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军

中国人自古就有家国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了几千年来无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一种最理想的修养境界，规范着一代代贤士注重家庭建设、高视家庭教育、悉心优良家风培植。

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讲话如沐春风、倍感亲切：“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总书记将家庭、家教、家风这一古老的话题与时俱进，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上升到了“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高度，发人思考。

一

中华民族是建立在以家庭为社会本位的民族，任何一个人都在一个具体的家庭里生活成长，其人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家庭环境密切相关，亦即受其家族家庭之家风的感染和影响。家庭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希望和寄托，不仅有着浓厚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而且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

那么，如何才能营造一个具有良好家风的家庭呢？亚圣孟子给出了基本方略：“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一个家庭或家族，可以没有显赫的家世、殷厚的财富，但不能没有良好的家风。好家风世代延续，好家规具有世代传承性，好家风是好家规的目的和结果。因此，为了培植好家风，让后人代代品行端正，防止儿孙误入歧途，走上邪路，古代许多贤士都为家庭成员制定了系列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成为家庭一道道不可逾越的红线，这就是家规（亦即家法），而家规家法的首要载体是家训。

家训在我国源远流长。自周公《诫伯禽》始，各种家训陆续面世，散见于各种经子史集之中，比较著名的如《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温公家范》、《治家格言》、《曾氏家书》、《郑板桥家书》、《双节堂庸训》等，而寻常百姓千家万户中，那些文字上或口头上的《诫子书》、《训子令》、《谕子规》、《教子经》、《示儿贴》等家风家规更是数不胜数，以公开或秘密的方式在各个家庭、家族、宗族中世代流传。纵览历朝各代，尽管家训着重点因门楣不同而有别，但富有远见的内容总体上小异大同。

地位优越不可骄。达贵官宦之家有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子弟很容易由此而滋生骄气，教之以谦逊之道，实乃智慧之举。三千余年前，周公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为鲁国国君。上任前，周公反复告诫：“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意思是说，你不要因此骄傲起来而怠慢了士人。他认为：“德行宽裕却能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福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保身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史记.鲁周公世家》）曾国藩认为，“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俭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因此，他在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告诫：“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奢字、傲字……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气指颐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戒之，至嘱至嘱。”（《曾国藩家书》）这些家训，将“骄”与失人心相提并论，足见重视程度是很高的。

生活富足不可奢。古代显官达贵享受优厚的俸禄，大都“举家锦衣玉食”。然而富足的生活条件，往往易使子弟滋生奢侈。因而有识之识教育子弟，都非常重视戒奢从俭。三国蜀相诸葛亮在给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说历来为人称道。清监察御史林则徐，晚年在给三个儿子的家产分配书中说：“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子孙矣。”他还给儿子们写了一副对联：“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祸。”（《林则徐与陕西》）此训不仅具有神圣的权威性，而且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威慑力。后来，林则徐的三个儿子均清廉为官做人，与谨遵父训是分不开的。

父兄有功不可恃。封建社会，父兄有功，泽及子弟，官宦子弟处于比平民百姓远为优越特殊的地位，很容易成长为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衙内”。因此，有远见的贤士常常教育子弟自强自立，既不要“拼爹”，更不能“坑爹”。北齐平原太守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如是教育子弟：“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长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依靠自己立足于世，正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湖广总督张之洞致远赴东瀛留学的儿子：“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而可借是磨练身心”（《诫子书》）。不仅教之勿以贵胄子弟自居，还讲了此为之有好处，可谓叮嘱谆谆，阐理透彻。

高官显职不可图。官位升迁，本是封建官吏梦寐以求的，但有识之士对此却谨慎尤加。北齐黄门侍郎崔劼，天保初年在朝廷值勤，掌管机密要事，其兄看到不少贵胄子之家子弟都在京城当官，便以“出外藩，有损家代”为由，要求崔劼将两个在外地做官的儿子调到京城，以光耀崔家形象，崔劼回答说：“立身以来，耻以一言自达，今若进儿，与身何异”。（《资政史鉴.清廉卷》）这里既有坚守清廉形象的考虑，其实规避了“高处不胜寒”之险。曾国藩则把“戒官戒财”作为教子要义，他有个理论：“遭此乱世，虽大富大贵，亦靠不住。”因此他告诫儿子们，“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曾国藩家书》）这种教子之方，在“学而优则仕”、“读书为做官”的封建社会里，堪称匠心别具。

不义之财不可欲。封建社会，称得上宦海沉浮、物欲横流。但不少贤土却视贪欲如虎，教育子弟清廉为本、不为世俗所扰。《颜氏家训.止足》反复教训子孙：知足者常乐，“欲不可以放纵，志不可以太满。”清代大理寺卿王昶视不义之财如虎，他在家训中郑重其事告诫子弟：“见利不能忘义，不能产生贪心；对待别人，不能产生漠视心、欺诓心、徇情心，更不能产生自私自利占便宜心；待人要宅心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把贪污受贿称为刮“造孽钱”，认为这些钱取于不义，到头来只能祸延子孙，不但毁了自己，而且毁了后代。这样的教育，既抨击了贪污受贿之风，又论及了其深刻危害，虽历经沧桑，依然能让人启悟，让人警策。

浮薄之人不可交。历朝各代都有一些官宦子弟因交游不慎，与小人为伍，成为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殃及父兄前程的恶少，故不少家训对交友之道看得很重，告诫子弟谨慎择友。《颜氏家训.慕贤》说：“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进而强调“必慎交游焉。”朱熹在《朱子文集·与长子受之》中反复告诫子弟，要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袁氏世范》认为：“君子之言多长厚端谨，此言先入吾心，及吾之临事，自然出于长厚端谨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华，此言先入于吾心，及吾临事，自然出于刻薄浮华矣。”因此主张“小人当敬远。”这些家训，都告诫子弟交友务必谨慎，一定要择善而交。

不良恶习不可染。在强调养德修身的时候，不少家训把戒除恶习放在了首位，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并要求他们知错能改。宋代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规定：“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集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为了防止和克服子孙染上恶习，不少家训中还规定了类似“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及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如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为的是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

二

家风具有两大明显特征，即共同性和传承性。也就是说，第一，家风并不是一种个人德行，而是家庭或家族所有成员都深受影响并普遍表现的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第二，家风并不专指一时一事，它必须是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生活当中形成的并且能够延续影响后代。不具备这两个因素，不能称为家风。因此，良好的家风彰显着门楣的荣誉，寄托着一代接一代的梦想、追求与使命。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古代贤士无不以拥有良好家风而自豪。

然而，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熏染教育必然会夯打上历史的具体的烙印。古代家庭教子义方的形成，既有着对传统思想文化继承的一面，也有着维护所代表阶级统治的一面。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古人不可能站在造福社会的高度来教育子女，无论是教以谦逊节俭还是教之自强自立，大都是以成家、保家、发家、兴家，维护自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第一，维系个人声名形象。纵观中国历朝各代，罪过父亲因功臣儿子而赦、英雄父亲因混蛋儿子而罪者皆有，生发着教人向上的正能量。正基于此，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中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人非圣贤，不能终身无过。盖棺论定之后，犹视子孙贤否，以资尚论。子孙贤，则人举其父祖善行，推福所自来；子孙不肖，则人摘其父祖瑕疵，溯殃所由积。”把儿子与老子联系起来思考，体现了一种直观的哲学思维。

第二，维系既得社会地位。西汉元帝时，欧阳地余当侍中，深受元帝宠信，他告诫儿子：“我死，官属即送汝财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以廉洁著，可以自成。”（《资政史鉴.清廉卷》），欧阳地余死后，有关部门送来数百万钱，其子听从父亲教导拒不接受，元帝听说后，特别嘉奖，赐钱百万，社会地位不降。晚清重臣曾国藩对维护家族社会形象想得深远，当得知弟弟要在家乡营造宏丽的房屋时，便写信劝告中说：“我家若太修造壮丽，则沅弟必为众人所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得知家中要为他大摆宴席，又写信劝阻：“家门大盛，常存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之念，或可自保。否则颠蹶之速，有非意计所能及者。”（《曾国藩家书》）从这里不难看出，他们提倡淡名利也好，戒贪欲也罢，说到底，不过都是怕“丧身败家”、“恐其不终”，为了本家规避“颠蹶之速”、保持既得社会地位而已。

第三，维系宗祖门庭荣耀。锦衣还乡，光宗耀祖，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时尚，尽管这里的衡量标准因人而异，但封建官吏们普遍看得很重。宋代包拯遗诫后代：“后世之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资政史鉴.清廉卷》）包公为的是保持一门廉洁。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自序中说得更明白：“保世滋大，其在斯乎。”子孙是家庭的希望，家族的毁誉存亡在于子孙的贤与不肖，因而不可不教也。

第四，维系一脉香烟延续。曾国藩深谙“居官不过偶然之事”、“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的道理，他命令三个女儿每年各做一双鞋寄来，以考察他们的“女工”；亲族中红白喜事的送礼、数量，他都要予以控制。同治四年，他把家眷统统赶回老家，不让他们“恋恋于金陵”。而家眷返湘后，他又下令居于乡下，不准住长沙。并谆谆教导：“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曾国藩家书》）他还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也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吃饭的途径。

三

好家风闻之无声、望之无形，与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一旦形成，影响深远。凡好的家风形成，都是靠家长身体力行，以身示范。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其母必有其女。因此，不管是封建官宦之家还是现代领导之家，都需要正确的教子方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领导人的家人后代，虽不能和封建君主时代的皇亲国戚相比，但至少也是众人仰慕的对象，且往往也有着可以在人前人后显摆的“资本”。这种情形下，应当说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的家人和后代是比较低调，比较清廉的。在这方面，尤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4位伟人的后代为最，也成为了党内优良家风的典范。

毛泽东有“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自然灾害时期，正在上大学的女儿李讷经常饿肚子，毛泽东的卫士长就悄悄送去一包饼干。毛泽东知道后，严厉责问。卫士长辩解说：别的家长也给孩子送东西。毛泽东拍了桌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志愿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有很多人建议毛泽东不要同意毛岸英赴朝作战时，毛泽东非常坚定地说：“我毛泽东的儿子不去，谁去？”这就是毛泽东的家教家风！

周恩来的《十条家规》众所周知：1、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2、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3、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4、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5、不许请客送礼。6、不许动用公车。7、凡个人生活中自己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劳，自我服务。8、生活要艰苦朴素。9、在任何场合都不能说出与他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10、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的侄女周秉德说：“伯父要求我们要和全国老百姓一样过简朴日子。”

刘少奇留给儿孙们的家风是：“要做自立、诚实和正直的人”。刘少奇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严于律己，也严于律子，对儿女一向要求严格，从不娇惯、溺爱儿女，为儿女搞特殊。其夫人王光美说：“我的孩子不论是上学还是工作，都不让填写父母的真实姓名，为的就是怕人家不好管理，搞特殊化。”刘少奇的后代也是严格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刘少奇的儿孙们曾照了一张大合影，照片里共有39个人。他们各自有着不凡的人生，却大多默默地过着平凡的生活。

邓小平的教子之道说：“遵循的是给他们本事，教育他们成才，多少不在乎，能养活自己就行”、“名不要出得太大，要夹着尾巴做人。”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寄宿学校上小学，学校远在北京郊区，从不准司机接送。无论是周一早上赶去学校，还是周末从学校回家，三个人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中学以后，三个人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文革”之前，因为家里孩子比较多，经济上不太宽裕，几个孩子都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老大长高了，衣服小了，就让老二接着穿。短了接一截，破了，补个补丁，接着穿。

概括共和国伟人们的家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做到低调、清廉、普通、守法、自立、诚实、正直，等等。如此家教家风，令人心生敬意与无限感慨，更是为千千万万干部家庭树立了一面镜子。今天，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现实意义更加凸显，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