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卡宁的后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中起着特殊作用的首推艺术意象的建构。艺术界“艺术即意象”论断的提出得到我国北大艺术学院资深教授叶郎先生的肯定。在艺术表现中，意象的生成绝不是简单的意和象的结合，意象生成的关键还是在于主体胸臆与艺术传统的作用，在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中艺术文化的塑形与整合的作用[1]。

个性的存与失：筒子楼意象分析

筒子楼是一个封闭、自足、有限的的空间体系。筒子楼居民只活在当下，没有过去和未来，过去只有丢失，未来一无所有。居民们过着内部静止的纯物质日常生活，和存在、和永恒没有任何关系。筒子楼展示了当下俄罗斯社会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畸形现象，一幅特殊的反乌托邦场景：赤贫、放纵、生活步调一致，物质渴求吞噬着人们的心，缺乏精神乐趣，酗酒作乐。

主人公彼得罗维奇是筒子楼的长期租户，他的正式身份是筒子楼看守，替很多人看守过住宅，人们离不开他。可筒子楼居民认为他是个寄生虫，没有必要存在，“用不着的时候，我是神经病，看门狗，失败者，吃闲饭的，说什么的都有”[2]。而彼得罗维奇却又发现自己无意中扮演着陀氏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里的佐西玛长老的角色，“逢着他们想痛快地聊一番，因而用得着我的时候，我就是作家”。[3]筒子楼居民和彼得罗维奇之间的依赖性是双方的。彼得罗维奇自己也觉察出被人需要。他意识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而当他放弃写作时，他依旧看到自己被人需要，这个传统意象表达了彼得罗维奇的存在意义。

筒子楼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改变生活的出路，但这完全是另一种封闭性：筒子楼的居民逃不出这个世界。他们没有能力和世界接触，他们把自己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他们认为周围的世界具有敌意，拒绝生活中的改变，本能地认为他们筒子楼的生活的末日即将来临。筒子楼居民们的性格特别相像。在描写Курнеев时经常提到衰老的主题，所以筒子楼是一个正在老化的世界，正在走向过去，等待着自己的最后时日。死亡的主题更体现在小说第二部第四节“小人物捷捷林”中。小说中有关葬礼的段落出现过两次。而葬礼、婚礼和乔迁宴都按照一个模式来办理。根据让不让来参加葬礼的原则，区分自己人和别人。起初彼得罗维奇被撵出来正是因为不让他参加涅尼亚洛夫的葬礼，极大地表现了筒子楼居民对别人的不信任。重要的是，彼得罗维奇正为不能将杀死丘比索夫的事讲给别人听而苦闷，在葬礼上却可以喝醉了和盘托出。这是与婚宴和乔迁宴不同的地方。主人公的罪行不能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所以他不能参加葬礼。小说最后描写的是库尔涅夫的乔迁宴，也可以理解为筒子楼式的葬后宴，因为所有参加的人都说了些关于“安息”的话。

和筒子楼一起渐渐消失的还有地下人。“黑乌鸦”一章就是描写“阿地”离开的。死亡的主题体现于章节标题上。彼得罗维奇给自己的朋友讲自己的梦。在这一章彼得罗维奇的两个朋友维克·维克奇和米哈伊尔都死了。小说中大量提到地下艺术家的死，却没有一处写他们的葬礼。

筒子楼有自己的规章和社会学，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筒子楼居民们彼此相似，像是生活在死胡同里的人，他们不会怀疑有自由空间的存在，他们完全屈从于集体无意识。

并不是所有筒子楼居民都如此。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日子过得还算滋润，甚至有的人相当富有。俄罗斯新贵们住着宽敞的大房子，可能在莫斯科会有几处豪华住所，然而他们也被认为是筒子楼居民。所以筒子楼不仅仅指地下人、社会边缘人，它也谕旨整个俄罗斯社会。筒子楼居民也暗指了俄罗斯人民在巨大而封闭的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挣扎：愤世嫉俗、无情、焦躁、神经质，完全是一个个充满荒谬的故事。在和朋友的讨论中，彼得罗维奇总结了他们地下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我们——俄罗斯的集体无意识。”

筒子楼世界具有规范性。居民们完全是普通人，没有鲜明的言行个性，大家都是老好人。每个居民都害怕“集体”，害怕鹤立鸡群、与众不同、引起憎恨而被撵出。因而筒子楼世界是一个没有个性的平均化的空间。

“筒子楼精神”最极致的体现者当属精神病院，在那里人们被迫变成无个性的，对侮辱麻木不仁的“蔬菜”。但是筒子楼里保留着对自由的追寻。像爱情一样，在这个共同生活的世界里，自由有一些具体的物质上的衡量参数：居住面积成为自由的等价物。争夺居住面积之战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实质上，要么自由，要么死亡。“抢占面积”、“排挤机制”主要是对生存空间有威胁的外来人的憎恨——所有这些把筒子楼居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实质上用一个畸形的表述就是无个性的自由思想。但是获得居住面积并没有带来安宁，人们继续为扩大面积而战，或者被排挤出已获得的住所，而痛苦地在走廊里游荡。而那些由于衰老和疾病无法离开的居民，在自己争夺来的平米里痛苦地呻吟着。

在彼得罗维奇寻找新的住房的时候出现了新的空间——三层的无业游民客栈。尽管这个地方肮脏丑陋，但也存在着争夺生活空间，即争夺每一平方米的斗争。而对彼得罗维奇来说，生活空间却是“自己的我”的空间，维护“自己的我”自由的空间，而新地方的生活条件无关紧要。

在小说进展中间，彼得罗维奇也偶尔讲讲自己成为居无定所的地下作家以前的生活。他也曾有过一个家。童年对他的个人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据精神病医生讲，韦尼亚也经常回忆童年往事。彼得罗维奇常给弟弟讲，他们那时还小，父母整天上班，把两个小男孩锁在屋里。夏天他们被送到乡下祖父母家，在乡下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直到上学，他们也没啥朋友。精神病医生奇怪的诊断是他们是被“放养”。这的确是一出心理剧。正如我们所见，当彼得罗维奇在医院里被怀疑是杀人犯时，被药物治疗，他一直坚持到被打成重伤转院治疗。他问医生，如果那天医护人员占了上风，是否他也会被送到治疗韦尼亚的医院，就像小时候爸爸出去上班，把他们反锁在家里一样，这样他就可以帮助弟弟，照看弟弟，然而这里是医院，不是家园。

所以马卡宁提出了伪家园——筒子楼和反家园——精神病院两个命题，这个命题在小说中的“你就这么住在别人家里？”[4]得到印证。筒子楼也是整个俄罗斯的象征，这是一个复合意象，既体现了苏联社会状态和家庭状态，也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社会的剧变。

悖论与聚合的空间：走廊的意象分析

走廊是小说的主要意象之一，它贯穿于整部小说。小说里第一部第三节便直接取名为“走廊们”。走廊确定了彼得罗维奇在筒子楼的生活方式。主人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筒子楼的走廊里度过的。主人公也与走廊融为一体，主人公整日徘徊在走廊里，或许走廊才是他的归宿。

走廊不仅是筒子楼的一部分，走廊有其特殊性，它既属于每个住户，又不属于每个住户。这是一个特殊的地带，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交界，也是社会交往的主要地带，矛盾的衍生地，就像叶罗菲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卡》里的玄关。它同时拥有连接和分散、聚合和隔离的含义。可怜的工程师库尔涅夫的命运就是不断地在走廊里寻找他的妻子，无论是他还是他的不忠的妻子终生都离不开，也走不出筒子楼的恶圈。作者再一次提出了家庭是社会的根本基础。从海伦私奔引起了特洛伊战争的荷马时代，家庭就崩溃了。彼得罗维奇不同情这个可怜的工程师，他对他的诉苦充耳不闻。彼得罗维奇认为自己要负责的是住宅，而不是45岁的妻子们。

个人住房与日常生活惰性、生活“自流性”紧密相连，当空间不属于人，而是人被某种模式控制时，筒子楼居民实际上并不是自己住宅的主人，反而被“平米”控制，他们只有在走廊里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力量。没有住房对主人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他与筒子楼居民的根本区别。筒子楼居民将自己锁在一个一个房间里，屈从于生活自流性，不自由。而彼得罗维奇在走廊里是自由自在的，他的空间是无尽头的，非封闭的。线条型的走廊就像是地铁隧道。区别在于地铁隧道是死亡的象征，它的结束意味着人在地球上存在的结束。走廊是无尽头的。走廊也无所谓出口和入口，而莫斯科的地铁也是环形线路，也无所谓起点和终点。这些地方对主人公来说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他生活和休息的地方。

当彼得罗维奇返回筒子楼听到将有一套自己的住宅，不是照看一天，而是两周时，他难以相信。一旦他有了照看的住宅，人们又去会见他，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他也又开始漫无边际地在走廊里溜达。最后一章具有乐观的基调。彼得罗维奇和筒子楼朋友一起庆祝自己的回归。院方也批准他弟弟韦尼亚去筒子楼见他。那个时候是彼得罗维奇同时照看好几套住宅的辉煌时期。他欺骗弟弟说其中一套是自己的，并举办了一个聚会在其一，又在另一套住宅睡觉，又在第三套住宅里洗澡。韦尼亚感觉像个家。

兴奋之余，彼得罗维奇带着弟弟逛逛“走廊世界”，这令韦尼亚想起了医院的走廊，他更加体会到了弟弟的感受，带他在自己家里，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彼得罗维奇骄傲地强调：这是我的家。

韦尼亚想不起来哥哥是如何招待他的，这次兄弟相会是一次胜利。当他回到医院时，第一次不再昏睡，表达自己的愿望。他拒绝医护人员的搀扶，他站在医院门口的台阶上，回头看着哥哥，大声对医护人员说：“别推我，我自己能走。”这是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

弟弟韦涅季克特生活在不同时空的交叉点上，他的空间是非线型的。他是处在十字路口的人，他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他甚至有可能同时生活在几个时间和空间之中，他在精神病院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当前的时空，而获得了永恒。

走廊不同于筒子楼，它没有什么行为规范，它却能改变经过它的人。走廊就像一条善恶分界线，人能否自由地跨越？“我们今天的人和这条线已经混熟了。他不需要跳跃了。他在这条线上随便地走来走去——像做客一样。像去上班然后回家一样。来来回回。”[5]医生伊万从一个病区转移到另一个病区并没有感觉不同。前人在善恶之间的苦苦挣扎与煎熬对于当代人来说也不过是个简单的行为转换，善恶已经成了纯属思辨的东西。

理性的过度膨胀使人误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可是在与超理性物质，如死亡、命运等较量时，人类往往败下阵来，“我的命运，我做主”成为空谈，“向死而生”也不过是慰藉之词。筒子楼里的走廊迷宫是都市生活的病态形式，谕旨了苏联乌托邦社会制度的失败。走廊尽头明亮的窗子并不代表出口，不表示任何出口。隧道尽头、指路明星、任何符号，这是我们肉身的死亡。[6]

结 语

筒子楼是一个普通的居民楼，它不仅保留着贫民区住房所有外部特征，更是苏联和后苏联社会的标志，它的特点就是看似独裁的生活方式，这个独裁的封闭性使彼得罗维奇有可能生活在那里，似乎和“生活在地下，无家可归”形成悖论，和扎米亚金封闭的“我们”的乌托邦世界，也像我们经常说的“洞穴”。马卡宁以残酷的自然派手法刻画了筒子楼整体外观，突出了苏联时期人们生活的崩溃：以简单的性行为代替爱情，所有人都认为这种行为也不过是一件付费的东西而已。人与人之间互相取代的生存规则无疑对人类是一种侮辱，而人们对此却觉得无关痛痒。

基金项目：中俄人文合作协同创新中心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俄罗斯文艺形势与未来发展”，项目编号为2012ZD004。

参考文献：

[1]施旭升.艺术即意象[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1.

[2][3][4][5]马卡宁著.地下人，或当代英雄[M].田大畏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2002：4，17，175.

[6]Валерия Пустовал.Новое "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зы：обочищении писательской личности. Новый мир[J]. Стр， 2004（8）：159.

作者简介：

赵雪华（1976— ），女，吉林长春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小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