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飞 （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研究所 233500）

苏轼的《庄子祠堂记》与庄子故里

李 飞 （安徽省蒙城县庄子研究所 233500）

自1999年10月至今，蒙城县先后召开了三届国际庄子学术研讨会。同时，蒙城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修复工作，2009年底，占地51亩，投资一千万元的庄子祠堂的重建工程已全部竣工。

20年前，蒙城文物管理所在蒙城东关庄子祠堂遗址上，发现了苏轼《庄子祠堂记》残碑半块。虽然，在已出版的《苏东坡全集》里就有这篇文章，不算稀奇，但是他亲笔书写的碑文出自蒙城，就非等闲之物了，其珍贵之处有两点：

一是，苏轼的《庄子祠堂记》，是给庄周故里蒙城写的。宋熙宁九年（1076），从京都开封来了一位掌古今经籍图书、国史的学问家秘书丞王竞担任蒙城县令。当他看到在庄子生长著书之地，千余年过去了尚未为他建立祠堂，甚为惋惜，也感到作为县令，有责任为这位先哲建立祠堂。于是动员地方乡绅集资，又拨公款，在今蒙城东北三里庄子做漆园吏的漆园城内动工兴建，宋神宗元年丰元年（1078）冬十月竣工，王竞请当代大文豪苏轼作碑记，苏轼欣然答应，于当年十月十九日写成交付王竞，于是新建的蒙城庄子祠堂前便竖起苏轼题写的这块碑。

苏轼不但文章美，而处理问题也十分周到。他感觉到了自己着笔举足轻重，为避免当代人和后世人误解，所以《庄子祠堂记》开头就点明：“庄子，蒙人也，曾为漆园吏。没千余岁而蒙有祀之者，县令、秘书丞王竞始作祠，求文以为记”。苏轼认为，“庄子蒙人也”的宋代亳州之蒙城县就是庄周故里。同时指明：庄子去世一千多年了，而他的故里蒙城尚未给他建立祠堂，是蒙城县令王竞首次为他兴建的祠堂。史料表明：建庄子庙、祠的山东、河南没有一个早于蒙城的。

二是苏轼的用词含义客观存在。他没有一般写法“祠记”，而是写“祠堂记”。多了一个“堂”字，就大不相同了。我们知道，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祠堂”是指家堂，或为同族、同乡、同县共同祭祀的祖先、乡贤。这里。苏轼有意把“庄子故里”与“庄子祠堂”联系起来，让人们无可置疑认定蒙城县就是庄周故里。

自宋代以来，历代的庄子研究者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是他们不了解亦未探讨“王竞始作庄子祠，求文以为记”的背景，不知道王竞是蒙城县令，不知道是王竞在蒙城任上请苏轼写的这篇文章，以至有些研究者误认为苏轼是给河南某县写的，庄子故里在河南，其实非也。

苏轼博学，不仅是大文学家，也是一位考据家。他为蒙城的庄子祠堂写记，只不过反映了客观事实。比如这里有祖辈相传的庄子宅；庄子故居南十里便是濮水，《庄子·秋水篇》“庄子钓于濮水”，即此；濮水边有庄子钓鱼台，是庄子喻龟辞相之地；嵇康好老庄，仰慕庄子，读书抚琴于距庄子故宅仅一百多米的嵇山上；五代道家中兴人物陈传，曾隐居庄子垂钓之濮水边等等。这些基本的知识，苏轼自然知道，而且他还有更多的依据。苏轼也是位仰庄者，他的文章清新自然，行云流水似的笔法，就是从《庄子》顺应自然里获得的，因此他比常人更关心庄子的故里。

蒙城算是幸运，早在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从京师来了一位诗人与梅尧臣齐名，甚为欧阳修所器重的苏舜钦大学士作蒙城县令。他敬重庄子，立志以前贤庄子为楷模，做一个一尘不染、正直的清官，同时在民间倡导庄子希求的淳朴、善良、友爱和助人为乐之风。因此他在县衙后堂立匾曰：“清燕堂”并写诗记事。其后宋神宗即位，宰相王安石来蒙城观风问俗，深有感触，写下了《蒙城清燕堂》诗：

清燕新诗得自蒙，行吟如到比堂中

吏无田甲当时气，民有庄周後世风

庭下早知闲木索，坐间遥想御丝桐

飘然一往何时得，俯仰尘沙欲作翁

从此，“清燕堂”便成了蒙城县衙大堂的名字，旨在希望蒙城县的官民一代接一代的弘扬庄子淳朴善良、助人为乐之风，使人民安居乐业。

这两位学问大家一致认定庄周故里是蒙城，尤其是王安石，盛赞蒙城“民有庄周后世风”。要知道，王安石当时身为宰相，又号称稽古，不会随便表态，更不会随意判定古代名人故里。

自秦汉至唐，只有一个刘向在他的著作《别录》里提出庄子“宋之蒙人也”。但他并未说明宋之“蒙”是指河南商丘东北的“蒙”，亦未说明公元前445年蒙城属过宋而之后蒙城已成为楚地“蒙县”之“蒙”。到了宋代，从当政宰相王安石，文学家苏东坡、苏舜钦等，到众多学者，直到曾精心探研过庄周故里的大学问家朱熹，都肯定庄子古为楚国之蒙，今为亳州之蒙城县人。

庄子是楚人，其故里在今安徽蒙城县，直到明正德（1506-1521）年间以前，基本上没有异议。但到了明嘉靖（1522-1566）年间，有一位浅儒名叫陆应阳，在他作的《广舆记》里，粗暴而武断的提出庄周故里在河南省归德（即今商丘）东北小蒙城之说。正是由于他缺乏对历史地理知识的了解，心怀偏见的谬误之言，被当时急需教材的一些社学（相当后来的中小学）所采用，传布甚广。由此引起了当时的蒙城知县、进士出身的李时芳和全县民众的极大愤慨。李知县一方面主持新修蒙城庄子祠堂，开辟纪念景物，一方面在其亲撰碑文《新修庄子祠祀》里，同陆应阳摆事实，讲道理，据理力争，严厉的批驳了陆应阳的荒唐谬论。他把陆应阳比作一个小偷“乐窃者”，是个“颠狂谬妄、曲学媚世”者，一派胡言的神经错乱者。“夫人情皆喜议先生，又乐窃先生。议先生者，欲索先生之瘢，窃先生者欲借先生之荣。议者固不足辩，而窃者既多。”他又说：你陆应阳算什么，你的才学比得上掌管全国典籍的蒙城知县王竞吗？比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东坡吗？不能！可偏偏就有些人相信他的话，真是令人可悲。他愤怒地说：“东坡之记，荆公之诗皆历历可考，若此蒙非古蒙，二公何异口同声称先生之故里为蒙城哉！唯世不信东坡、介甫于元丰之际，乃信陆应阳于今日颠狂谬妄、曲学媚世之口，当亦先生所不受。”他在这篇《记》的最后大声疾呼：庄子是蒙城县人，蒙城当代人和后世人要理直气壮坚信为真，千万不要被“乐窃者”蒙蔽，更不要让江湖骗子“鼓箧者所窃。”

庄周故里在蒙城，不仅蒙城人坚定不移，历代众多学者也一直实事求是地把庄子认定为安徽蒙城县人。比如明巡按刘敬之的《过蒙城漆园怀古》、巡按郭公周的《过蒙城吊庄子》诗等等，都不相信庄周故里河南商丘东北说。清康熙五年（1666），全国印行的《三字经训诂》的作者、著名学者王相，就在《三字经训诂》“文中子，及老庄”文下注释说：“庄子名周，字子休，楚蒙城人，为漆园令，作《南华经》。”

本文依据：《苏东坡全集》、明清《蒙城县志》《安徽通志》《苏舜饮文集》《蒙城名人史迹》《庄子研究》《沧波珠影》与《王文正公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