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全

人们常常讲到“缘分”一词。《现代汉语辞典》解释说：缘分是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间发生关系的可能性”。在人的生活世界，缘分会出现在各种境遇中：或者是自我对所心仪的人或事的不期而遇；或者表现为主体对某项工作的酷爱并为之倾心付出，乃至以生命相许。特别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缘分常常表现为个人能够毅然决然地摆脱旧的观念、旧的习惯势力的羁绊，主动地呼应时代的召唤，自觉地肩负起维护和助推新生事物生长和发展的使命。

我与小学思品课的结缘就属于这种情况。思品课是“文革”后脱颖而出的新事物。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小学政治课堂，无非是读读报纸，写写大批判稿，或者记忆、背诵“四人帮”鼓舌喧嚣的言论，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等，严重毒害了儿童的心灵。

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全国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始于1977年9月邓小平与当时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仅从德育课程的重建而言，1978年4月，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的讲话对学校德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按照他老人家的思想，教育部于1981年3月下发了《关于小学开设思想品德课的通知》，第二年5月，教育部又颁发了《全日制小学思想品德教学大纲（试行草案）》，至此，新设的品德课程就正式进入到了小学课程表中。

几乎在教育战线发生重大转折的同时，我的岗位也发生了变化。我是1961年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到湖北宜都一中任教，年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直到1966年的夏初。当时学生本已进入到迎考的黄金时段，谁知五月第四周周一的清早，伴随几只乌鸦的噪声，广播里传来了《五·一六》通知，当年的高考竟突然被叫停。从这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事被推入到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浩劫之中，整整十年受尽了苦难和折磨。粉碎“四人帮”后，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他老人家提出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震聋发聩。从此，拨乱反正的春潮涌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思想光芒普照祖国大地。研究人员、教师、文化工作者摘掉了“臭老九”的帽子，解脱了精神枷锁，享受到从未有过的尊严，其内心的喜悦难以言表。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我的岗位也从高中教学一线调离到教育行政部门工作。1979年被提拔为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1981年晋升为主任，主管中小学的课程和教学研究工作。在这种背景下，新设的思品课很自然地受到我的关注。如何让新课程进入课堂，进而走进每一个儿童的心灵？我以为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有一名教研员。人从哪里来？教育局的赵局长告诉我：“你们单位的人员编制已经满额。”向上要人这步棋走不通了，剩下的一条路只能从内部挖潜。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决定：作为主任的我，应该凝神聚力地抓好教研室的全盘工作，同时也需要挑起思品课兼职教研员的担子。为什么如此决策？理由有三条：一是全室只有17个人。除我之外，其他人皆为中小学专业研究人员和教辅员，每人都独挡一面，身上的担子都不轻。二是文革前我在高中教了多年的哲学，有扎实的专业素养，有宽阔的学科视野，经过努力，是可以把品德学科教研工作做好的。三是品德课程不是一般的学科课程。《大纲》指出：小学思想品德课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向小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在教学内容部分又强调：思想品德课以“五 爱”为基本内容，“向小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有的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教育”。显然，小学思品课的价值追求就是要通过课堂主阵地，把道德和精神文明的种子植入到儿童的心田，并为他们日后成为“大写的人”，编织和实现人生梦想奠定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小学品德课程的教育功能，也就有了为新课程实施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内在动机。“把思品课兼职教研员的担子挑起来”，这是我在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表态。从那时起，我便与小学品德课程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任三把火，这头把火该怎样“烧”？关键是要强化执行力，尽快地让这门课程在课堂里“落地生根”。为此，我积极向教育局人事科建议并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从1982年秋季起，宜都市各级小学都配备了思品课任课教师，高、中、低段各个年级都上了思品课，并开足了课时。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亲自抓了思品课教师队伍的培训。培训的内容除学习《大纲》外，还包括“了解和研究儿童”“教学设计”“教例透视”“资料筛选”“教法赏析”等等。老师们普遍认为：“培训的内容很实在”“很管用”。有的还说：“开始走上思品课讲台的确有点忐忑不安，参加培训学习后，认识到思想品德课的特点，对上好这门课多了几份自信。”除了培训教师，我们还抓了市、乡镇、学校三级品德教研网的建设。市一级的教研活动一般是上示范课，按照上世纪80年代小学思品课的教学理念，即“明理——激情——导行”的要求，让种子教师在课堂中现身说法。乡镇、学校主要是开展群众性的听课、评课活动，通过教师之间的相互切磋，总结得失，推陈出新，改善教学。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宜都市思品课教学呈现出了红红火火的景象，引起了省内外不少教研员和专家的极大关注。人民教育出版社和课程研究所的研究员徐斌、李丽兰从北京来到宜都，亲临课堂现场考察，给予充分肯定。武汉市教研室的孙主任以及广东省、南海县（现佛山市南海区）教研室还组织了二十余人的团队到我市学习取经。思品课教学初放的花蕾，竟能引起如此效应，这是我未曾想到的。

首战告捷解决了新课程“落地”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了。从1984年起至今的三十余年间，我的研究思路都是从“两个提升”上聚焦发力的。其一，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尽管我没有立足讲台，直接面对儿童，但我可以通过自身扎扎实实的工作去作用和影响每一位品德教师的教育行为，继而通过他们的示范和教诲，把德性的种子播入儿童的心田。其二，提升品德教师 “立德树人”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主要通过“引领专业阅读”“组织现场观课”“开展校本研究”“促成自我反思”“倡导和激励专业写作”等路径来实现。回顾已走过的路，可以说“两个提升”颇有成效。仅以品德教师发展而言，只有38万人口的宜都，近二十年内，在小学思品课教师队伍中，先后就出了两名特级教师，一名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 ，四名中学高级教师。诚如有人所言，“宜都是出品德课程人才的‘风水宝地’”。为什么会有如此效应？首先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为教师铸就了优质的发展平台；而优秀教师自身的顽强拼搏和努力也是最基本的因素；此外，我这个“领头羊”——品德教研员为助推小学思品课优秀教师的成长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8年岁尾我退休了。虽然没有了“教研室主任”“教科所所长”的头衔，但这更有利于我目标专一地循着思品课程研究的深度、宽度和高度发力。对我来说退休只不过是换换办公桌，变换一个工作的空间。从领取退休证的那天起，我从来就没有居家赋闲过。在我的生活中，“研究正未有穷期”。只要心中装着儿童，头脑中还有要研究的问题，手头还有要做的事，我就要继续干。兼职教研员做到底了，还可以做“编外教研员”嘛！这是我对自我角色的新定位。退休后的头两年，我主要在为小学思品课开课二十周年忙碌着。通过精心选题，凝炼观点，蒐集资料，先写了两篇纪念文章，发表在《小学德育》杂志上。原计划写五篇，没有写完就主动停笔了。因为全国中小学第八次课程改革已经启动，按照课程改革计划，小学思品课又将经历一次华丽转身：原有的思品课没有了，由新课程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取而代之。课程名称变了，教学方式变了，不少的课程内容也变了。但变中也有不变的东西。一个没有变，就是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仍然姓“德”。要把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良好的行为习惯作为课程的基本取向。另一个没有变，是我与品德课不离不弃的情缘没有变。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定要做课改大潮中的弄潮儿，坚持在课改中学习、参与、感悟；在课改中求索、反思、积累；在课改中更新教育教学思想，优化教育教学行为。”正是在十年课改中，我有幸参与了两套（“苏教版”“鄂教版”）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材的编写。主编了《品德与生活课程标准教师读本》，奔波于省内外的不少地方作新课程的辅导报告，还写了八十多篇文质兼美的有关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课程教学的论文。

“缘分”，是内心的期许，也是动力的泉源。从1982年至今的三十三年，跨越了两个世纪，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与小学思品课的缘分没有衰减、中断、淡化和消退，反而其情愈醇，其感愈甜。正是这种缘分趋动和支撑我持续地在品德课程教研路上向前行走，向上攀登，始终没有停下脚步。

我今年已经七十八岁了，以往所筑的梦已经圆了，如今又萌生了新的愿景。老骥伏枥志犹在，“不用扬鞭自奋蹄”。我要继续对思品课程进行持续的、有深度、有宽度、有高度的研究，让立德树人的事业奏响诗意的乐章，在助推儿童和教师成长的同时，也温暖着我自己的心灵。

责任编辑 余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