取了他们的智谋，对倭寇在实力打击的同时，又采取了分化瓦解、威逼利诱和打入敌人内部策动归降等各种手段，打败、荡平倭寇的。可以说，幕府人才的聚集，使《三国》《水浒》两书刻印后有了阅读人群这一客观条件。

当然，对我们这一课题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与《水浒传》有直接关系的两个人物:文徵明、汪道昆。

文徵明是江苏长洲的岁贡生，正德末年，以才名被荐奏授翰林待诏，参与修撰《武宗实录》。他居官三年，辞职回家。文徵明以诗书画兼擅，尤以书法杰出而名满天下。上引《归安县志》明载，文徵明也被胡宗宪罗致入幕府中。我在八十年代初写的文章中，就考证出文徵明早在弘治初年即其青年时期，就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所谓“吴中四才子”一起听人讲说过“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他们对此书当然是喜爱的。不仅如此，文徵明还以他擅长的小楷精工手抄了一部《水浒传》。文徵明既然与《水浒传》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他与胡宗宪接触就不会不对胡产生影响。文徵明生于明成化六年(1470)，他入幕府当在嘉靖三十四年胡宗宪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浙江的头一二年。此时他已年达八十五岁高龄，他不可能为胡宗宪做什么具体事情，而且其居留时间不长即当归去。乾隆《长洲县志》记载说:“文徵明……年九十，神明不衰。”其子文嘉在《先君行实》中也记叙文徵明“年九十而卒，卒之时，方为人书志石未竟，乃置笔端坐而逝。”神明不衰、精神矍铄的文徵明在杭州巡抚府中与胡宗宪谈天说地，议论一番《水浒传》，谈起自己的小楷精抄本，是完全可能的。

另一重要人物汪道昆，安徽歙县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其在嘉靖四十一年任福建按察副使时，倭寇入侵，情势危急，得到时任兵部尚书、浙直福总督的胡宗宪大力支援，尽歼入侵之寇。四十三年擢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胡宗宪的部下和同事，两人建立了至交之情。汪道昆知兵事，善用谋。从他在致仕后的万历十七年为《水浒传》作序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看，他青少年时亦必喜爱此书。他与胡宗宪剿倭共事时，定会谈论和盛赞此书。胡宗宪本即重视《水浒传》在用兵作战上的参考价值，文徵明、汪道昆两人的赞扬评价，肯定会加重了他刊刻《水浒传》决心的砝码，促使“都察院版”的《水浒传》终于问世。

其四，都察院本《水浒传》刊刻的时间和地点。在这里首先要说明，早在都察院刊本之前社会上就已出现了《水浒传》。前面已经谈到，弘治初年已有了“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忠义水浒传》，可能与前者是同一版本，它们当然不是都察院刻本。《宝文堂书目》著录的另一《水浒传》注明是“武定板”;在嘉靖八年至十一年之间，还有一本被李开先等“嘉靖八才子”读评的《水浒传》，此两本亦非都察院所刻。至于在嘉靖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间历任的都察院左右都御史汪大用、王廷相、毛伯温、王逢尧、熊浃、屠侨等辈，对《三国》《水浒》两书，既无志趣，又无客观现实的需求，基本上是“太平官”，他们不会以都察院的名义刻此两书。在排除了其他人以都察院的名义刻此两书的可能之后，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古今书刻》著录之都察院本《水浒传》及《三国志演义》为胡宗宪所刊刻。

那么，此两书刊刻于何时何地?由于此两书既无刊刻者又无刊刻年代，是属于版本著录中的“裸版”，因此，我们只能用间接的方法即借助胡宗宪刊刻的其他书籍，推断其刊刻两书的时间和地点。

胡宗宪刊刻的书籍颇多，散见著录于明清的方志和书目中。据明陈善万历《杭州府志》“诸公署镂板凡五处”条载:“巡抚都察院刊为《皇明经济录》四十卷，《筹海图编》十三卷，《督抚奏议》六卷，《续督抚奏议》六卷，俱总督胡宗宪编。”清嘉庆《绩溪县志》记述有《三边奏议》《忠敬堂汇录》两种为杭志所未载。另有其他志书、书目载有《阳明先生文录》《浙江通志》《传习录》《历代史纂左编》《十岳山人集》，唐顺之《荆川稗海》亦为胡宗宪所编。从刊刻时间上看，这十余种著作主要集中在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之间，亦即胡宗宪官运正盛的时期。因此可以推断，《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当刊刻于这一时期。考虑到此两书在平倭战争中的实用性、紧迫性，此两书的刊刻当是在这时期的头两年，这或许是合理的推断。至于刊刻此两书的地点，应当是在杭州。明代制度规定，派大臣巡抚各地或提督军务者，可加左或右都御使的头衔，但不负责都院实际公务，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处理管辖地区的军政事务。胡宗宪“督浙八年”，他的常驻地在杭州，杭州在明代又是刻书业发达的地区之一，胡宗宪的书籍虽未必全部在杭州刻印，但有一部分在此地刻印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杭州府志》中，属杭州府本地的书籍中却无胡宗宪编纂或撰著的书籍，在周弘祖《古今书刻》杭州府项下，也不见著录。只是在万历《杭州府志》“杭州官刻书”项下，才记述有胡宗宪的《筹海图编》和郎瑛的《七修类稿》等十七种书籍。这这才使我们明白，因为胡宗宪官署是朝廷的派出机构，不属杭州府管辖之故。《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既是为胡宗宪对倭寇作战有实用的参考借鉴价值，那么就地刻印、分发应是合理之事。

在现存的唐顺之所编、胡宗宪校刊的嘉靖原版《历代史鉴左编》中，首卷首页首行题署:“明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提督淮阳军务前左春坊右司谏兼翰林院编修武进唐顺之编辑”。次行题署:“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使总督浙江等处军务胡宗宪校刊”。以此类推，其他胡宗宪编纂、校刊的书籍一般都应如此。但是，对《水浒传》《三国志演义》不会有此题署，甚至连“胡宗宪”三字都不会出现。因为这是有先例的。与胡宗宪同是嘉靖一朝而稍早的武定侯郭勋，他刊行的《白乐天文集》，在首卷首页首行题署:“浙东观察使元稹微之纂集”，次行题署:“太保武定侯凤阳郭勋重编”。但在他刊行的嘉靖壬午(元年，1522)《三国志演义》中却无本人的任何题署。至于他刊行的被称为“诲盗”之作的《水浒传》无其本人的署名，更是不言而喻之事。郭勋其时正地位显赫，权倾朝野，威福莫比。但明朝廷内部党同伐异、相互攻讦之风甚盛，在《水浒传》这样的政治敏感的稗官野史上署名，一旦被言官或政敌抓住把柄，将招来大祸。所以郭勋在传统的经史文集上勋位、官衔、姓名全署，而对《三国》《水浒》则不着一字。当时人晁瑮、及稍晚的沈德符明知有“武定板”之事属实，但又查无实据，只好据目验或耳闻记述。胡宗宪于嘉靖十七年中进士时郭勋尚在世，他对郭勋的为官、刻书、下狱等事，会耳熟能详。他刊行《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完全可以仿照而为。他也会像郭勋那样将两书作非卖品，限额刻印，只赠送、分发少数幕僚、将领。于是此都察院版《水浒传》也就像“武定板”一样绝版，失传于世。

胡宗宪的“都察院”本《水浒传》与郭勋的“武定板”《水浒传》一样，是明代版本史上的特殊版本，两者的命运随刊刻者的政治命运的变化在沉浮中绝版失传，留给我们今人的是一大堆问号和需要下大气力去破解的疑团。

注:

①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此一记载恐不准确。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七记载:靖康二年(1127)“正月，(金人)来索御前祗候、方脉、医人、教坊乐人……杂剧、说话、弄影戏、小说艺人一百五十余家”。这些都是成年成名之人，其余未成年成名之人尚不在少数。

②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三卫创军本末”条载:“绍兴初，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余，而川陕不与。宿卫神武右军中军七万二千八百，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江襄岳飞、湖南王琰四军共十二万一千六百。”神武右军是由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统率，其兵力超过在外两名将领兵力之和。

③见《宋史》卷三六七《杨存中传》。

④殿岩:即殿帅，正式的名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和王:杨存中死后追封和义郡王，简称和王。

⑤见北京图书馆编印的《中国版刻图录》第一册图十一。

⑥瓦子数量史籍所载不一。约刻于咸淳六年(1270)的《咸淳临安志》称:有南瓦北瓦十七处;明嘉靖间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则称:“宋时瓦子有名者十三”。但它列出的瓦子除城内五处外，城外有十五处，共二十处，前后矛盾。这可能是他无法辨明城外瓦子哪些是宋代最初所建之故。《咸淳临安志》为宋代人所著，当以它所载之数为是。

⑦关于北方军民南迁的情况，见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二十、卷一七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剑南文集》卷十五、《传给事外制集序》等记载。详情见吴松弟《宋代靖康之乱后北方人民的南迁》，载《中华文史论丛》1993年6月第51辑。

⑧杭州在北宋有人口约五十万人，建炎三年金军侵入杭州，两次焚烧掠夺，杭州人口只残存十分之二三即十四五万左右(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一七三)。杨存中统率的禁军七万三千人，另有驻城马军司三万人，步军司两万一千人，地方郡兵近三万人，外加南迁而来的北方居民三五万人，总计共约三十五万余人。三十余万的人口，即使有三分之一是稳定的观众，也是一个数量可观的精神消费群体。

⑨关于四人单传和《大宋宣和遗事》问世的时间，可参阅笔者的《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的贡献》一文之“南宋、元初水浒故事的创作成果”部分，全文载《菏泽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⑩杨志在随宋江投降朝廷后，一起参加南征方腊。宋江征方腊后重新起义遭到镇压，宋江余部归属宋将钟师中部下，杨志代替宋江原职任“选锋军”。林冲在随钟师中部与辽军作战失利后被收编入抗金将领宗泽所部。因其“恣横凶暴”横行民间，被宗泽处斩。详细考证见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一文，载《余嘉锡杂学论著》，中华书局1963年出版;及笔者的《宋江及其起义军几个关键问题的新探考》一文。

⑪着重号系笔者所加。下同，不再注出。

⑫在本文中，凡提到《水浒传》中的宛子城仍用“宛”，凡提及太行山碗子城则用“碗”，以示尊重历史。

⑬罗贯中的籍贯、自号等身世情况，见贾仲明所撰《录鬼簿续编》。

⑭见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咸淳临安志》卷十三。

⑮见王季思《西厢记一九五四年版后记》。

⑯见笔者的《水浒传点校本前言》，载中华书局1997年版百回本《水浒传》及本文注⑨所引之《施耐庵和罗贯中对〈水浒传〉成书的贡献》两文。

⑰有报刊发文，相信府志“碗子城筑于唐初”的记述，并以民间有郭子仪筑城的传说佐证。但府志却无筑城者和筑城年代的记述，且郭子仪是中唐时人，也未在泽州、沁阳一带筑城，此说并不可靠。天顺《一统志》和成化省志，均早于府志二百六十多年，尤其是省志的纂修者，足迹遍历山川关塞、穷乡僻壤考察访问，历时十载，辨析复核七易其稿，功力颇深。所载内容具体、翔实、可靠。当以省志为是。

⑱见笔者的《〈水浒〉中的地名证明了什么?》，载《水浒争鸣》第四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及《〈水浒传〉点校本前言》两文。

⑲见《明史》卷七十三“职官志二”。

⑳见《四库存目丛书·史部》所收国家图书馆手抄本。

㉑唐宋时唐明皇、唐德宗、宋仁宗、宋高宗等皇帝，就召说话艺人到宫廷中讲史、讲小说，这在谭正璧《话本小说概要》中引证材料甚多，此不赘述。就以宋明理学盛行的明代，正德皇帝就喜好小说。据明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一“金统残唐”条记载:“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万历皇帝也有此爱好。明刘銮《五石瓠》卷六“水浒传”条云:“神宗好览《水浒传》。或曰，此天下盗贼萌起之征也。”皇帝喜爱阅览小说，其他臣下可想而知。

㉒见《归安县志》卷三十六“文苑”。

㉓见天启重刻本《筹海图编》茅坤序言。

㉔见《续绩溪县志》卷十“勋烈”。

㉕文徵明之子文嘉，在《先君行实》一文(见文徵明《甫田集》卷三十六)中对文徵明被征聘入胡宗宪幕府之事只字未提。只是强调“四方请求者纷至，公随以应之，未尝厌倦，唯诸王府以币交者，绝不与通。及豪贵人所请，多不能副其望”。以胡宗宪的职权和地位而论，应属于“豪贵”之列，如果文徵明果真拒聘未到胡氏幕府，胡氏故意作假宣称应聘，以炫耀自己的荣耀，实无必要。万历间修的县志，也不可能无中生有载入此事。细观文嘉的语句中用了“多不能”一语，这意味着有少数“豪贵人所请”达到了目的。胡宗宪应当就是一例。文嘉之所以如此讳莫如深，当是虑及影响其父清誉。

㉖见笔者的《〈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载《水浒争鸣》第五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㉗见李伟实《文徵明抄写古本〈水浒传〉时间》，载《东平与罗贯中〈三国演义〉、〈水浒传〉研究》论文集，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㉘徐渭在其自著年谱《畸谱》中称:“生于正德十六年”，“三十七岁冬季赴胡幕”。则其赴胡幕当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文徵明等其他人亦当紧邻此年前后。此书见《四库全书存目》之《徐文长逸稿》附录。

㉙见《长洲县志》卷二十四“人物”。

㉚笔者的《〈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对此问题有所考证，可参阅。

㉛见民国《杭州府志》卷一一九转引万历杭志。

㉜郭勋于嘉靖二十年被言官给事中戚贤、李风来、高时、刘大直等多人参劾贪腐不法等事下狱，二十一年(1542)死于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