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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认识新历史小说
——以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为例

2015-07-12吴静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名作欣赏 2015年30期
关键词:黄花解构故乡

⊙吴静[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再认识新历史小说
——以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为例

⊙吴静[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新历史小说是自成一派的一股创作潮流,主张颠覆主流历史观、解构传统革命历史,从中发现历史的另一种面貌。这种小说创作如何解构历史,对历史的解构又存在怎样的意义和缺陷,值得我们探析。本文选取新历史小说代表作——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深入分析该小说的特点,解析新历史小说解构历史的手段和他自身的价值与弊端。

新历史小说《故乡天下黄花》解构

一、新历史小说概说

新历史小说自上世纪80年代末兴起,至今已经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创作潮流。随着政治意识形态束缚的解除,文学氛围日益宽松,作家敢于质疑历史,颠覆传统。于是,他们沿着重构、戏说、调侃、解构历史的写作策略创作出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十分广泛:家族史、村落史、情史、野史、秘史等都包含在内,如展现一个家族秘史的《罂粟之家》、叙述一个村落历史的《故乡天下黄花》、描写一个女人情史的《长恨歌》等。

新历史小说的“新”,主要是针对传统历史小说,尤其是十七年小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小说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的人物关系设置模式:那时正面人物只能是革命英雄、共产党员;反面人物无非是地主、汉奸、土匪、国民党、侵略者等。革命者被塑造成一类没有个人私欲、着眼于国家民族利益、勇于牺牲自我的伟大形象,几乎没有任何缺点;而地主都是以无恶不作、任意欺压百姓的剥削者形象出现。正、反面人物是不同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他们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结局几乎都是革命英雄打倒了地主和侵略者,给人民带来了自由和幸福。在这样的叙述中,革命的合法性被论证出来,符合时代的要求。随着80年代初期人们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很多学者开始反思革命对于人的影响,他们认识到五六十年代小说创作受制于政治环境的压力,往往将复杂的革命历史简单化、单一化,只叙述革命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而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忽视了革命可能造成地对人性的压抑,因此小说创作开始关注这一点。

“新历史小说从发生之初就带着明显的解构主义倾向,它希望从我们坚信不移的历史文本中找出历史的裂痕,借助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和衡估,颠覆既定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承担起历史诉讼和重构的使命,显示出强烈反叛权力、挑战权威和仇视等级制度的意味。”①这一系列作品通过对历史的解构,打破了人们对历史固有的认识,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但也不可避免地有自身的弊端。因此,本文选取新历史小说代表作——刘震云《故乡天下黄花》,分析新历史小说如何解构历史,以及存在的意义和缺陷。

二、《故乡天下黄花》对革命历史的解构

《故乡天下黄花》把宏大的革命历史叙述缩放到一个小村庄马村的村史中演绎,故事经由民国初年、抗日战争时期、土改时期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通过马村的历史变迁折射出整个中国的革命历史。“从宏大的战争景观和江山的改朝换代转向了家族和村落,这首先是一种历史单位的重新划定……显示出微型社会组织在历史图景之中的意义——传统的历史小说常常忽视后者。”②因此,它与传统历史小说相比,有诸多不同。

首先,传统历史小说的“二元对立模式”在这部作品中不复存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不再有好坏之分,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差别:地主不再是无恶不作的剥削者,他们靠勤俭发家致富,也没有做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共产党也不再具有崇高的思想觉悟,参加八路军的孙屎根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进步性。当初他之所以加入八路军,只是因为自己的仇人李小武加入了中央军,他不愿和仇人在一起才加入八路军。当得知日本人来村里收粮食,他决定攻打日本人,除了告诉政委的几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外,他内心有三个不能启齿的私人理由:一是他刚到县大队,想打一个漂亮仗露露脸;二是这个大队没有大队长,只有一个大副队,又是病秧子,他想借这一个胜仗,升到大队长;三是这仗是在家门口,如果打胜了,自己也在家门口显显威风。这三个原因自然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已不复存在。

其次,革命中尖锐的阶级斗争变成了人们因为个人一己私欲而产生的权力和生存的争斗。第一部分“村长的谋杀”里,马村中的两个大户地主孙家和李家为了争村长的位置互相残杀,以致结下了世代仇恨,这是人们发自内心权力欲望的争斗;第二部分“鬼子来了”中,为了争夺马村的支配权,八路军孙屎根、汉奸孙毛旦、中央军李小武、土匪路小秃等一干人马互相咬斗,这种争斗完全是出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考虑,个人打着个人的算盘,不同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消失不见,剩下的只是个人的利益争斗;第三部分“翻身”,农民翻身闹土改,在工作人员老范的带领下,原是地痞的贫农赵刺猬和赖和尚当上了贫农团团长,地主孙李两家都被打倒,他们斗地主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争夺村子的控制权,这场斗争使原本并没有犯下多少罪恶的地主李家家破人亡。

第三,革命的进步性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革命的荒诞性。例如第四部分“文化”,“文革”中已经成为村支书和大队长的赵刺猬和赖和尚,以及后来因会背毛主席语录成名发展起来的李葫芦,这三股势力为了争领导权分分合合,他们争权为的是获得在寡妇家“吃夜草”的权力,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无休止地斗争,最后为了争夺代表村中最高权力的印章——一个小圆木头疙瘩,以一个鸡蛋和一头猪为导火索,展开了两次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第二次械斗,全村除了不会爬的孩子,男女老少都参加了,时间从上午持续到下午,伤亡惨重,愚昧的领导者自己为了夺权让无知的群众受到伤害,历史的发展体现不出丝毫的进步意义,历史不再庄严,变成带有讽刺意味的荒诞剧。

第四,革命历史的合法性被颠覆,革命历史体现出偶然性和循环性。偶然性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开头村长孙殿元被杀,本来是很难找到凶手的,但由于李家少给了杀手二十块大洋,杀手恰好在孙家亲家锅三开的饭店里喝酒,喝醉后说出了雇主李家派他杀人这件事,正好又被锅三听见,锅三才告诉了孙家,这才使孙家确定了杀人凶手,要不是这一连串的偶然,故事就不能按作者设定的那样发展;循环性则在作品结尾有意味地被呈现出来,各派势力互相倾轧,先后粉墨登场,结尾以赵刺猬的儿子赵互助上台而戛然而止,不禁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结局,不如说是新一轮争斗的开始,历史就这样循环往复下去。

三、新历史小说的利与弊

新历史小说家坚信“历史是一个文本”③,因此,历史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书写者的话语表述。通过对《故乡天下黄花》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通过自己的想象和虚构对革命历史进行解构,重构革命历史:他“把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History),分解成众多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ies),把那个非叙述、非再现的历史,拆解成了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④,揭开了可能被正史忽略的细节,展现了历史过程的丰富性。作家主体情感的渗入使历史的偶然性凸现出来,对偶然因素的渲染体现了作家自己对历史的参与欲望和主观态度,这样的叙述还原的历史面貌并不一定是历史的原貌,但不能忽视这种叙述揭示出了宏大历史叙述中可能被遮蔽的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另外,这样的历史书写能够洞察历史中某些被长久压抑的心理情感和深层的人性内涵。直到小说结尾我们也没有看到革命为人民带来的任何一丝光明,取而代之的是充斥着自私的争抢和无情的杀戮的荒诞无稽的闹剧,不得不使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革命历史。这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新历史小说除了优点其弊端也很明显:遁入历史的策略导致知识分子现实关怀的弱化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问题。作家们不断地在历史中寻找异样的历史景观,自然不可避免地忽视对现实民生疾苦的关注。除此之外,历史的神圣与权威不断被消解掏空,导致价值混乱与意义虚无。历史被作家无情解构,解构思维的泛滥,很多时候都超过了理性的限度。例如小说中对八路军孙屎根的过度讽刺,完全颠覆了八路军勇敢抗日的英雄形象,显然与历史真实不符;再如小说中其他几个主人公,作者似乎执着于从人性丑恶的角度把他们塑造成为了一己私利不择手段的小人,但是人性善的一面却被作者故意遮蔽了,这也不符合人性是复杂的这一特点。历史的进步意义被消解,作品只展示历史的荒诞,革命历史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却丝毫没有展现,不免有失偏颇。上述几点也正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的缺陷。

本文通过对《故乡天下黄花》这部小说的分析,以小见大,重新认识新历史小说,如今,我们不应只是单一肯定或者否定这类小说创作,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新历史小说,反思出一点新的东西。

①陈国庆:《论新历史小说叙事特点及其解构倾向》,《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73-76页。

②南帆:《文学的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28页。

③海登·怀特:《新历史主义:一则评论》,转引自凌晨光编:《当代文学批评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7页。

④盛宁:《人文的困惑与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8页。

作者:吴静,河南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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