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琳琳［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00］

作为王安忆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小说《长恨歌》载着一个名叫王琦瑶的女子轻盈地穿梭过上海四十年的时光，演绎了一曲流逝的长恨之歌。作家曾经说过：“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①作为上海的代表性作家，王安忆对这个城市的充分了解和深刻的爱就蕴藏在文笔之中，不同时期的大众形象反映了上海的文化形态，并且表达了作者的感伤情调和怀旧色彩。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大众是喧嚣的，全中国的革命浪潮好像没有影响到这个城市的狂欢，上海这座“孤岛”仍然上演着精致的美梦：人们纵情于享乐，积极地参与一切娱乐活动，整个城市笼罩在大梦将醒的黑暗之中。好像自知好景不长，1948年的选美比赛更是全城瞩目。这本是个慈善活动，为了给河南灾民筹集善款而搞出的“上海小姐”比赛，但最终形式却唱了主角，报纸上、宴会上、首饰店、裁缝铺里都在精心准备着这注定盛大繁华的比赛。且看决赛当天热烈的气氛：

车水马龙是拉拉队一般鼓动，川流不息的，不让人消停。这城市的劲头，足得不得了，不知人事不知愁的，立志将世上的快乐都享尽。新仙林门前的灯是起雾的，厅里的康乃馨也是起雾的，而且漫了出来，聚起一层云，新闻记者的闪光灯，是云里的闪电，顷刻之间，酿成一场风流雨。小姐们的轿车来了，一辆辆的，出轿车的一幕是最初的亮相。人们目不暇接的，胡乱喝着彩，掀起了第一个高潮……新仙林前人头济济，是自觉自愿的龙套演员，烘托气氛的……②

人们为了享受欢乐极尽所能，这场选美比赛成为了他们的饕餮盛宴。大会场上的种种繁华与热闹，足以说明大众的用心参与。因为战争迫在眉睫，解放也随之而来，而大众的反应就是面对这种刺激的变化，因为阻止不了不久的将来，所以更加纵情地享乐。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写道：“群体的多变吗，只会影响到表面的事情。其实他们就像原始人一样，有着坚不可摧的保守本能。他们对一切传统的迷恋与崇敬是绝对的，他们对一切有可能改变自身生活基本状态的新事物，有着根深蒂固的无意识恐惧。”③当一切烟消云散，大众受到的刺激消失，他们又回归到正常的平凡生活当中。选美比赛带有强烈的虚妄性质，但是沉浸在其中的人是真实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也是这众声喧哗中的一员，她为了比赛精心策划、费尽心力，最终名列第三，完成了她闺阁时候的梦想，也成全了一个“英雄美人”的佳话。当时社会上精致讲究的生活、登上人生巅峰的喜悦，成了王琦瑶接下来人生的念念不忘，也为不同时期的拥有怀旧情绪的人埋下伏笔。可惜，在喧嚣散去之后，一切都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梦终有醒来的一天。当李主任死去，她从神秘绮丽的爱丽丝公寓搬离的时候，就是整个40年代喧嚣大幕落下的时刻。

60年代的上海大众是务实的。不同于其他地方，上海文化中有着精致的繁华，也有着强健的内芯，当往日的荣耀已经远去时，过好现在的俭朴日子就成为了他们的本分。尤其是在政治动荡的60年代，上海大众尤其会趋吉避凶，自有一套生存的本事。60年代初期有一段人人谈吃的日子，这时候“什么样的感时伤怀都退居其次，继而无影无踪。人心都是实打实的，没什么虚情假意。人心也是质朴的，洗尽了铅华”。在平安里，人们眼看着康明逊与萨沙相继光顾王琦瑶处又相继退出，接下来，她的腹部越来越突出，再后来，程先生出现。程先生与王琦瑶再度相遇，两个人合起来研究吃的问题。因为有了程先生的到来，在这样匮乏的年代王琦瑶的厨房经常能飘出诱人的香气。平安里的大众却并不鄙视王琦瑶，甚至里还心存艳羡。就连柴米夫妻为了日常小事吵架，都会带入对她得羡慕。从这里看出了上海大众的开通和务实。这就是上海大众与其他地方的大众的不同之处。上海作为繁华了一个世纪的大都市，接收了各种外国文化的洗礼，沉迷于各种交际享乐，身处其中的人们思想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开放。当年王琦瑶成了李主任的外室，家里人也没有反对，反而被视为面上有光。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孩子，天生就懂得争取，她们的野心可不比男人小。在这种文化环境之下，养成了上海大众追求精致奢华的生活的天性，可内心却坚韧无比。在饥饿的年代，一切浮华散去，人们为了维持生活的稳定，讲求的是精打细算。在这种情况下，谁生活境况好，自然值得羡慕。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命令和口号成了压倒一切的力量，上海这座城市也被搅了个地覆天翻。加塞特在《大众的反叛》一书中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就是，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大众把一切与众不同的、优秀的、个人的、合格的以及精华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脚下；任何一个与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考虑问题的人，都面临着被淘汰出局的危险。”④程先生就是死于这种与众不同，他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穿过去流行的衣服，离群索居，随意所欲，喜爱照相却孤僻地生活着，这样的生活对大众来说是神秘且未知的。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他首当其冲就被抓了起来，被人误会是特务反复折磨了一个月，最终自杀而死。但是王琦瑶却躲了过去，她曾经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外室，而且生活作风不检点，和男人牵扯不清，还未婚先孕，大时代却没有对她的生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因为她务实的作风、谨慎做人低调生活，而且上海文化中有一种对像她这样的女子的包容，从而使她在政治的风潮中最大限度地保全了自己。

80年代的大众是浮躁的。由于政治命令的松绑和商品经济的逐渐确立，人们逐渐开始享受越来越多的自由，生活中也多了很多选择，可以自由地穿衣打扮、看电影、上饭店，甚至是出国留学。但长期的禁锢使人性失去了正常的道德标准，社会上也沉渣泛起，牛鬼蛇神齐出动，整个城市原来精致的文化氛围被破坏殆尽。

多年压抑的内心一朝释放，人们开始怀念并着力恢复以前精致的上海文化和生活情调。圣诞节开始庆祝了，可是年轻人只是肤浅地了解这个外国节日，并不知道为何和怎样庆祝它；舞会恢复了，但是从前浪漫的华尔兹变成了现在狂躁的迪斯科，人们在舞池里疯狂的扭动身体，好像在预支欢乐，从前的节制的美感消耗殆尽；老字号挂起来了，可是店已经不是从前的店，出来的吃食也尽是粗制滥造，没有以前的精美优雅；街道拥挤了，马路上一下子涌出好多说脏话和随地吐痰的人……城市变得有些像暴风雨似的，越是着急就越是浮躁。

浮躁中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而在时代中保留着清醒的精神尤为重要。在女儿成功结婚出国之后，在意识到象征自己美好生活的青春岁月永不复返后，王琦瑶一改对自己处境的明澈，陷入了与老克腊的忘年恋之中。她想通过这场恋爱证明自己的魅力还在，但正是这一秘恋阴差阳错地给她带来了灭顶之灾：被入室抢劫的长脚杀死。在大上海近代波澜起伏的四十多年仍旧很好地生活并独自抚养女儿到她找到好归宿，享福的日子刚开始没几年却遭遇了这样的死亡，女主人公的结局颇有些讽刺意味。除了王琦瑶，书中80年代出现的人们都是心思浮动：张秋红长期在男人堆中挑挑拣拣，最后错过了青春年华只能奋力抓住长脚，可想编织的梦境转瞬成空；薇薇嫁人之后从天真单纯的女孩子长成了一心为丈夫打算的小妇人，经过一年多的等待终于能到美国去和丈夫团聚，她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老克腊从迷恋代表旧时代的音乐、建筑，到痴迷于集上海旧日风情于一身的王琦瑶，秘恋的迷惘和恐惧终于战胜了情感上的踟蹰，自以为的解脱终究还要背上一条人命的精神负担；长脚这类社会人在走投无路之下铤而走险，慌乱中犯下杀人大案，等待他的要么是亡命天涯之路，要么是锒铛入狱之苦……清醒的理智在整体的浮躁氛围中远离了人们，各种欲望的触角纷纷探出头来，人们挣扎在“自由”的时代里，受作者推崇的旧日美好却逐渐远去。就如一个女人从青春的洋溢到暮年的黯淡，一座城市和它所代表的文化也在时代浮躁的氛围中变得光怪陆离。

在《长恨歌》中，我们可以听到作家自始至终的叙述声音，开始非常理智，越到最后就越是充满了怀旧和伤感的情调，流露出的是作者对传统文化塑造的优美的人生仪态和西方文明曾经带来的精致与优雅的生活的怀念。由一个女人的命运写出一个城市的故事，作者描写了在不同时期大众表现出来的上海文化，而这种精致文化的黯淡为文本增添了浓厚的怀旧色彩。

① 齐红、林舟：《王安忆访谈》，《作家》1995年第10期。

② 王安忆：《长恨歌》，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③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