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媛(教授) 李国鹏

中国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路径选择与对策建议

王绍媛(教授) 李国鹏

一、引言

随着多哈谈判陷入僵局，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前景一片渺茫，众多成员另辟蹊径，寻求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合作，尤其近年来，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如雨后春笋，活跃在国际贸易的舞台上，双边和区域贸易自由化逐渐成为贸易自由化的主流方向。以中国为例，近些年一直在不断地推动中澳、中韩、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自贸谈判。地处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继2009年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后，2013年启动TTIP谈判，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地区，实施美国的全球贸易战略。作为全球的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贸易自由化战略并不存在交集，双方都把彼此排斥在外，显然，中美的贸易战略排斥不利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以及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中美贸易战略唯一可能的交集点在亚太地区，这正是中美贸易长期博弈的焦点。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典型代表，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经济发展进入全面转型升级阶段，需要良好稳定的贸易环境支撑。在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动荡后，美国经济策略做出一系列调整，并开始逐步回稳，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也是美国迫切需要的。鉴于国内经济发展以及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需要，中美开始将注意力放到亚太地区。作为2014年APEC峰会的东道主，中国适时提出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以经贸合作为主线，试图推动亚太地区由宏观论坛性质的合作向微观制度性质的合作转变，并将FTAAP的概念重新搬上桌面。

亚太地区横跨太平洋，覆盖亚洲、南北美洲，总人口占全世界的40%左右，囊括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以及6个新兴经济体，区域GDP占全球总值的57%，贸易额占46%，可以预见，FTAAP的建设会给全球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贡献；在WTO多边谈判停滞不前的情形下，FTAAP很可能成为全球贸易多边自由化的次优选择。亚太地区对于中国和美国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19大贸易伙伴中，有8个集中在亚太地区，60%的进出口贸易集中于此，以周边为基础也是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基本原则；对于美国，亚太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其全球贸易战略的一颗重要棋子。FTAAP建设正处在国际关系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提出了“大国外交”的概念，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鉴于亚太地区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调整，本文试图剖析FTAAP建设的困境，探讨FTAAP建设的可行路径，以及中国推进FTAAP建设的配套政策。

二、亚太自贸区建设困境剖析

(一)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碎片化

亚太地区涉及国家众多，成员背景存在差异，各自的贸易诉求不尽相同，区域层面贸易自由化合作碎片化现象明显，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统计，亚太地区大大小小的双边、次区域及区域自贸协定多达56个，合作机制也有25个之多，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碎片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现象之一。区域碎片化往往缺乏有效统筹，没有整体层面的一致性规则，成员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双边和次区域合作。然而，碎片化合作俨然已成为FTAAP建设进程中的极大障碍。

首先，东亚各经济体间高度依赖国际生产网络的中间投入品，在生产体系层面，区域整体需要的是平滑的贸易机制，然而，碎片化的自贸协定严重降低了区域内部的贸易比重，这些零碎的自贸协定并没有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其次，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碎片化导致成员之间的向心力降低，越来越多的成员将合作视野聚焦在散点层面，不利于形成整体的聚合力，同时亚太地区的政治稳定性也受到影响，加之复杂的历史渊源和领土争端，经贸合作的碎片化将成为FTAAP建设的巨大威胁。然后，亚太地区的不团结也为美国的亚太战略创造空间，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渗透到东亚区域内部，加强双边经贸谈判和政治交往，逐步瓦解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为美国亚太战略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2009年美国加入TPP谈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的参与瞬间改变了区域经贸合作的性质，可见美国因素必然深刻影响FTAAP建设进程。

(二)新形势下复杂的大国关系

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环境中，存在着中、美、俄、日四个大国的错综复杂关系，考虑到地缘政治经济的影响因素，四大国的关系会对FTAAP的建设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四大国在亚太地区曾发生过多种敌对和盟友关系，中美、中俄、中日、美日、美俄、俄日之间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当前国际形势下，中、美、俄、日四个大国在亚太地区依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中、美、俄、日都在追求亚太地区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上的繁荣，但现实中，四大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关系不容乐观。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美国的亚太战略是亚太地区稳定的头号威胁，美国的国际警察身份很容易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亚太地区的经贸发展会受美国亚太战略的牵制，同时，美国的冷战思维深深地影响着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尤其与亚太地区的亚洲成员有着密切的经贸往来，中国当然不容许美国的霸权主义，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博弈是亚太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俄关系的角度，两国的政治外交是逐步升温的，尤其在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推动下，中俄经贸活动和政治往来越来越密切，中俄关系既涉及大国因素又涉及周边考虑，对两国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加之特殊的历史交往，中俄关系前景还是较为光明的。中日关系方面，特殊的历史因素使得中日的敌对情结极为严重，日本几届政府并未表现出强烈的关系缓和意向，日本将更多的政治注意力放在美国的保护伞下，通过签订《美日安全条约》维护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因而，中日关系丝毫未表现出缓和的迹象。在美日关系方面，可以说是亚太地区目前最稳定的大国关系，美国视日本为放在东亚地区的一颗棋子，借此牵制整个亚太地区，日本也甘愿在美国强大的支持下，开展经贸活动及政治外交，日本的存在更加深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渗透程度。从美俄关系的角度，曾经的两极对立对两国的政治关系烙上了难以磨灭的痕迹，导致美俄的冲突点激增，涉及北约东扩、核电设施、军事扩张、民族情绪、乌克兰冲突等，美国对于俄罗斯最大的担心在于民族主义情绪和庞大的军事实力，美国的霸权扩张和俄罗斯的强硬立场，弥散在亚太地区的每一个角落。俄日关系的争端更多地集中在领土争端方面，涉及历史遗留问题，日俄并不存在直接的军事对垒，在军事防御方面，日本间接地求助于美国，因而，日俄短期内爆发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并不大。

综上，亚太地区存在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并且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善，势必将影响FTAAP建设，因而，中国在推进FTAAP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三)TPP与RCEP的错综复杂关系

目前，关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存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TPP和RCEP，二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2009年，由于美国高调宣布加入TPP谈判，使得TPP谈判成为亚太地区经贸合作的一条可能路径，TPP是一个高标准、高质量的谈判协定，除了涉及传统贸易议题外，更偏重于贸易新议题的规则和制度问题，还包括合作能力构建、劳工标准、竞争政策等等，由于谈判国家的复杂性和谈判议题的敏感性，TPP谈判难度相当之大。实际谈判中，TPP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瓶颈，比如美国的汽车业开放问题、日本的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东亚发展中国家国企改革进度问题。2011年，东盟十国提议建设一个综合性自由贸易区，提出RCEP协议草案，次年，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宣布加入RCEP谈判，RCEP依然以传统贸易议题为谈判切入点，追求的是“10+6”合作模式的强化，并以开放性原则欢迎其他国家参与谈判，RCEP谈判的最大限制在于贸易自由化水平较低。

在当下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谈判的大环境下，TPP和RCEP代表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二者均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从TPP谈判的角度看，最大优势在于谈判内容的高标准、高质量，谈判一旦达成，很有可能成为全球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新范式；同时，TPP谈判的最大限制也来自于严格的谈判内容，除了美国和日本关注的汽车业和农业，美国的亚太战略一直是其他成员担忧的焦点，这注定TPP谈判进程不会一帆风顺。从RCEP谈判的角度看，由东盟发起，谈判门槛较低，坚持开放合作原则，鼓励其他国家参与谈判，主要目的在于整合东盟的“10+6”合作机制；RCEP谈判的局限在于战略定位不高、贸易自由化不全面，更重要的是，RCEP没有大国主导，亚太地区大国对东盟主导性的尊重是RCEP谈判成败的关键。由于自由化水平较高，TPP谈判更受发达经济体青睐，而自由化水平较低的RCEP谈判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更大。

目前，TPP和RCEP成为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两条基本途径，总体上，两者的谈判进程早已启动，并取得一定的谈判成果。如今，中国想要主导FTAAP的建设，必然会受到现实中TPP和RCEP谈判的影响，可以预见，中国主导FTAAP建设将面临严峻考验。

三、亚太自贸区建设路径探讨

考虑到亚太地区自贸协定的碎片化、交叉化，几个国家局部的贸易自由化谈判并不是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发展的合理途径，现实中TPP和RCEP谈判的困境也反映了这一点，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应是合作一体化而不是竞争一体化。FTAAP谈判一方面需要综合考虑各成员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协调中、美、俄、日四个大国的关系。在现有的TPP和RCEP谈判基础上，中国想要推进FTAAP建设，存在四条可能的途径：一是基于TPP推进FTAAP建设；二是基于RCEP推进FTAAP建设；三是融合TPP和RCEP推进FTAAP建设；四是绕开TPP和RCEP另起炉灶。

第一，基于TPP推进FTAAP建设，可能是中国最不愿接受的;美国主导的TPP并没有邀请中国加入谈判，唯一可能的是，TPP谈判达成以后，中国再加入，那时中国只有被动接受TPP达成的所有协议，否则就只能徘徊在TPP之外，那么推进FTAAP建设也将成为空谈。第二，基于RCEP推进FTAAP建设，自由化谈判力度较小，很难实现亚太地区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同时，中国和日本在RCEP谈判中存在原则性分歧，中国还面临领导权的确立问题。第三，融合TPP和RCEP几乎是不可能的，二者正是亚太地区自贸协定碎片化的体现；美国加入TPP谈判已经过去5年了，RCEP谈判也有4年之久，二者的谈判方向、性质、内容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很难找到有效方式将TPP和RCEP融合在一起。第四，如果绕开TPP和RCEP另起炉灶，那将是一种全新的亚太地区合作模式，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借鉴，这是推进FTAAP建设途径中最模糊的一条，需要全方位的协调和探索。

鉴于上述分析，中国推进FTAAP建设较为可行的思路是：着眼于APEC框架，由东亚区域一体化着手，以中国自身为出发点，通过团结东亚周边发展中国家，推动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现有的自贸协定进行次区域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有机整合；在次区域合作成型以及影响力提升的基础上，通过合作手段，吸引美国参与到FTAAP建设中，追求更高层次的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考虑到亚太地区现有的TPP谈判和RCEP谈判，中国推进FTAAP建设的路径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APEC框架下的FTAAP建设与东盟框架下的RCEP、美国框架下的TPP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相比之下，APEC框架下的FTAAP建设范围更广，代表的是全方位的贸易自由化路径。在APEC框架下，中国推动FTAAP建设要妥善处理以下两点：第一，以自身为出发点，基于整体谈判的统一性和开放性，加强与周边国家自贸协定的谈判和升级，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周边国家为外围的经贸合作模式；第二，综合RCEP和TPP现实谈判情况，合理确定贸易谈判议题和范围，既要提高FTAAP谈判的自由化水平，又要保证FTAAP建设的推进速度。面对亚太地区已有的TPP和RCEP谈判，中国主导的APEC框架下的FTAAP建设能否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者的博弈，谁发展得快、发展得好，谁就可能在亚太地区设立新的贸易规则，从而掌握主动权。

上述建设思路的总体原则在于，中国推进FTAAP建设是基于APEC框架，开放性地面向亚太地区所有成员及周边非成员，力求打造亚太地区全方位的经贸一体化。首先，不管是东盟框架下的RCEP谈判还是美国主导下的TPP谈判，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容易引起非谈判成员的抵触情绪，因而，即使RCEP和TPP谈判达成一致，也很难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基于APEC框架，中国将FTAAP的建设着眼于宏观一般层面，将客观性放在首要位置，进而为贸易谈判创造一个相对和谐的氛围。其次，APEC框架下FTAAP建设路径的提出，短时间内，似乎可以形成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一体化的三足鼎立，但TPP、RCEP和FTAAP三者的重要性截然不同。相对于FTAAP，TPP和RCEP只是小范围的谈判，贸易自由化定位显然低于FTAAP，FTAAP不但面向所有成员，而且为非成员的加入提供开放性空间，换言之，TPP和RCEP不过是亚太地区自贸协定碎片化的升级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再次，以中国为出发点，由东亚区域一体化着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战略性：一方面，东亚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涉及国家较多，相互的经贸合作较为成熟和稳定，彼此的贸易诉求也较为接近，以东亚地区作为起点，可行程度高，有助于夯实FTAAP建设的基石；另一方面，中国是东亚区域一体化重要的一环，越来越扮演着中心环节的角色，同时以周边为基础是中国贸易自由化战略的基本原则，通过团结东亚周边发展中国家，有助于培养中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战略意义非凡。另外，对现有自贸协定的有机整合可以提升次区域范围内经贸合作的效率，在整合升级过程中，中国可以尽量完善自贸谈判的一致性和高水平的开放性，通过质量的提升和摩擦的减少提高中国在次区域范围内的吸引力，促进以中国为中心的次区域合作模式。最后，FTAAP建设不可回避的是大国关系。通过上述路径可以相对弱化大国关系对次区域合作的干预，随着次区域影响力的提升，采取与发达经济体美国合作，以开放性的态度欢迎美国加入谈判，进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地区合作一体化。基于以上路径，FTAAP建设的现实性、可行性、开放性、全面性及战略性将得到大幅度提升。

图1 FTAAP建设路径图

注：APEC框架下的BRICS合作主要是从中、俄、印的角度考虑。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亚太地区经贸合作情形综合绘制。

四、亚太自贸区建设对策建议

(一)打造亚太地区经贸中心

从东亚地区着手，依托自身巨大的市场规模，加强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往来，提高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市场依赖度。目前中国更多的是中间投入品消费市场，由于中间品的替代性较强，中国市场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并不大，应当积极鼓励中国企业投资于周边国家，通过生产转移将产品的加工组装放在亚太地区，以产品返销国内模式间接地提高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消费品市场依赖，逐步建立中国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同时，按照“小国看重贸易利益、大国关注贸易规则”的自贸区参与原则，加快现有自贸协定的转型升级，中国需要更多地惠及周边发展中国家，勇于承担大国责任，提升贸易谈判软实力，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区域经济中心地位。另外，在中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贸易往来不断加强的情况下，适时推进人民币区域性结算流通，加快贸易政策与金融政策的融合，逐步提高贸易环境的便利程度，夯实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二)加强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

在将中国打造成亚太地区经济中心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区域内部的互联互通，促进各成员的有机融合和相互依存，追求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实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增长。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要更多的基于经贸合作层面，加快实施基础设施外交政策，一方面缓解中国目前钢铁、煤炭等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为国内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配合通信设施完善措施，加强与各成员的沟通，加快国内资本输出，为“一带一路”战略铺路。在此基础上，完善中国与亚太地区国家的签证体系，加强亚太地区人才交流，实现信息技术共享，全面提升亚太地区各成员的软实力。同时，加快落实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合作战略，深化区域内部国际分工合作，提高成员的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产业链和价值链融合，推动亚太地区新增长产业群的形成。在亚太地区全球价值链合作框架下，逐步推进区域内部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的实施，提高区域贸易流通效率，切实反映亚太地区贸易利益分配情况，通过亚太地区的整体影响力，促进全球贸易核算体系的改革。

(三)加快实施新型国际关系战略

新型国际关系的实施应该建立在“大国外交”战略的基础上，以包容开放、合作共赢为核心，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国际社会成员平等原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FTAAP的建设过程中，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及美俄日三个大国的关系，在不结盟的前提下，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积极地同发达国家合作，保持亚太地区的不冲突、不对抗状态，稳步推进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

对于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处理，周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美、俄、日三个大国是关键。从国际关系处理的基础角度，中国需要充分利用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团结周边国家，由点及面，打造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有助于确定中国在FTAAP建设中的主导、协调地位。特别地，中国要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岛屿纠纷，正视历史遗留问题，通过经济援助、经贸互惠融化政治坚冰，逐步开启FTAAP建设之旅。在大国关系处理的关键方面，中国要有针对地应对中俄、中美、中日关系。对于中俄关系，要坚持政治手段、经济手段双管齐下的战略，抓住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大国外交契机，增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往来，提高彼此的政治互信度，以便在国际事务中发出强有力的联合声音；在经贸往来方面，加快基建投资、能源合作、关税优惠等方面的谈判，既推动量的提升，又促进质的飞跃，提升中俄彼此依赖程度。对于中美关系，两国政治关系的融洽可以更好地拓展经贸合作的空间。目前，中美两国的自贸谈判都将彼此排除在外，没有政治先行铺路，很难找到双方经贸合作的突破口。在两国政治交往过程中，中国应坚持合作共赢的原则以及不称霸的态度，协商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敏感问题，建立新型中美关系。对于中日关系，历史遗留问题使得中日关系相当微妙，高涨的民族对立情绪严重影响了双方的经贸交往，安倍政府并未发出积极的合作信号，在此背景下，中日应当尽量搁置历史争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当下，转移到经贸合作上来，通过经济关系的依赖逐步改善恶化的政治局势。

五、结语

作为中国自贸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FTAAP建设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经济意义方面，FTAAP的建设有利于缓解自贸协定的碎片化，打造系统的国际生产网络，加强成员的互联互通，提高区域贸易份额，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FTAAP的战略意义可能远远超过经济意义，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热点，亚太地区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主要的贸易区域之一。然而，亚太地区正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重要棋子，无论经济层面、军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亚太地区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成为中美博弈的焦点地区。中国适时地推出FTAAP建设也是中国亚太战略的一个部分。在APEC框架下推动亚太经贸合作，可以弱化美国主导的TPP谈判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亚太地区的话语权，增加与美国博弈的砝码。在推动FTAAP建设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基于APEC框架，从东亚地区着手，致力于打造区域经贸中心，强化区域互联互通，妥善处理区域大国关系，稳步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亚太地区一体化。

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ZJ2014050)、东北财经大学创新团队项目(DUFE2014T03)。]

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王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