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凯

4月13日，二十世纪最后一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著名作家格拉斯逝世。他是战后德国最重要的作家，他活着的时候一直被视为德国良心的化身，死后被意大利《共和国报》称为“布莱希特的继承人”，他代表了德国走出战争和清算过去的努力，一直以来充当德国精神的“圣斗士”。

然而，格拉斯却因“笔下毫无遮拦”的写作，成为世界文坛饱受争议的人物，自2006年的《剥洋葱》问世以来，因其首次公布纳粹党卫军身份，引起轰动，昔日的“圣斗士”被斥为“叛徒”和“伪君子”。

批判历史、揭开伤疤

“作家就其本意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在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上，格拉斯如此说道。

格拉斯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因此，他与德国人的战争健忘症不断地斗争，经常挑起争论，以敲打那些试图忘记历史的政治家。究其原因，格拉斯创作的思想和其成长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27年10月，格拉斯出生在波罗的海边的但泽，父亲是一个小商人，母亲是卡舒布族人，生活不算富裕，母亲喜欢文学和艺术，格拉斯受其熏陶，热爱读书且具有出众的艺术天赋。那个年代正是法西斯横行的年代，纳粹思潮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因此，纳粹思想与天主教信仰构成了格拉斯少年时代的思想背景，他的童年被其传记作者于尔格斯评价为：“介于圣灵与希特勒之间的童年”。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先后做过农民和矿工，在一家墓地做石雕学徒时对雕塑产生巨大兴趣，并最终取得了造型艺术的大学学历，从此，雕塑和版画便贯穿了格拉斯的一生，作为他文学写作的补充。1955年格拉斯以诗歌集《风信鸡的长处》登上德国文坛，与此同时开始剧本创作，他的前期剧作受到法国“荒诞派戏剧”的影响，善于以荒诞的情节和离奇的故事来讽刺德国的社会现实，后来强调戏剧内部的冲突，加大了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1959年，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铁皮鼓》横空出世，取得了当代德语文学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并被改编为同名电影搬上银幕，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格拉斯从此声名大振。格拉斯一鼓作气，陆续创作并出版了《猫与鼠》和《狗年月》两部长篇小说，与《铁皮鼓》一起形成“但泽三部曲”，这三部作品虽然在情节和人物上互不相干，但都融入了格拉斯的政治态度，清算着当时纳粹势力的崛起、罪恶以及战后的“后遗症”，尖锐的讽刺德国现实的种种弊端，旨在为了“粉碎60年代迫在眉睫的那种对纳粹遗魂的崇拜”。

格拉斯用其丰富的想象、独特的手法、新颖的语言，常常以小动物作为一本书的核心象征来结构小说，在一种幽默滑稽的叙述中推向悲剧性高潮，他的作品中蕴含着人道主义精神，承载着对社会现实的思考，热衷于改变现状，体现的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给君特·格拉斯的授奖词中称“他是寓言家和学问渊博的学者，他是各种声音的录音师，也是倨傲的独白者，既是文学的集大成者，也是讽刺语言的创造者”。

对纳粹统治的重新思考

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格拉斯热衷于社会政治活动，他是“四七”社成员，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定拥护者。1965年和1969年，他曾两度为社会民主党竞选联邦总理游历全国，到处发表演说，1972年的小说《蜗牛日记》则追述了作者1969年参加竞选活动的经历和对纳粹统治的思索。

格拉斯曾经多次陪同勃兰特出国访问。1970年的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的“历史一跪”，随行的格拉斯见证了这“世纪之举”， 二人都被视作新德国希望的象征之一，被称为“英雄”。

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北约在德国的土地上部署核武器。1990年两德统一时，格拉斯发表了厄运判决，反对两德统一，他致力于反对仇外主义和新纳粹势力。

这一时期，格拉斯的创作始终紧紧围绕政治话题展开：《比目鱼》旨在探讨妇女解放的可能性；《母鼠》反映了对处于“热核”时代人类命运的思考；《说来话长》以两德统一为背景反思历史，引起整个德国轩然大波；《蟹行》以载有万余名纳粹的“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被苏联击沉的真实事件，借以清算德国历史。

格拉斯是当今世界文坛最“政治”的作家之一，作品紧紧围绕着社会现实，始终从政治层面审视这个疯狂的世界，在他看来，这不是他刻意要做的选择，而是历史赋予的任务，他用文学承载着对历史的责任，表达他的立场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由纳粹身份引起的争议

谁也不曾想到，一位极力清算纳粹“后遗症”的“圣斗士”，代表“时代良心”的格拉斯，竟和法西斯有某种特殊的联系。

纳粹党卫军，一个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判的犯罪组织，2006年《剥洋葱》的出版，将格拉斯与这个犯罪组织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在书中首次披露了曾经参加过纳粹党卫军的经历：16岁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义务活动，17岁征兵入伍成为一名坦克兵，1945年，在战场上负伤被俘，被关押战俘营。在战俘营里，他首次看到了关于纳粹集中营的黑白照片，直到纽伦堡审判，他还坚信德国未曾犯下那些罪行，认为“这一切与敌人的宣传有关”。后来经过清醒的思考，最终明白过来，他曾支持的是一个何等罪恶的政府，也就是这一段经历，在格拉斯的内心里埋下了深深的愧疚，所以他致力于声讨纳粹，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罪恶感”。

在党卫军身份隐瞒了60余年后，《剥洋葱》的出版让格拉斯受尽了舆论的指责，也就是这一次迟到的供述，顿时让整个“共和国炸了锅”，此时的格拉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病毒性攻击”，他的敌人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大肆渲染格拉斯的党卫军身份。

他的传记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认为这标志着“一个道德权威的终结”，他对《星期日泰晤士报》说：“如果他早一些便和盘托出，说他17岁加入了党卫队，没人会在意的，但是现在，从道德角度出发，人们已对他所说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

当年深受纳粹之苦的东欧国家，不肯宽容格拉斯，一些犹太人组织要求他退回诺贝尔奖。波兰前总统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瓦文萨已公开声明，要求格拉斯放弃已经获得的波兰城市格但斯克的荣誉市民身份，“圣斗士”格拉斯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的“伪君子”。“我知道那是耻辱，我也把它视作耻辱，60年来一直如此，并力图修得善果，是它定义了我后来作为作家和公民的行为方式”，格拉斯在面对指责时如此表示。

格拉斯把回忆比作是“剥洋葱”， “往事包裹在一层层洋葱皮般的记忆中，只有剥掉外面那层，才能看到里面那层上写了什么，同时，洋葱的气味引出眼泪”。他一层一层剥开他12岁以来的人生：债与责，耻与悔，斗争与沉默，战争与恐惧，爱情与性欲。

“债，不难对付，可以分期付款来偿还——即使像我母亲的顾客那样赊账；而责，无论是经过确证的，还是被掩盖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却清除不了”，通过这一次逼近真相的努力，凝結出来的只能是格拉斯更多的无奈，他已经无法看清自己，最终选择了永久性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