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语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44）

跨越三十多年的遥相呼应
——论奥威尔的《1984》与其早期学校经历的关联

王绍语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610044）

作家的创作是其心理外化的表现。奥威尔在他的作品《1984》中描写一个集权主义社会，人们缺乏自由与民主，生活水平极低，处于一种由集权党制造的狂热与恐慌的氛围中。这样一种描写其实能在奥威尔自身的经历中找到现实的影像，其中表达的对集权的恐慌和憎恨，通过对奥威尔童年经历的观照，发现早在他的学童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从八岁开始的学校经历在心理和意识上奠定了奥威尔成年后的基础，因而我们通过观照奥威尔在学校里的经历，能找出《1984》中集权社会的缩影和隐性来源，同样也能从《1984》中感受到这是奥威尔对早期经历的一种集大成式的再创作。

奥威尔；《1984》；圣塞普利安；《如此欢乐的童年》

《如此欢乐的童年》是奥威尔回忆他八岁开始在圣塞普里安学生生活的作品，从这部作品中的描写以及奥威尔的反思中我们能够看到，正是从这个寄宿学校环境中所受到的影响，决定了奥威尔在此后一生的基调，他的信念、他的态度都从这段寄宿生经历中能找到源头发起点，因而读《1984》可以关照《如此欢乐的童年》的记叙，能看出一个作家的童年经历与他写下的作品之间的密切又不显著但如同血脉一样的源流关系。也就是说，在《1984》中，我们能找到很多来自于圣塞普里安的声音、嗅觉感觉，我们或许可以因此把奥威尔童年的经历与他《1984》的创作联系起来，这也同样是把一九一四年前后的英国社会、学校教育与奥威尔设想中的“一九八四年”联系起来，也是把社会的现状、奥威尔本人对当前的感觉记忆与他对未来的叙写联系起来的观照。

一、言行一致的人、作家与“革命者”

奥威尔回忆学生时代的著作《如此欢乐的童年》，讲述了他从八岁到十三岁在圣塞普利安的残酷生活，然而由于“作品出于作家之手”的惯性，我们对他所讲述的内容是否真实有所怀疑。他可能夸大了他在圣塞普利安的经历。曾经他的同学西里尔·康诺利出过一部关于在圣塞普利安的生活的回忆录，从这部回忆录中看似乎学校并不是像奥威尔描写得那么残酷。那关于奥威尔童年经历的这段重要的历史是否能被我们作为参考依据呢？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我们的关注点并不是要在于真实的情况是怎样，而是要在于奥威尔本人对当时情况的看法是怎样。也即是说我们要在乎的是作者本人的心理感受，而不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来验证作者是否说谎。我想这是将奥威尔自传性文章《如此欢乐的童年》里面的学校生活作为与其《1984》相互对应的前后引发的前提，也是我们揭示其《1984》中的所存在的潜藏其中的童年意识的认识前提。即是说，关注作家眼里的现实。

作家的创作体现的是他本人的价值观和视野（集权统治下的创作除外），因而奥威尔笔下描写的圣塞普利安是他眼中的、他体会到的“圣塞普里安”而非真正的圣普利安。有这样解释说：“他可能夸大了他学童时代所受苦难的某些方面，但是这些夸张本身是有意义的——正如切斯特顿（英国作家）所说的：‘夸张应该夸张的东西是对的。’”夸张本来应该夸张的东西，这样的夸张是有意义的，奥威尔在事实的基础上按照他心里的感受对事实进行了微妙的又合理的重新演绎，虽然看起来是平淡朴素的如同纪录片一样的记叙方式，却有一种感染人的力量。克立克将奥威尔《维冈码头》的最后定稿与他在旅途中做的笔记作了比较，说奥威尔远远不是在记述他现场所记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印象，而是在“小心翼翼地重新构造、加工、组织他的实际经验”。换句话说，奥威尔的记录与回忆是艺术的记录与艺术的回忆，里面在进行他不显而易见却效果十足又自然顺畅的艺术处理。因而他在圣塞普里安里的经历记录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事实。然而我们清楚，写作是人的艺术，人的想法、人格是怎样的艺术也会成为怎样，人的看法决定了艺术作品的最终成型，因为大部分艺术其实都是“私有”的（集权统治下的艺术除外），我们是从艺术家、作家的作品看他们脑子里的世界。正像西蒙·黎斯所说的，“在写作上，不可能有‘事实真相’这种东西”，“事实本身只提供一种无意义的混乱，只有艺术创造使它们具有了形式和节奏之后才能赋予其意义”。圣塞普利安无论它的原本情况是怎样，探讨它其实没有意义，正是奥威尔对它繁杂的“事实”进行艺术的整合后才赋予了它意义。

因而我们在面对奥威尔的回忆的学校生活时，既能够感觉到回忆本身的真实，又能感受到奥威尔本人的存在。奥威尔的作品中形成的这种“真实”的“感觉”是他写作的特点：用近乎真实的笔触表现他脑海里的“真实”，用自然的手法而不是显而易见的夸张的写作手法表现被艺术处理过的真实。“创造真实”，是他的写作艺术与意图。因而关注他所描写的到底是不是实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确定他所描写的是不是他真实的感受。只有确定他言与行的一致，才能确定他实际生活中的政治主张与创作中的主题有所关联。

奥威尔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他“预言”到了东欧国家领导人都没有想到的问题，而他的预言又是依据于当时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背景而来。当时的世界上发生了经济萧条、工人阶级的大量失业、法西斯主义的崛起、西班牙等地的内战、苏联开始在某地推行集体主义等等重大事件，他又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参与到了战争浪潮，而这又是30年代作家中唯一的一例。他的缅甸、西班牙战争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帝国主义的了解比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了解要更加深刻，并且他把他的经验融入到了他复杂的世界观中去，从而使得他更加敏锐地看到了帝国主义与所谓的人道主义的虚伪，反过来也促使他皈依了社会主义。他不仅有敏锐的洞察力，还具有把话说出来的勇气。奥威尔在西班牙战争的经历让他确认了自己的立场——“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集权主义，拥护民主社会主义”，其后他说他从一九三六年以来写的所有严肃作品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的这一立场。克立克说他是：“一个几乎不顾一切立志要说出不受欢迎的真话的人。”奥威尔自己坚持这样做的理由，不是因为自己拥有洞察力想表现自己，而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种责任。

他依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建构起了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又毫不掩饰地将他的想法投入到了写作中，在作家群里，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的作品在于表现社会，在于表现他所认知的世界，在于“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集权主义，拥护民主社会主义”。作家的他和作人的他完全一致，我们似乎看到了和鲁迅一样伟大的奥威尔，他们都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耗尽了余生，为了唤醒“沉睡的人”，唤醒“被集权主义思想扎根了的知识分子”，给处在当下的世界发出了警示，也在为未来的世界发出维护自由的意识。

二、认识世界的基础——学校

能说出世界的真话的奥威尔早期的世界观、价值观建构的最重要的地方，就在他的学校圣塞普里安。那里是他认识世界的第一步，决定了他以后二十多年的政治走向、思想，也为他以后“为民主”的写作奠定了意识基础。

之所以这么说，是由于一九一四年左右的英国的贵族寄宿学校所具有的特殊性。贵族寄宿学校与当时的英国社会一样，是以阶级和财富的多少来划分地位的，也就是说，一个封闭的贵族寄宿学校是一个整个英国社会的缩影。上层阶级的孩子和贵族的孩子在这里上学，还有少部分交不起学费但被作为“奖学金生”被减免学费招入，英国社会中的习气在他们的后代聚集的地方被几乎原封不动地上演出来，像在《如此欢乐的童年》中记述的：“大家都虚荣得天真地谈论着什么瑞士，什么苏格兰沼泽地，什么‘我叔叔的游艇’，什么‘我们在乡下的房子’，‘我的小马驹’和‘我爸爸的旅行车’等等。”大家都像英国一九一四年前十年的一样充满了庸俗和幼稚的奢侈气味，阶级之间的攀比和贫穷阶层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所受的刺激和排挤的痛苦是“成人不可能想象的”——很久以后奥威尔回忆说道。奥威尔是中上层阶级，但是却没有能够支撑他地位的财富，故而他的地位也是低下的。这一痛苦的现实使得他在学校的生活非常不愉快：校长暗示他受他们的恩赐才得以入学；学校内阶级划分的严酷和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以及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的人身攻击、嘲讽、羞辱和贬低：如他记述的：“社会出身可疑的新学生还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询问，比如老爸一年挣多少？住伦敦哪一区？是骑士桥还是肯辛顿？你们家的房子有几件浴室？你们家有多少仆人？你们家有管家吗？你们家有厨子吗？你们的衣服是哪儿做的？假期里去看了几场戏？你身上带了多少零用钱回来？如此等等”。因为地位的原因，奥威尔每周要比其他学生少得几便士零花钱，生日上从来得不到蛋糕，从来不允许上射击和木工课，上到校长下到同学，都让他感觉到痛苦，他对这些感到怨恨。他作为一个孩子并没有敢于反对权威的勇气，但是这一情感成为了他埋在心里的基调。他直到在三十岁都认为他的未来是黑暗的，他只有“失败、失败、再失败——既有失败在后，又有失败在前”——这种基调本身成了他随身携带的“最最深刻的信念”。

不公平、虚荣和势力，奥威尔年轻时候不自信，没有自尊，这些对他将来的构思起了很大的影响。

这样一种基调，直到他三十岁以后才“消除”，并不是遗忘，而是开始反思，他反思的时候是把这些现象当作一种普遍的经历，把这样的一段经历看成人民大众都可能遇到的遭遇。他在回忆中思考的问题是关乎全人类的，比如说孩子们的教育问题，集权的统治问题等等。而他对集权的统治的思考，结合上他在缅甸在西班牙的经历与觉悟后形成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一部集大成之作《1984》。这部作品，可以看作是他在1948年遥望1984。他把他在学校的经历做成了1984年的构想，也有同样的基调在里面。所以我们看他的童年的经历，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有关预言的东西。

奥威尔他首先是对自己身世的观照，然后再推到对整个世界普遍的视野的观照上面去，最后我们就能看出来，奥威尔表达的其实是对整个世界的关心。所以换句话说，是圣塞普利安的遭遇，形成了他对整个世界格局的思考和质疑以及以后的反抗。

我们能在《1984》中看到奥威尔自己，因为说这部书是他的预言也好，被人说成是对当世的反映也好，这部书都是奥威尔对整个世界表达的最痛心也最真切的爱与期望，因为他关心这个世界，所以他自觉地把披露与唤醒他人的责任肩负到自己身上，所以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对于尚未觉醒的人而言有些残酷时，他还是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是责任”。

《1984》里的集权社会，是圣塞普利安扩大后的影子，圣塞普利安为它的构思提供了一个大的环境，这里的“老大哥”是圣塞普利安校长的另一种表现形象——他们都是集权的表现，或者说“英社”是校长的一种表现。当然，这部书的写作还有他缅甸与西班牙的因素，集权的“英社”可以看成是很多种因素的集合，但校长的因素一定在其中占了基本的地位。

《1984》里的很多生活细节或许都能看出圣塞普利安的影子，像对外党成员生活环境的部分描写中对党员住房的下水道的描写：厨房水池里发绿的脏水满得几乎要溢出来，气味比煮卷心菜为还要难闻许多。对食堂的描写：食堂在地下很多层，天花板很低，食堂里人满为患，极为嘈杂，柜台上的格棚那里，炖菜的热气往上冒着，带了一股酸酸的金属味。看奥威尔对圣塞普利安的回忆：常常用不洁的盆子端来的馊粥，肮脏的浴池水，充满着汗味的更衣室，还有不清洁的污秽的厕所，……。圣塞普利安对奥威尔年轻时的影响太大，大到它的声音、气味、氛围都印刻在他的脑子里，被移动到了《1984》中，成为了他脑海里的1984年英国的凄惨的贫困生活的声影。

三、对个人与群体的思考

另外，引发奥威尔对这个上层阶级的恶心以及反省的童年回忆细节就是，他们这群学生对“翻脸”的态度。“翻脸”是他们对舍监取的外号，她虚假地用表面的热情对待这群孩子，但是把这群学生当做她的“臣”来看待。她随心情处置学生“今天可能给你带来一顿鞭打的行为，明天却可能当做孩子气一笑置之，或者甚至受到赞扬，因为这‘表示你有胆量’。”奥威尔的回忆里惊讶地说她“往往就连表面上维持公正执法的样子都不装”，“她就是那样露骨的喜怒无常”。而奥威尔这群学生，却既怕她，又是对她阿谀奉承“人人都在她那双深陷的尖利的眼睛之前索索发抖，但在另外一些日子里她又像受到弄臣包围的搔首弄姿、打情骂俏的女王一样”。他们自称自己与“翻脸”的关系是“得宠”与“失宠”，平日被冷落的孩子偶尔得到的“关爱”称作“恩赐”。“翻脸”的地位，如同集权统治下的女王一样，无疑给学生们种植了“阿谀奉承”的种子，奥威尔称他们的那种行为为 “做奴婢的乐趣”。

这样的集权下的情境也出现在《1984》中。“你只要有机会就会拍马，你总会拍马的，一看到对方的笑容，你的憎恨就会化为一种献媚的热情。”温斯顿即使对老大哥感到憎恶，然而在仇恨会上却随大流把对老大哥的憎恨转化成了对老大哥的崇敬和爱，这样一种行为可以看做是在群体运动的影响中自我独立意识的缺失，然而我们或许也能看出，奥威尔把仇恨会上对老大哥拥护的表现，当作了对校长、对“翻脸”的讨好奉承，把群体性的行为表现看作共性，以表现在一个共同的群体运动情况下保持自我意识的困难。《1984》里奥威尔用温斯顿的口表达了他对集体事件参与的看法，他说：“……最可怕之处，并非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我们或许可以说，奥威尔这里是在思考人的本能和人的意志的问题，他在《1984》中说“掩盖自己的感觉，控制自己的表情，做别人在做的事，这些都属本能反应”，也就是说，奥威尔认为丧失自我是本能，保持自我独立的意识才是高于本能的反应，或许我们从奥威尔的记述中看到的更多是无奈，也就是说，无论他是在学校里和同学一起对校长和“翻脸”献谄媚，还是他“化身”为温斯顿在仇恨会上和同志们一起吼叫，都是一种环境的无奈表现。然后我们就该思考了，如何在一种近乎于盲目的大环境中保有一种清醒，也就是说即使人人都说你错了，而你比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这整件事的荒谬，即使没人支持你，你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良心”，即使如果真的这么做了会受到打击。就像加缪的“局外人”，这里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像奥威尔和加缪都是在讲同一个环境里的同一种问题，那就是个人与群体性的问题，自我意识与大环境下的意识问题。

四、对于反抗的想法

奥威尔在回忆文章中说到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他第一次出手打了人的事。他的记忆中哈尔他的同学经常欺负他，他下定决心要反击，就乘其不备狠狠地打了他一拳。奥威尔自己回忆中说，直到他二十多年以后，他才明白了这件事的真正意义。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是奥威尔对这件事的最初的看法，就是：只有违反规则才能保全自己。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这一看法可以和他在经历了缅甸的经历后的一个想法一样，就是革命的想法。奥威尔曾经在文章里说他相信只有革命才能救英国，他想象的是社会主义党人以暴制暴，不惜以流血事件来维持统治。但是奥威尔自己也同时在《如此欢乐的童年》中阐述自己当时没有想到其实弱者可以建立另一个群体来反抗，也就是说，由弱者来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新的规则。我想这就是他在《1984》中表达的“未来在群众中”的意思。

五、总结

奥威尔长期的基本信念与对世界的认识都是在圣塞普利安学校学习期间被建立起来，他在回忆中洞察到了英国贵族寄宿学校与集权主义社会的相关性，并由他在学校期间的经历和感觉记忆作为声影基调和氛围框架，做了对现在世界的文字表现和未来世界的警醒预言。他是一个伟大的有世界意识的作家，从小我的痛苦遭遇到主动肩负维护世界民主、公平的责任。

[1]（英）乔治·奥威尔，孙仲旭译.1984[M].译林出版社，2011.7.

[2]（英）乔治·奥威尔，董乐山译.我为什么要写作[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

[3]（美）杰弗里·迈耶斯.马特，王敏，仲夏译.奥威尔：生活与艺术[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5.

王绍语（1994-），女，四川成都，工作单位：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职务：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