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书丽［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4］

作 者：蒋书丽，文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欧美文学与比较文学。

20世纪后半叶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着实出尽了风头，尤其是文体的实验性和先锋性，至今影响深远。试想，如果没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莫言的文学成就恐怕要大打折扣。但在这些各领风骚的文学流派过后，一种朴素的、回归传统的暗流已然露出些许端倪，帕慕克和莱辛的获奖以及他们的代表作品就很耐人寻味，传统和现代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非常完美的结合。

我们不妨从帕慕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来看看他们向传统回归的明显表现。尽管帕慕克在该作中对现代派文学技法运用得很娴熟，但掩盖不了其背后的传统叙事文学的精华要素。他的多角度叙事和荒诞性手法是最明显的后现代叙事风格，这一点从第五十九章的题目上就能找到明显的证据。“我是一个死人”“我是一棵树”“我是一枚金币”“我的名字叫死亡”等都明显带上了荒诞色彩，故意将故事化整为零的叙事方式也体现出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精神。帕慕克的其他几部重要作品，如《黑书》《雪》《伊斯坦布尔》等同样在目录上下足了工夫。然而，在帕慕克小说的后现代色彩背后，矗立着的是强大的传统叙事文学精神。揭开《我的名字叫红》等作品的华丽面纱，我们可以很容易、很清晰地看到那些传统叙事文学的几大要素：异域风情、凶杀、爱情、历史。对于这些元素，笔者在另一篇关于博尔赫斯的论文中也做过论述。

对于帕慕克来说，用地域特色概括他似乎更符合实际。土耳其，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地跨三大洲的国度，注定了它在文化上的多元性。而帕慕克则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地理文化优势，可以说，他是一个立足土耳其、面向世界的作家。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作家，像他那样获得那么多的文学大奖：欧洲发现奖、美国独立小说奖、法国文艺奖、德国书业和平奖。1998年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确立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文学地位；不仅获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他获得如此多的奖项不仅仅证明了他在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方面的艺术成就，也充分说明了他的受欢迎的广度。在作品里，他把土耳其风情及其独特的民族艺术——细密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在现代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具有浓郁的东方风情的异国画卷；同时在作品里也一再提及传统的阿拉伯细密绘画是如何受到中国绘画风格以及威尼斯画派影响所导致的连环血案。土耳其尽管一部分国土处于欧洲，但它的文化传统又与欧洲是截然不同的，帕慕克向骄傲的欧洲读者展现的是别具风情的土耳其阿拉伯文化，而在这一独特的文化背景上，他给读者营造的是具有人类社会中共同的事件，如凶杀，如爱情，似乎帕慕克的目标就是世界性，因此他的获奖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最能抓住读者的，是贯穿全书的凶杀及其悬念。帕慕克毫不避讳运用通俗小说的伎俩，在作品一开头就设置了一个很好的悬念，并让一个“死人”开口说话了，可以说颇得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真传，这一点，已经有文论及帕慕克和博尔赫斯在文学上的父子关系。但也可以说，帕慕克是一个深谙读者心理的作家。然而，他并没有单纯地停留在凶杀上面，而是在其背后处理更为严肃的问题，即谈及保护传统和吸收创新之间的尖锐冲突问题，这也是帕慕克的智慧和伟大之处。他借助于一次凶杀，把这一矛盾冲突艺术化地展现出来。而且，特别要指出的是，在作品里，作者一再运用暗示手法来表现这种历史进程的血腥性——不断闪现“弑父”场景，同时也是一个爱情凶杀故事，即“胡斯莱夫和席琳”的悲剧。年轻的波斯王子席鲁耶不仅觊觎父亲的王位，也垂涎年轻的继母，终于有一天摸到了父亲的床上，把匕首刺进父亲的胸膛。同样的场景还出现在《君王之书》里，撒旦诱惑德哈克杀死了父亲梅尔达斯，而且这样的场景成为细密画家们最喜欢表现的题材。围绕着一个个凶杀故事，作者借助一些绘画大师的口来探讨一位细密画家该不该有自己的个人风格，该不该有属于自己的色彩这些问题，应该说是有一定深意的。这一手法的娴熟运用也充分体现了互文性这一典型的后现代风格,但这一手法的暗示性和象征意味又是文学最古老的表达。

正如许多评论者都注意到的，除了寻找凶手构成了小说的一条线索之外，还有一条线索是谢库瑞和黑的爱情婚姻，而且帕慕克同样选用了一个俗套来讲述这个爱情故事，那就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和两个男人的爱情故事，这样说似乎对帕慕克这个已获得国际声誉的大作家有些不敬，但事实的确如此。相对于那几个面目不清的、代号为“橄榄”“鹳鸟”“蝴蝶”等的绘画大师来说，谢库瑞的形象性格在作品中是比较清晰的一个。尤其是在父亲被凶手杀害之后，她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沉着冷静、指挥若定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们的匆忙结婚并没有让读者悬着的心放下，一方面是谢库瑞提出的苛刻条件，即不抓到凶手和不完成父亲的书，绝不和黑同房；另一方面是伴随着黑被列入怀疑对象，他们二人有名无实的婚姻最终能否得到圆满的解决，再一次捉住了读者紧张的神经。幸好帕慕克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凶杀案水落石出，谢库瑞和黑的爱情也在不无色情的描写中获得了圆满的结局。帕慕克后现代的叙事手法和传统的故事结局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历史，是众多作家都十分青睐的、取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帕慕克也不例外。他的《白色城堡》更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历史小说，其他两部重要作品《雪》和《黑书》同样深入历史的深处。在《白色城堡》中，帕慕克讲述了一位威尼斯学者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并遇到一位和他外貌相似的叫作霍加的占星师的奇特经历，颇有历史传奇的神韵；《雪》更是因为历史、政治、宗教的纠缠而给帕慕克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我的名字叫红》也把故事背景放在了遥远的16世纪。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无疑已经成为作家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除此之外，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作者借助画师“鹳鸟”，直接讲述了“三个关于绘画与时间的故事”，其中最为传奇的就是细密画家麦赫梅特的故事。这位画师从九岁学徒到失明，画了一百一十年。“他和所有人一样，更多的是依照前辈大师的技法来进行绘画，也因而成为了最伟大的画师。他视绘画为对安拉的服侍，不仅谦卑，而且全身心地投入绘画……他极为知足含蓄，从不妄想凸显自己，也不曾追求自己的风格与个性。”①在一百一十九岁时，为了追求一位俊美的少年学徒，这位大师陷入了权力斗争、谎言和阴谋中，在一个午后忘情地看着俊美的少年时，大师染上了风寒，第二天在不断的喷嚏声里，眼睛瞎了，再两天后从石阶上跌落下来，“摔死了”。在凶杀案的阴影下，不断插入的这些或凄美或凄惨的历史爱情故事和传奇，更为作品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浪漫而神秘的色彩。

在当下欧美作家里，在小说创作中采用各种传统叙事文学手法的并非帕慕克一人。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的小说创作可以说和帕慕克有着同样的风格，也因此有评论者认为，帕慕克深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仔细研读他们的作品，这一说法有着坚实的基础，仅就上述提到的几点来说，在博尔赫斯的小说中也都有非常突出的表现。而从《白色城堡》里，更可以看出卡夫卡的几许身影来，尤其该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现代寓言色彩，更不用说“白色城堡”这一意象了。

“我们终于看见了那座城堡。它位于一个高丘的丘顶，落日的些微余晖照在旗帜飘扬的塔楼上，堡身是白色的，白白的，很漂亮。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只有在梦中才能见到如此美丽且难以抵达的地方。在那样的梦中，你会焦急地奔跑在一条浓密森林间的蜿蜒道路上，想要赶到山丘顶上明亮的白色建筑物那里去，就好像那里举办着一场你也想要参加的娱乐晚会，有着你所不想错过的幸福。但是，你以为马上就要到头的路却怎么也走不完。……现在我知道，多年来视为巧合的事，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士兵永远无法抵达这座城堡的白塔……”②

同样是可望不可即的“城堡”，但它究竟象征着什么呢？似乎帕慕克笔下的这座“城堡”比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更令人费解。

正像在《我的名字叫红》里所描写的细密画大师有师承有创新一样，帕慕克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分体现了对传统叙事技巧的追摹和对现代叙事艺术的吸纳，他能够轻松地进入历史，但同时也不忘膜拜世界文坛上几个灯塔级人物，由此他也跻身于世界文学大师之列。读过帕慕克，不由得使人想起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曾经说过的一段话：“伟大的作品只能诞生于它们所属艺术的历史中，同时参与这个历史。只有在历史中，人们才能知道抓住什么是新的，什么是重复的，什么是发明，什么是模仿。换言之，只有在历史中，一部作品才能作为人们得以甄别并珍重的价值而存在。对于艺术来说，我认为没有什么比坠落在它的历史之外更可怕的了，因为它必定是坠落在再也发现不了美学价值的混沌之中。”③似乎应该为帕慕克感到庆幸，他的几部作品都是在浓厚的历史背景里创作出来的，即便是现实色彩最浓的《伊斯坦布尔》也笼罩在浓浓的回忆之中；他的第一部小说《白色城堡》则干脆就是一部历史小说；创作于1998年的《我的名字叫红》同样回到了历史。虽然此“历史”非彼“历史”，但毕竟，历史叙事是欧洲小说最古老的源头。传统，在帕慕克笔下得到了全新的阐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也再次凸显了它的价值，“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的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锐敏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④。

再说说多丽丝·莱辛。她的获奖也充分说明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审慎——她的《金色笔记》完成于1962年，而她获得的是200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尽管莱辛对人们对她的小说的评论很恼火，“他们都把它当作一部描写个人生活的小说——但这仅仅是小说的一部分。这是一部结构严谨、布局非常认真的小说。本书的关键就在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他们偏要把它说成是‘多丽丝·莱辛’的忏悔录”⑤。即便莱辛很恼火，即便她煞费苦心地将女主人公的生活进行新的排列组合，并分别以“黑色笔记、红色笔记、黄色笔记、蓝色笔记”命名，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这是一部描写现代女性生活的小说，而且颇有代表性，不管她加入了政治的、种族的等内容为调剂。

主人公安娜集合了现代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几乎所有的特点，单身母亲，有点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且最主要的是她会写作。而莱辛的这部作品，也集中了大多数女性文学作品的特质，更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这部作品出自女性之手。无论是它的喋喋不休，还是它的琐碎，都带有十足的女性气味。诺贝尔委员会对它的评价是，“20世纪审视男女关系的巅峰之作”，换个角度来说，更是女性审视自身生活的一部巨著。这样的视角，就充分暴露了它的女性特征。放在女性主义文学的背景下来看，莱辛的这部作品在思想深度上并没有超越性的贡献，反而进一步证实了女性的无奈和悲哀：男人是女人的世界和全部，而女人只是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可以说，就其内容来看，的确乏善可陈。如果剥离掉里面的政治色彩（更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时代背景），剩下的，只是一个单身女人在一个个男人之后的孤独落寞而已。小说开头那句“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住宅里”已经为这部长篇小说定下了基调。如果莱辛没有在它的结构上下足功夫，《金色笔记》几乎是难以读完的，更不用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因此，莱辛对读者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她将一个单身女人凌乱的生活打乱秩序，进行重新的组合，就赋予了这部作品新的艺术生命力，这种艺术生命力，是传统的叙事艺术和后现代的叙事风格合谋共生的产物。用传统的术语来讲，是新的艺术形式给了旧的内容故事新生命。

结构主义的排列组合技法，在帕慕克和莱辛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实践，他们二者这种拼贴画式的写作，使其作品都带上了典型的后现代风格，但又都在自己的创作中充分显现出自己的民族传统来。透过莱辛，我们不难看到在她背后站立着伍尔芙、奥斯丁、勃朗特的影子。莱辛之所以更多地强调她的写作技巧，诚然有其突破性，但也未尝没有掩盖故事老套的用意在里面。不可否认的是，小说，就是讲一个精彩的故事。而故事，在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又不外乎爱恨情仇等人类基本的感情和行为，而其中最根本的，则是男女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又恰是女性作家的偏爱。即如在小说中的一则“黄色笔记”里所记述的几个故事概要：“一个女人，渴盼着爱，遇上一位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一位男子用成人的话语，感情已成熟者的话语，去追求一名女子”“一个女人不由自主陷入了情网”“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正两情相悦”……书中主人公所留下的这些故事梗概，不过都是在重复着一个故事，即男人和女人的故事，只不过作者善于运用新的手段来对这故事进行重新包装。当然，莱辛作为当代英国文坛一位重要的作家，其创作是非常丰富的，她也尝试过各种文体，但毕竟《金色笔记》是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代表作品，其代表性是不容置疑的。

应该说，两位作家的两部代表性作品都分别采用了后现代的板块结构来讲述一个传统的故事，并且相继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充分说明了后现代在向传统的回归，或者说文学创作从未离开过传统。

传统，其实并未走远；而现代，却已悠然化身为传统。

①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②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白色城堡》，沈志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③ [法]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余中先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

④ [美]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载《“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⑤ [英]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金色笔记·译序》，陈才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