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荣杰

拐卖儿童该判死刑吗？对于这种显然不会有简单答案的问题，多数法律人可能会一笑了之。不过这并不妨碍这一话题在微信上疯狂流传。那些轻易宣泄自己善心的人们最终发现，整个事件其实是某婚恋网站的策划。作为一个法律人，我或许不屑于文案中法律常识的欠缺，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极其漂亮的广告策划，赚足了世人的眼球。

在当今资讯大爆炸时代，注意力属于高度稀缺资源，审美疲劳又是人类的天性，为了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取胜，广告者必须别出心裁，出奇制胜。为了实现对眼球的争夺，一些广告者故意采用“下三滥”策略。因此诸如“宜春，一个叫春的城市”，“黄山，西门庆故里”这样的广告才会逆流而上。

不过一般而言，限于法律现象的严肃和生硬，通常都不大可能成为广告的工具。比如基本没人会关心一个小偷该判一年还是两年，或者两个公司究竟谁欠谁钱。尽管在个别刑事案件或婚恋案件中，人们因为猎奇或同情心理会关注一二，但顶多也就了解一下故事情节，少有人会深究其中法律问题，也不大可能有人将其用作广告工具。毕竟，能够挑动人们情绪的法律现象，普遍都是负面色彩极其浓厚的案件，比如骇人听闻的系列杀人案，或是名人夫妇的离婚纠纷。观众可能会群起围观，但却少有人起效仿之心。如果将其作为广告工具，不仅在形象上看起来“下三滥”，效果上多半也会冒犯观众的情感，让广告主得不偿失。

然而这一次，我们却惊讶地发现，一个纯粹的法律现象——拐卖儿童的刑罚适用问题居然成为一次成功的广告策划的核心工具。策划者甚至不需要描述任何具体的案情，只用几行简单而粗暴的文案，以“坚决判处死刑”的粗体大字，加上几个连续使用的感叹号，就在微信上取得了数以千万计的主动转发。

这法律何以成为趁手的广告工具？按照上文的逻辑，广告策划的根本原则，一是挑动观众的情感，二是挑战观众的常识。就拐卖儿童问题而言，虽说总是骇人听闻，但大概还算不上突破常识。之所以成为广告的卖点，无非是触及公众最为朴素也最为脆弱的情感。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不仅是人类社会天伦之乐的核心，也是人类传递自身基因的天然需求。护犊的天性一方面是民意激荡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俨然成为将汹涌民意正当化的理由。似乎只要是为了保护儿女，不管死刑是否恰当，也不管死刑是否有效，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对立法者发出“斩立决”的呼声。换句话说，这一次成功的微信营销，归根结底是故意挑动人们的朴素情感，再借助人们的情感宣泄搭车宣传，进而利用这种情感的正当性为营销的功利性辩解。其中虽有投机取巧的争议，但策划之妙，不能不叫人叹服。

然而问题恰恰也在这里。能够被大范围挑动的情感，一定是人们最为朴素最为脆弱的部分，也一定会引发最为激烈的反应。当这种反应仅仅是一种情感宣泄的时候，决策者大可听之任之。但当这种反应直接指向一种政治诉求，要求决策者改变某项法律的时候，就应当引起高度警惕。毕竟，法律必须对多元社会利益进行冷静而精巧的平衡，着眼于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长远福祉，不能随意被一时的民意所裹挟。一个可以被情绪化的民意随意绑架的法律体系，必然难以获得足够的自治地位，最终只会葬身于相互冲突而又变幻莫测的民意之中。正是因此，面对一时的汹涌民意，对法治和法律的真正尊重很可能是拂逆民意，或者至少是暂缓三分，避免为迎合民意而仓促行事。

所幸的是，当微信上对人贩子一片喊杀的时候，为数众多的法律人——包括律师、学者乃至个别法官和检察官——都纷纷发出反对的声音。有人引经据典，力证死刑在刑罚规范上不可取；有人用数据说话，证明死刑并不能遏制拐卖儿童；有人甚至釜底抽薪，直指死刑可能恶化儿童处境。必须承认，对于一项不能实验的社会政策，法律人的这些观点不见得正确。但在汹涌的民意面前，这些法律人至少坚持了独立、慎思的品德。而这种品德，可能正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正如苏力曾言：法律人一定要冷酷地看社会，注意，是冷酷而不是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