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雨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长春 130024］

作 者：姜雨萌，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就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几乎人人知晓，实践起来却很困难的道理。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表面写实的小说实际并不写实，并不注重反映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或社会问题。①而是通过杨百顺的“出延津”和牛爱国的“回延津”的叙述，深刻地指出了中国人“独一无二的孤独”。这种孤独感在于难以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更在于难以守住一个“说得着”的人。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灵魂就被这种孤独与背离深深缠绕着，在寻求“说得着”的解脱中，一点点被消解。

一、对传统文化的解构

小说前半部的主人公叫杨百顺，为了生存，他的名字被神父老詹改成了杨摩西，又为了安身立命，倒插门给吴香香改成吴摩西，后来他被妻子和隔壁老高背叛，和自己唯一说得着的养女巧玲又丢了，他在离开故乡的火车上自己把名字改成了自小就羡慕的喊丧人罗长礼。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名字可以说是一个人和家族、血缘、亲情联系最密切的纽带。小说的主人公杨百顺为了生存，先是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后来又失去了自己的姓氏，当他唯一的依靠巧玲丢了以后，他也抛却了自己过去记忆中的所有名字。他的名字改变的过程，就是他的故乡情结被一点点背离与消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解的不止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社会纽带，包括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

其实，在这部作品中，杨百顺并不是个案。单从朋友反目成仇这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消解上来说，就存在着杨百顺和银匠老高、杨百利和牛国兴、牛爱国和冯文修以及牛书道和冯世伦等多对互动关系。而这几对关系被消解的原因，无外乎是因为缺乏语言上的沟通和存在语言上的误会。与外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同，中国人身上背负的十字架不是宗教，而是语言。②这部作品塑造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形象”，比如拉大车的老马和卖豆腐的老杨，这两个人的朋友关系却始终是老杨的一厢情愿，究其原因还是沟通的问题。在这部作品中，吴香香、庞丽娜等很多女性都以“出轨者”的形象出现，而作者又会在描写出轨情形时暗示出她们出轨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寻找有共同语言的人。为了寻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不惜背弃家庭血缘和朋友爱人。他们看似孤独，被社会道德所抛弃，可是，为了这个“说得着”的人，他们却可以不顾一切地追寻。吴香香和银匠老高失去了安逸的生活，脸上却仍然挂着微笑；章楚红想让牛爱国带她离开李昆，事情不成她宁可自己跑到北京去做“鸡”，也不想再和李昆生活。这些女性都强烈地背弃了中国传统女性贤良淑德、从一而终的品质，将传统文化对女性角色的定义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小说文本就是从一个个人物鸡毛蒜皮的小事着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进行解构，切断家族血缘的纽带，寻找语言和精神的共鸣。

二、对社会历史的解构

《一句顶一万句》中有着明确地理位置的河南延津，却如同马尔克斯笔下的小镇“马孔多”一样遗世独立。根据小说内容来推演小说的叙事时间应该是在民国后期解放前期，在当代文学的范畴中，正是应当书写地主农民阶级矛盾和战争历史的社会背景。可是，这部作品却并没有重点反映阶级矛盾和战争历史，而是对其进行淡化——卖豆腐的杨百业甚至能阴错阳差地娶到大户人家的小姐秦曼卿当老婆。小说文本将历史阶级概念消解，似乎将发生在延津的故事独立于中国的大背景之外，开辟了一种“边缘叙事”的模式，给读者带来几乎脱离历史背景的话语体验。

然而，小说文本并没有完全脱离历史，只是游走在历史现实和作者开辟的叙事地点之间。在小说中，读者能够找出很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才存在的典型人物，诸如办新学的县长小韩和传教的神父老詹等等。办新学本来是好事，但是县长小韩是为了让延津人听懂自己说话，才想到办新学。小韩办新学的出发点首先就违背了教育的初衷，他还霸占了神父老詹的教堂当学堂，最终导致神父老詹至死都没能收回属于自己的教堂。县长小韩的行为解构了读者心中对于“办新学”的传统认识，从侧面重塑了那个时代真实的“革新”。

神父老詹是小说的一个重要人物，小说文本将老詹塑造成了一个代表性的被“异化”的西方传教士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老詹的存在及命运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某种差异和彼此的形象给隐喻了出来。③老詹来延津许多年，只发展了八个教徒，可是他自己却在延津被异化成一个传统的延津老头的形象，佝偻着背，吸着烟袋。然而，被异化的只是他的外表，一直到死亡，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窘况——教堂被强行收走和经费短缺等等，老詹都没有放弃自己对主的信仰，最强有力的佐证就是吴摩西（杨百顺）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教堂的草图。神父老詹在吴摩西的一生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希望吴摩西能够领悟主和信仰对人生的重要意义，可是涉及精神上的东西时吴摩西却一窍不通，正如吴摩西想要继承他的遗志建起那座草图上的教堂也始终没有成功，就连那句“恶魔的私语”都能被吴摩西解读为“不杀人，我就放火”，这两句话之间的歧义如此之大，不只是单纯的语言不通，而是中西方不同的语境下对于信仰和思想的不同观念，被翻译到语言上的最真实的反映。神父老詹的一生也颠覆了传统观念对西方传教士的崇敬，通过重塑了一个看似不真实却又真实的社会背景，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概念，重建了一个属于延津人的生活逻辑。

三、对家园意象的解构

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家园和故乡常常作为游子的精神净土而出现，具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属性。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很多文学作品，却颠覆了传统观点关于故乡的认知。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中，就把自己的故乡看成是这个社会转型时期全中国变迁中权力斗争的缩影。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作者延续了对家园意象的颠覆。在前半部“出延津记”中，杨百顺先是厌恶自己的家庭，后来又决心离开杨家庄，在老詹的指引下来到县城，却因为老婆和人跑了不得不暂时离开出门“找一找”，最终因为弄丢了养女巧玲，而彻底离开了这片故乡。在后半部“回延津记”中，有几次机会曹青娥（巧玲）都可以回到延津，或者找到和延津有一点联系的记忆碎片，可是她却放弃了回归故土的念头，直到临死之前才重拾这份执念，引导儿子牛爱国去寻找关于故乡的回忆。

在作者笔下，故乡留给主人公的不是怀念和寄托，而是变故和不幸的记忆。而这些变故和不幸，却历史性地相似着，并且在这片土地上一遍一遍重复着。杨百顺的先生老汪因为女儿死了而出走故乡，杨百顺因为丢了养女巧玲出走故乡；剃头匠老裴在杀人的路上遇上了杨百顺，两个人互相救赎；牛爱国和冯文修两个人是故乡的朋友，他们的父亲从朋友走向陌路，两个人也从朋友走向陌路。这种重复与轮回，都是故乡留给人物的记忆，就在这些有关故乡的回忆体验之间，作者借笔下人物之口总结出了人生在世易懂却难参透的道理：“原来世界上的事情都绕”“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这些道理并不是空口无凭，而是来自作者笔下人物的生存体验，是在离开故乡和复归故乡之间的体验。这些人物在故乡失去，离开故乡去寻找，寻找无果，却再也不肯回归故乡，也许就是为了打破故乡带给人物记忆的这种重复与轮回。作者将家园意象重塑成苦痛记忆的根源，这种家园意象就像鲁迅笔下的鲁镇、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是先验于人的感知而存在，却又不曾离开过每个人的生活，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共鸣。

四、结语

《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通过对传统文化、社会历史和家园意象的解构，重塑了延津和延津人的形象。延津浓缩了整个中国的生存现状，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寻找能够说得着的人，寻找“一句胜过千年”的话，为此他们不惜付出代价。在重复与轮回、离开与复归、失去与寻找中，小说将抽象道理具象到生活，这样一来，读者就能去追寻属于自己人生中那句“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了。

① 陈晓明：《“喊丧”、幸存与去历史化》，《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第5-24页。

② 马云鹤：《消解孤独的两种方式》，《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第102-104页。

③ 梁鸿：《“中国生活”与“中国心灵”的探索者》，《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第54-60页。

[1]邱运华.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文化生活译丛，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