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环球人物》记者前往河南嵩山少林寺。凌晨5点，整个山上就热闹起来，少林武术学校的孩子们穿着统一的练功服，成群结队围着大山跑步、练功，一片生机勃勃的气象；寺院内，方丈释永信带领众僧人以及海内外的法师、居士、书法家等，正在筹备3个小时后开始的转轮大藏经“万人抄经”启动仪式，这是释永信今年策划的一大盛事。

借助各种野史小说，许多人都知道少林寺有座藏经阁，内有众多“少林秘籍”。但很少有人知道，去年4月12日，一部原版刷印，完整再现清朝雍正、乾隆时期大藏经原貌的《清敕修大藏經》也被护送至少林寺。这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官刻大藏经，已成为少林寺的重要文化标志和镇寺之宝。“今天的启动仪式后，我们将向全球佛法和书法爱好者征集手抄经卷，从中海选出一万人，保存其手抄大藏经。”释永信说，“机会难得，能够入藏，很有意义。我正在练习，也要亲手抄上一卷。”

启动仪式结束后，方丈室里聚满了各方来客。一名政府官员与释永信讨论某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释永信听完后说：“你们这个项目很好，但是投资商的选择要慎重，最好不要让煤老板做大股东，将来会很麻烦，他们只考虑怎么利润最大化，而忽略自然文化的保护。”他说话时丝毫不顾忌官员身旁就站着几个投资商。官员频频点头，拿笔记录，释永信又说：“现在只要有好环境，就有好项目，保护好你们当地的生态环境最重要。”话音刚落，不待官员告辞，另一旁的信徒快步走上来给方丈磕头，表达来意……这样的会客、谈话、接待，只要释永信在，就源源不断。

如此这般迎来送往，释永信的佛法修为到底如何？这是他经常被诟病的地方。

“客观来说，释永信朋友多，事情多，对他修行的时间有影响。现在他年龄大了，其实是很累的，但也没办法。你是寺里当家的，这些事你能不管？领导来了要见你，你说你要修行，让领导先等着？这不可能。”登封市宗教局前负责人、与释永信相识20多年的郑宇（化名）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我观察了几十年，他还是时时刻刻以出家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他每天4点就起床，上早殿，然后和大家一起过堂吃饭。他每天打坐两小时，早晚各一次，午休也多是打坐休息。他说腿一盘上，万念俱空，很容易静下来。禅宗的‘公案’，也就是典故，他知道很多，平时说话经常引经据典，颇有禅机。有一次我和他散步，他胖，走不快，我就开玩笑：‘你这么胖，是不是吃肉了？’他当即答：‘大象不吃肉，怎么那么胖？’”

郑宇认为，释永信的修为来自他的勤奋和爱书。“忙完这些迎来送往，释永信就爱看书。别看他学历不高，有人给他捐了钱，他就拿去买书，大部分买的是有收藏价值的古书，以便充实少林寺图书馆。他方丈室的楼上放的全是书，一箱一箱的。”据郑宇观察，释永信看书以佛教典籍为主，其他政治、历史、文化、新闻、艺术各个方面的书也都看。“他知识面比较广，无论是佛法，还是国家大政方针，说起来都头头是道。这对他决策少林寺事务很有帮助。”

经常有人问释永信：“你是不是高僧？”

释永信觉得，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崇拜，一种是圣人崇拜，一种是英雄崇拜。对高僧顶礼膜拜就是圣人崇拜的一种。“我研究过高僧，读过高僧的传记，要成为历史上的高僧，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我现在只是想，将来如何让少林寺为社会多做一些事情，至于是不是高僧，我并不看重。”

他的心境已历练得平和、通透。郑宇回忆：“我刚来登封市宗教局的时候，释永信接任住持没几年，光凭热情，还不了解政府部门的运作流程。他觉得对的事，就希望能赶紧给他批，给他落实，事事催着急办。但宗教局作为一个行政部门，需要层层上报，有些事得权衡着来办，甚至缓一缓再办。比如1993年，少林寺接到了一个台湾方面的邀请，释永信觉得是宣传少林文化的好机会，催着我们赶紧给他办赴台手续。但上级部门很谨慎，最终几番沟通，几番修改邀请函，才成行。”郑宇笑着说，“现在的释永信可比以前老成多了，心态比较从容，做事考虑得比较周全。你看，针对一些非议，他都能平静对待。以前一听到，可会气得满脸通红。”

释永信俗姓刘，名应成，1965年出生在安徽皖北农村，排行老三。当时母亲虽然带着5个孩子务农，但父亲在水电部门工作，家境尚可，而且都是“非农户口”，上学、找工作都不成问题。16岁那年，释永信选择出家。“因为小时候总听当地人说书，书中的和尚都过着惬意的生活，云来雾去，像神仙一般。我就希望长大后也能出家。”

1981年，释永信趁家人外出，拿了点钱和几件衣服就直奔少林寺。几经周折，他找到了住持行正长老。老方丈听说他是农村出来的，什么活都会干，也不怕吃苦，就同意接收他做弟子。释永信回忆，当时寺院的生活比起安徽老家差远了，更与他心目中的寺院形象相去甚远。“十年浩劫刚过，少林寺佛堂破败，僧众离散，香火几乎断绝。20多个僧人，28亩薄田，连口粮都不够吃，早晚两顿玉米糊糊，就中午一顿有干粮，每人两个馒头。但即便如此，我总能感觉到，少林寺的灵气还在。”

老方丈正式收他为徒，赐法号“永信”。多年后，释永信才知道，那时宗教政策尚未落实，僧人连僧衣都不能穿，还能收徒弟吗？师父收他为徒，是冒着大风险的。正因此，他坚定了继承师业的信念。在庙里，做饭、放牛、种地、挑大粪、当保管……他很得老方丈的喜爱。

少林寺最困难的几十年都是行正方丈带着大家一起度过的。释永信忘不了师父的言传身教，“当时北京的中国佛教协会对面有家澡堂子，连洗澡加睡觉总共才一块钱，师父去北京办事，都是住在那里，澡堂子的工作人员和师父都很熟悉了”。1985年，少林寺的日子好多了，每年有十几万元的门票收入，可老方丈到北京办事还是要住澡堂子。释永信只好骗师父说澡堂子已经拆了，师父这才开始住旅馆。

“为了少林寺的发展，师父什么都不怕。当年有人说要把塔林炸掉，师父第一个站出来，大声喝道：‘若要炸塔林，先把我炸了！’对方硬是给吓跑了。谁能想象，少林寺的壁画、经书、佛像、塔林，都是这个双目几近失明的老方丈保护下来的？没有他，少林寺的历史可能就会断代。”释永信忘不了这段历史，“师父不仅教我怎样吃苦，怎样做人，他的一举一动更让我感悟到，唯有发展，才有地位，才有影响，才配得上少林寺佛教圣地、禅宗祖庭的称号。”

1987年8月，行正方丈圆寂前夕，将法卷和衣钵授予释永信，并一再叮嘱：“平时多盖些房，多存些粮，一定要想法恢复少林寺的鼎盛。”年仅22岁的释永信成为少林寺住持，一时间轰动全国。不但外界有质疑，少林寺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那时少林寺的出家人多是河南本地人，很多老僧人各有一帮得意弟子，让一个安徽来的“毛头小子”领导全寺，无异于“将自家东西送给了别人”。

20世纪90年代初，郑宇走马上任登封市宗教局负责人时，见到的是一座充满浓重江湖气的少林寺。

“少林寺本来就有习武的传统。最初是为了保护隋朝皇帝赐给寺庙的土地不被乱兵夺走。后来李世民战事不利，被囚禁在洛阳，少林寺的十三棍僧凭借一身武艺，连夜打进去，救出了李世民。唐朝统一天下后，李世民特准少林寺设500僧兵，自立营盘，资费归公，开创了僧人公开习武的先例。这种传统在‘文革’时期中断过，因为宗教活动都被禁止了，僧人也被迫还俗。到了1982年，电影《少林寺》一上映，年轻人蜂拥而来，有的为宗教信仰而来，有的为学武而来，有的甚至是社会流窜犯。那时宗教政策刚刚恢复，寺院管理体制不顺，也没有登记制度，局面非常混乱。这些人在少林寺里明争暗斗，拿刀子捅人，点汽油放火烧大殿，干什么的都有。好好一座禅宗祖庭，变得武是武，禅是禅，甚至只有武，没有禅。赵朴初在参观少林寺时，就强调过少林寺能够‘天下称第一，是禅不是拳’。”郑宇说，在这种背景下，刚接手少林寺没几年的释永信提出了“武术禅”的概念，强调禅是第一位的，通过“禅武结合”给少林寺找一条生路，重塑禅宗祖庭的声望。

释永信也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少林功夫不同于其他门派的地方，就是禅与武的结合：以参禅之心习武，以习武作为修禅的方法之一。少林功夫追求的是综合素质，是身心的协调和生命品质的提升。因此，我们不用‘少林武术’，而用‘少林功夫’。武术是技术层面的，而功夫不仅有技术，还包含文化和信仰。”

释永信一面成立武僧团，一面恢复禅修传统，使僧人有功可练，更有禅可修。比如，培养年轻僧人的修为。郑宇说：“他支持僧人到佛学院学习，鼓励僧人参加高校的成人教育、函授课程。少林寺还会组织考试，选拔僧人去知名大学进修。寺里也成立了少林文化学院，给学历比较低的僧人教授外语、国学、书法、历史等课程。”

这些僧人生活在游人看不见的地方，与少林寺景区的喧嚣隔绝开来。“原来少林寺两侧的房子乱七八糟，释永信就把它们规整成一个个小单元——有的给文化学院，有的用来练功，有的做禅堂，有的是药局。寺里修了一条消防通道，隔开了旅游区和僧人们学习生活的地方。那里的生活是很清净的。该上课的上课，该练功的练功。”郑宇说。

又比如，恢复打禅七。禅七是指僧人以七日为期，闭关坐禅，参究心性，以期证悟。现在，每年农历十月初五，少林寺众僧开始打禅七，七七四十九天后圆满。

再比如，举办“机锋辩禅”活动。少林寺邀请各地优秀僧才参加辩论，以启发智慧。辩题都和参禅有关，如“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达摩面壁，背向何处？”

还比如，举办传授三坛大戒法会。传戒是為沙弥、沙弥尼传授戒法的仪式。在佛教界有着重要的意义，象征着佛法的延续。少林寺历史上曾举办过传戒法会，但已经中断了300多年。“传戒是一个寺院实力的表现，除了硬件设施和经济实力，还需要在宗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寺院内部也要掌握一套复杂的宗教仪轨，能接待全国前来受戒的戒子。从2007年起，少林寺接连举办了3届传戒法会，很不容易，这是一般寺院不敢想的。”郑宇说。

郑宇还记得，释永信那些年几乎跑遍了各个政府部门，逢人就讲少林寺禅宗祖庭的辉煌历史，争取支持，申请拨款。他筹资修复了法堂、钟楼、鼓楼，铺设了几百米长的莲花大道，主办了声势浩大的少林寺成立1500年庆典活动，“少林寺逐步找回了往日宏伟壮观的气象”。

悄然间，少林寺在宗教界人士心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郑宇说：“上世纪90年代，我去参加佛教协会的会议，和全国各地宗教界的人士提起少林寺，大家都摇头。现在，全国各大寺院对少林寺都比较尊重，一有活动就请少林寺的僧人去参加。”国家宗教事务管理局的一位干部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永信法师的修为、品行没有问题，少林僧人的培养也日益规范，我们对他、对少林寺是尊重的。”

不过，宗教界人士也普遍认为，尽管少林寺做了重振禅意的努力，但武胜于禅、功夫之名大过禅宗祖庭之名的状况还是没能彻底改变。

与国内的情况相反，少林寺在海外受到了很多追捧。62岁的德国作家克鲁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2008年，他第一次走进少林寺，心中充满疑问：“在当今中国，佛教僧人如何生活？他们从哪里来，出家之前做什么，为什么选择在少林寺出家？在中国历史上，少林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又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此后，他每年都去少林寺两三次。2011年，他找来一位摄影师，一起在少林寺住了3个星期。2012年，画册《少林僧》在德国出版，通过近60幅图片展示当代少林僧人的生活。“我没想到，《少林僧》一出版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同时在德国和奥地利举行了图片展。一年之后，我们的书再版。”

海外对少林寺的良好印象与“少林文化走出去”密不可分。1989年，德国人戴勒只身到少林寺旅游，因被寺院吸引，向释永信提出要入寺习武修行。释永信觉得他是块学武的材料，就同意了。戴勒回国前夕，释永信建议他方便时在欧洲推广少林文化。戴勒的父亲是一名企业家，2001年，他出资约1000万元人民币，在柏林建了第一家海外少林文化中心。少林寺选派了几名修行好、功夫好的禅师，在那里教授佛学和功夫。现在，少林寺在海外的文化中心已经有几十家。

美国华人曹青对文化中心里的少林僧人印象深刻。“2007年，我跟着朋友走进了正在建设的洛杉矶少林文化中心。我看到那些小僧人虽然来自中国农村，物质条件并不好，但他们永远昂首挺胸，英气十足，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自信、阳光，让我看到了中国孩子的傲骨。”洛杉矶少林文化中心建好后，曹青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

不论发展到哪一步，释永信都在少林寺地下仓库里存放着足够寺里所有人吃两年的粮食。“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藏金银，而去藏粮？我想，既然师父关照多存些粮，必然有他的道理。再说，遇到荒年，金银能吃吗？”除了囤粮，他还“囤人才”。释永信在全国恢复和创办了十多个下院，如河南的慈云寺、云南的妙湛寺、天津的北少林寺等。现在，少林寺常住院加上各个下院的僧人，总数已经超过500人。

今年，释永信50岁了，这是“知天命之年”。在《环球人物》记者采访的最后，回顾这半生奔波，释永信说：“人生都一样，不论是在寺院中修行，还是在各个行业工作，有一条规律谁都逃不脱，那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生，理解人生。有些人做的事业轰轰烈烈，但他未必不空虚；有些人做的事情平平凡凡，但他未必不充实。佛家认为，做什么事情，在哪个行业，都是一种修行，都是对自己和社会尽责任，只要让众生受益，就是一种向善、向上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