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梅

批判精神与独立人格：做鲁迅一样的孤独战士

鲁迅首先是一个没有胜利的人，他和他所处的時代斗争，注定的无力和失败。他是一个孤独者，当他从《故乡》向人们指出路的所在，写《阿Q正传》揭开国人的“乏相”，《呐喊》着给你看中国儿女们的灰色人生。

“以刀回溯历史、持刀逼近现实、放刀直面人生”，其实也是一种无奈，除了批判他不知何为。“他是一个文人，不懂政治，也不介入政治，”这是学者尹鸿的解释，“他对这一切都深表怀疑，只因为这组织能对中国有一些贡献，他就勉强参加进去。”鲁迅一生，总是“荷戟独彷徨”的日子为多，他是天空的飞鹫，并非蚁群的首领。

1935年，曾因组织“木铃木刻社”而做过监牢的青年曹白，刻了鲁迅的肖像去参加全国联展，却被检察官抽调。然而按鲁迅在回忆的文章中所说，很快，这团体，因为年轻人“有的被捕，有的回家，也就散掉了……”那些照片中油头粉面的青年，后来有的发迹成名， 有的做了大官，连日后他们的学生，也实在辨认不出照片里哪个是自己老师当年的样子。

在《孤独者》中，鲁迅设计了两个人物：叙述者“我”和魏连殳。俩人像魏晋文人一样，关在屋里，“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在一起“清谈”，互相辩驳，互相争论，却始终没有结论。

“只有不满成为他最终的胜利。其实他一生所作所为终究是与当时的世道无补的。但直面现实的精神，以及所对应世界的不屈态度，才是男人精神的胜利。”尹鸿说。

梦回“大先生”：陈丹青们的理想和勇气

从2000年回国到现在，陈丹青出版了《退步集》、《荒废集》、《外国音乐在外国》等作品，其间，他因辞职事件及公开批评教育现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成为舆论一时焦点。除了教育，他对城市、影像、传媒等文化领域的诸多现象亦处处不满。

一个整天出言不逊的人——陈丹青几乎以骂名闻名。

但他认为“我没有理想国，不满而已。我想提倡的不过是一种精神，一种理想，比如鲁迅和木心。我的书也算是畅销的，但我不会很高兴，我不是很相信别人真的在读你的书。”

当年《退步集》一书出版，引起热烈反响，在陈丹青看来，“之所以有社会影响，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在骂教育体制。”他认为不是因为艺术，是因为所谓知识、思想、写作，“仅仅因为我替这些年轻人说话。”

作为当下最有力的文化批评者，陈丹青更被推崇为影响中国的五十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对此他说道：“我毕竟原来只是一个画画的人，稀里糊涂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不相信我的文章能改变这个社会，我只是被放在一个公共的空间，被比较多的人听到。”

勇于改变世界才是男人。陈丹青认为别人比自己有勇气：“我相信在民间有很多有智慧、有性格的人，头脑非常清楚，他们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在改变这个社会，而且社会事实上已经被改变。”

海子，死去的国王与荣誉

80年代的诗人海子与顾城可以被视为最自私，最不男人的人；同时也是最高贵、最男人的人。

1989年3月26日，海子选择了自杀，离开了这个春潮暗生的季节。这一天，也是他的生日。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

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在朱大可的文章《先知之门》中，他认为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他的死却似乎推倒了一个诗人逝去的多米诺骨牌，连续有诸如骆一禾、顾城等知名诗人在内的多达14名诗人的相继离去。

海子的1980年代，在许多人的追忆中是一个黄金时代，海子的逝去意味着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当时的社会充满了对美学和哲学的追求，所有年轻人陷入读书和理想的热潮，所有的精神建构基础来自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真实的世界成为一种潮湿阴暗的反面教材，那时一个没有功利只有热情和理想的年代。

“太阳的山顶埋葬，诗歌的尸体——千年王国和我……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就像沈从文的《边城》，有一种对逝去的灵性的呼唤。沈从文说：“趁着神还没有解体，写下最后一首抒情诗。”这种不负责任的失败的男人的死亡，成就了一种不死的精神荣誉，那就是：再生与祖国的河岸，重建一种美的家园，不死的海子精神。（摘自《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