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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中的温情之光——论迟子建的《秧歌》

2015-07-12习秋红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牡丹江157000

名作欣赏 2015年36期
关键词:八仙迟子建秧歌

⊙习秋红[牡丹江师范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00]

作 者:习秋红,牡丹江师范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迟子建是一位温情主义者。白雪茫茫的大兴安岭、流淌不息的漠河、广袤无边的原始森林、充满了神奇的白夜,这些自然环境造就了迟子建纯净、宽广,又具有个性的性格。北方淳朴的民风,人民豁达、宽广的胸怀,影响着迟子建的创作。在她的作品中展现的是对温情的表达,有对亲人、朋友、邻里一些底层人们,甚至对具有人格缺陷的人们,乃至犯了罪的人的关怀,这表达了作家可贵而又善良的情怀。在她的作品中,温情随处可见,但是迟子建并不是只注重感性的抒发,她是把这种感性通过一种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但是营造的结果却是另人深思的。比如《秧歌》《雾月牛栏》《亲亲土豆》《泪鱼》《逝川》等,这些作品都闪烁着温情之光,又透露着传统美德、人间真情与当下浊世不可调和的人生无奈,因而可见人性的深度。

一、对北方风俗文化的温情抒写

“迟子建是当代文坛极具创作特色的作家,其温婉、细腻的笔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深受东北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地方民俗的烙印。风俗文化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在《秧歌》这部作品中,作者讲述了北方人们在元宵节看秧歌的风俗,并围绕“秧歌”展开了叙述,表现了人们虽处在各种困境中,但是他们不悲观,心中仍存希望,那就是每年元宵节能够看到南天阁的秧歌队出来扭秧歌。迟子建与鲁迅等作家不同,鲁迅等作家是站在启蒙的视角对民俗生活中的人性丑恶和落后进行批判,与同时代莫言等作家把民俗生活作为构筑故事情节的手段也不同,“迟子建是从自己的心灵深处贴近民间、走进民间,体验民俗生活”。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有很多对民风民俗的描写,比如秧歌、洗尘、跳神等等。迟子建通过对这些民风民俗的描写来展现这一地域文化氛围内人民的生存状况。在《秧歌》中,描写的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民俗的秧歌,“秧歌”是支撑人们生活下去的理由,每年元宵节人们都盼望着看到南天阁的秧歌队,只要听说南天阁的秧歌队出来了,人们不管手中做着什么活儿,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儿,去看秧歌。“这是一种在沉重、庸常的生活中能够慰藉人心的温情。是一缕穿透黑暗的生存夜空的希望之光。”它是一场几乎象征了人生共舞的秧歌,因为人天性的激情和人生认识的有限,因为生活的及时性和不可重复性,人生就有许多的悲喜和种种的对错。在人生的舞台上每个人不得不扭着自己的步态前进,或乐意,或勉强,或精彩,或黯淡。在她的《秧歌》中,人生有许多的重复,虽然变化似乎不大,但又没那么简单,人们各有各的烦恼,但仍执著地生存着。文中的人各有各的喜乐、无奈,但所有的幸福都是有代价的。“《秧歌》真是一场紧锣密鼓的戏,戏里有‘辛酸的幸福的温馨’,有激情,有厌倦,迟子建在一篇《秧歌》里写出了人生的大世界。这大约就是迟子建认为的人生,朴素的小人物身上的歌哭。”

二、对底层人们苦难的温情书写

迟子建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对底层人们苦难的温情表达”。她的创作理想,她那令人激赏的民间立场以及她独特的个人气质,在其“对底层人们苦难的温情表达”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文章中的女性总是处在悲惨或不幸的境遇中,但是在迟子建的笔下,迟子建并没有使她们只有悲惨的命运,而是给予她们一定的不幸中的幸福。

在《秧歌》中我们看到了当女萝被王二刀霸占后,她并没有像普通的女人一样寻死觅活,她在知道自己怀孕后逼迫威胁王二刀娶她,后来生了会会,生活得虽然平淡但是很幸福。但是在女萝的心中她生活得还是幸福的,迟子建对于女萝这个人物的温情抒写,并不是绝对的悲剧式命运,而是在女萝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予她女性关怀,使其虽拥有痛苦的过程但是幸福的结局。迟子建用她一以贯之的温情抒写来书写底层人们的苦难,从而营造了文本中温馨气氛。迟子建对《秧歌》中的洗衣婆的形象塑造是非常重要的,洗衣婆一辈子无儿无女,在和她相依为命的拉黄包车的老伴自杀之后,她并没有抱怨命运的不公,没有凄凉地度过后半生,她虽然也羡慕别人儿孙满堂,也嗔怪丈夫自私地为了所谓的面子弃她而去,但她该洗衣则洗衣,该吃韭菜馅饺子则吃韭菜馅饺子,该把跟她进屋的树叶、虫子送回大地则送回大地,该到干儿子那里去时就到那里与他们一家共同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度过晚年。困境并不是没光顾她,只是她未被困境困住。

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小梳妆,一生都是在孤独与等待中度过的,虽然她已到了迟暮之年,身上仍有一股说不出的气韵。每年元宵节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看小梳妆,虽然小梳妆已经很多年不出来了,可是人们的心里还是盼望着某一年的元宵节她会出来,就像付子玉回来的这个元宵节,人们觉得小梳妆肯定会出来的,可是付子玉回来了,而小梳妆却在元宵节热闹的氛围中自杀了……迟子建笔下的小梳妆这个人物形象是理想的、完美的,她是不幸的,生命中遇到了喜欢的人,却不愿屈身下嫁当别人的姨太太,一生活得高傲、纯净;她又是幸运的,生前为爱情坚守了一生,她没有嫁给平常人,没有平常生活中琐碎的事,一生都活在她的秧歌世界中,活在美的传奇中,当秧歌与美皆不再属于她时,追随她们而去就成了她最后的选择。她死后,人们都为她送葬:“付子玉在听到小梳妆死讯的当天就带着两房姨太太乘马车离去了,在走之前他吩咐人将各种首饰拣最好的给小梳妆佩戴上,他还给“极乐世界”的刘八仙扔了不少钱,让他给小梳妆多置些房子、土地、衣服。”刘八仙虽然是一个视钱如命的人,“不过付子玉的马车刚出城,刘八仙就骑着匹快马追了上去,他将付子玉给他的那些钱全部还给了他,刘八仙说:‘我看了一辈子小梳妆的秧歌,我不能收钱给她置办东西。’”即使像刘八仙这样赚死人钱的人,也会被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打动,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的温情之光。迟子建对底层人们苦难的抒写是温情的,它既不神秘也不深奥,它没有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但能让你感到触手可及。

三、对有人格缺陷的人的温情书写

迟子建认为温情的力量也就是批判的力量,她在小说中表现“恶人”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批判的态度。而她更希望的是让“恶人”能够“心灵发现”,所以她笔下并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迟子建为他们的“恶”大都设置了各种各样充分的理由,让他们在这种“理由”的驱动下使坏,而后良心发现又回归到善之中。

王二刀是一个在一个元宵节的晚上把女萝霸占了,但是他不想负责,让女萝把孩子打掉,最后在女萝的强势逼迫下不仅与她成了婚,还生下了孩子。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是一个夺取了年轻女子贞洁的人。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恶人,迟子建并没有使人们对他产生嫉恶如仇的感情。在他干爹死时,他是最伤心的,他想让他干娘去他家,希望能够照顾她、好好孝顺她,王二刀对他干娘的举动体现了一个孝子应尽的孝道。虽然王二刀人格上有缺陷,但是迟子建赋予了他对家庭的热爱和关心。作品中还有一位人格缺陷的人,那就是理发师:二十多年前因为拉黄包车的车夫没拉他,他就耿耿于怀,为了报复拉黄包车的,把拉黄包车的老头剃成了秃子,拉黄包车的老头因为受不了这般侮辱便用理发师的剃头刀自杀了,最后,理发师也是后悔不已,非常愧疚,最后在愧疚中得了疯病。龚友顺贪婪,狡猾、奸诈。刘八仙与粳米办喜事那天,因为吃羊肉面吃坏了肚子,所以新婚之夜过得很不愉快,刘八仙打了龚友顺并且砸了他的面馆,最后龚友顺给刘八仙送去了一只羊才算了结。龚友顺在使用他的小聪明的时候被大家识破了,在每一次耍把戏之后都受到了惩罚。迟子建对那些有着人性缺点或污点的人也怀有温情,对此迟子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中国的老百姓大多数人都是处在这么一种尴尬状态之中: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大善,他们都是有缺点的好人,生活得有喜有忧,他们没有权也没有势,彻底没有资本,他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善人或恶人,只能用小聪明小把戏以不正当的手段去为自己牟取私利,在这一过程中他会左右为难备受良心折磨处在非常尴尬的状态中。”

迟子建是一位专注于现实生活的作家,她的小说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她的笔下都是凡人琐事,写他们庸常而不乏声色的生活,迟子建在展示这些美好的生活的同时,也不回避生活中的卑琐与丑陋,即使写出了人性中的丑恶也要营造一个合理的理由,让他们“改邪归正”。迟子建的小说纯净、清爽、直白,她从不做惊人之笔,而是以穿透人心灵的温情与厚道深深地感动着读者。

[1]胡朋君.民俗视野中的迟子建小说创作[D].中国海洋大学,2010.

[2]文能,迟子建.畅饮天河水[J].花城,1998(1).

[3]张红萍.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J].文学评论,1999(2).

[4]迟子建.迟子建文集·秧歌Ⅱ[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5]张英.文学的力量[M].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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