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琳［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46］

布勒特·哈特（1836—1902）是最早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画华裔移民的美国作家之一。在关于华裔移民的作品中，哈特十分重视种族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与阶级因素的相互作用。马修·W·阿斯顿指出，“哈特对华裔移民再现的不一致性让许多评论家感到困惑，他们很难确定哈特的种族意识形态”。前人对哈特笔下华裔人物的解读过度强调了种族主义这一概念，而鉴于19世纪美国西部的大背景，从阶级这一视角来进行解读似乎更有力度，因为哈特以华裔移民为主人公的作品中对他们的阶级流动性有特殊的强调。

一、阶级和华裔移民角色刻画

在哈特笔下，华裔移民的种族身份并不是决定他们本性和行为举止的决定性因素，他对华裔移民的刻画往往符合他们的阶级身份。

在短篇小说《李顽》中，哈特把辛和刻画成一个文明的令人钦佩的华裔商人，辛和是宁福公司总代理或总经理。小说以辛和邀请朋友在家里喝茶、看戏法开始。哈特以边喝茶边看戏法这一事例，着重描述了辛和的社会地位和他的阶级属性。辛和的资产阶级睿智甚至在其未出场之前就表现了出来。主编约翰也是故事的叙述者，收到了辛和的一张名片，正式邀请他去喝茶。但名片上并没有印上姓名和地址，而是主人的言辞。主编约翰是这样评论辛和名片上的文字的，“这种嘉言懿行的确是大可钦佩的。我的朋友辛和是幽默作家中最最严肃的，他是一位中国哲学家”。辛和对批发庄奢华的装饰显示了他的财富和优雅的生活品味。和他来往的人中，除了主编约翰，还有联邦法院的法官、报社的主编、高级政府官员和一个有名望的商人。显然辛和有着不同寻常的社会地位。

哈特对小说主人公李顽的再现与华裔商人辛和明显不同。该部小说的主人公李顽是一个由变戏法的中国人收养的孤儿，长大后在变戏法时为老王帮忙。当在场的人看到李顽痛苦的表情时，都起了恻隐之心，纷纷解囊相助。于是辛和把李顽从变戏法人老王的手中解救出来，送到了主编约翰那里当学徒和佣人。一方面，李顽的顺从、感恩、忠诚和技术的娴熟为他赢得了一个好佣人的称誉；另一方面，由于出身低下、缺乏教育，李顽又是一个“无教养”少年，因为“他生活在一种欺骗蒙混的气氛里”。最让约翰焦虑的是他的异教徒本性。李顽非常迷信，脖子上总挂着一个狰狞的瓷菩萨。哈特把李顽刻画成一个淘气的异教徒男孩时特别强调了他的阶级属性。尽管辛和也是一个异教徒，但在白人眼里，他是令人钦佩和尊敬的人，而李顽的信仰却被看成是一种“迷信”。小说中还暗示李顽的顽皮行为部分原因是他与贫民窟的“美国孩子们过多地混在一块儿”，因此才有了顽劣的个性。哈特在刻画这些角色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他们的阶级属性，如财富、社会地位、教育、社会关系等，这些刻画为小说的情节做好了铺垫。

二、华裔移民的阶级流动性

华裔美国移民在哈特的小说中有着上升空间，辛和的例子足以证明在西部华裔移民成功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美国，一个华裔商人利用他的阶级属性，如财富、业务关系和文明的举止等等，是可以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尽管哈特没有详述辛和社会地位提升的过程，但从约翰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财富、智慧和文雅的仪表是如何吸引着旧金山的白人精英人士。他的财富赋予了他权势，因为正如笔者前面所述，在他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有权有势的人。辛和的睿智和文明的举止使他可以和白人商人相媲美，他适应了白人文化，使用名片，抽雪茄，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这一切使约翰都怀疑“在旧金山的基督徒商人中能否找出一个及得上这位异教徒店老板的”。

李顽——作为小说的标题人物，经历了戏剧性的人生。简而言之，他是从一个淘气的异教徒男孩转变成一个举止文雅的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李顽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在七岁以前，一直和变戏法的老王生活在欺骗的氛围中。当他被送到约翰那里时，“他早先过的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并且“压根儿不知道什么童年”，而当他被他的第一个资助人辛和收养时，他的生活发生了改变，从一个无家可归的变戏法的男孩到一个佣人。当辛和向李顽讲授中国的价值观念而得不到任何回应时，就把他送到了主编约翰那里，即李顽的第二个资助人。在约翰的印刷厂，李顽变成了一个娴熟的工人。然而，他的淘气和异教徒的本性使约翰很苦恼，于是约翰决定把他送到基督教学校，并安置在一个寡妇的家里。正是在这最后阶段，在那个寡妇的女儿的“基督教善良品质”的影响下，李顽改变了他的淘气本性。李顽的命运是靠上流人士的慷慨解囊和有意培养而转变的。

哈特以其独特的阶级属性再现了华裔移民，并强调了他们的阶级流动性。那么他的再现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他的再现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弦外之音？他的再现的局限性是什么？这三个问题将促使我们深入了解哈特及其作品的“他者”内涵。

三、复杂的“他者”内涵

哈特的自由主义立场是与某种“优越性”结合在一起的。在他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野蛮主义与文明主义的对比，最终野蛮主义被文明主义驯化。然而，哈特突出的并不是种族的优越性，而是文雅社会（genteel society）对于野蛮的下层社会的优越性。

对于哈特来说，华裔移民与其说是种族他者，不如说是阶级他者。李顽与美国下层劳工没有什么两样，他们的行为举止与哈特所宣扬的文明主义相对立，而辛和则是一个文雅、受人尊敬的商人。在哈特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具有一种文明化的倾向，即西部的野蛮下层人（矿工、小偷和妓女）都被一种道德力量和文雅主义驯化。华裔移民为哈特打造一个“文明”西部提供了有利条件：他们吃苦耐劳，是美国梦的追逐者；他们忠诚驯服，又是容易被教化的一个群体。因此，华裔移民不仅体现了西部背景和乡土特色，同时为哈特打造西部的文明“自我”提供的素材。哈特试图调整华裔移民与本土白人的“他者”关系，通过教化和生意往来等等，但哈特的自由主义背后隐藏着“文明化”的意识形态。在更大的话语层面上，他对华裔移民的建构与他对美国西部社会形象的建构是遥相呼应的。他似乎在利用一种他者关系去应付另一种他者关系，即西部与东北部的关系。

1869年，哈特被任命为《边疆月刊》的主编，“这是一本资产阶级的文学杂志”（Maxal）。当时东、西部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情绪。地域和文化的差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东部代表着文明，西部代表着野蛮。当哈特接管了《边疆月刊》之后，他要“吸引资产阶级读者”。为了迎合资产阶级的心理，加强他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竭尽全力要把“西部自由的民族意识再现为对东部资产阶级现代化的一种进步”。因此，哈特努力宣传“文明”的西部。“这种意识形态的逻辑决定了文明主体有责任去承担自由主义的行为”，向“不文明”宣传“文明”。而作为“异教徒”的中国人恰好适合担任重要的角色。

哈特作品中资产阶级话语的优越感往往削弱了小说中体现的自由主义力量。在哈特关于华工的小说中通常都有一个白人讲述者，他们大多数是白人编辑或是记者，与哈特本人很接近。即使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华裔移民，白人讲述者所代表的主流声音和语气也是无容忽视的。李顽最终被送到一所基督教学校，在一个堪称是文明象征的基督徒小女孩的影响之下，李顽被刻画成了一个摒弃了野性的“文明人”。

四、结语

华裔移民的阶级流动性是在文雅社会的感召下向“文明”靠近的，哈特的意图就是要打造一个与美国东北部相媲美的“文明”西部。哈特在小说中体现的上层社会知识分子与下层社会华裔劳工的相对“和谐”的他者关系，是为了应对北方资产阶级不断“他者化”西部的历史话语。从哈特对华裔移民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在努力强调西部文明的力量与资产阶级的文明力量相结合。因此，他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寻找答案，而只是攻击白人工人阶级的“不宽容”和“暴力”。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关于华裔移民的小说太过于理想化而缺乏一定深度。

[1]Watson，Matthew W.Border work:Region and Nation in Bret Harte’s West,Ph.D[J].Boston College，2003.

[2] Stephen J.Maxal.The Overland Monthly and The Invention of Western Public Culture,1868-1935.Ph.D [J].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2007.

[3][美]布勒特·哈特.扑克滩放逐的人们——布勒特·哈特短篇小说集[M].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