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魏晋时代，服药成风，大家世族都在争服一种叫五石散的药物。那个时代大凡有身份的人，都对五石散趋之若鹜，争相服食。比如与陶渊明经常进行学术争鸣的白莲社高僧慧远就经常服食五石散，最后因此丢了性命。现在的人已经无法想象当时社会人们服食五石散的那种盛况了。据史料记载，魏晋时期服食五石散确是一种极普遍的社会现象。

据鲁迅考证，服药的祖师爷是姓何名晏字平叔的。此人是曹操的女婿（一说是养子），官拜尚书之职，是魏晋时期的大名士。五石散主要由紫英石、白英石、赤石脂、钟乳、硫黄等五种矿物质调制而成。服这种药的主观愿望是想延年益寿，若以现代科学的眼观看，服五石散无疑就是吸毒。

事实上服这种五石散原本就有麻醉精神的追求，这与今天的吸食海洛因、大麻并无二致。《世说新语·言语》记载，何晏就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何晏的话是否可信无从考证，但是从当时人服药后的反应看，如果服食得法，还是能起到美容保健的效果的。《与皇甫隆令》记载，曹操看见皇甫隆服药后效果不错，很是羡慕，因此，想听他介绍经验。《世说新语·容止》里记载，王羲之见了服药后的杜弘治，惊叹他“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大概服药能使皮肤细嫩，眼睛炯炯有神。

唐孙思邈《千金翼方》有关于五石散的记载。这种药其实是一种剧毒药，服用后毒性发作产生巨大的内热，需要想办法把毒性和内热散发出去。如果散发得当，体内疾病会和毒热一起发出。如果散发不好，则五毒攻心，轻则残废，重则丢了卿卿性命。所以，散发是很关键的，散发得好，才安然无恙，而要散发得好，就必须在服药之后多吃冷食，因此，五石散又叫寒食散。但吃了冷食不等于就万事大吉了，接着还要外出散步活动，称为“石发”或“行散”。另外，服药后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还不能穿太多太紧的衣服。

《世说新语·文学》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一天，王恭服过五石散后，到外面行散，碰到弟弟王爽，便问他：“古诗中哪一句最好？”王爽还没有来得及回答，王恭就自己吟咏起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王恭认为此句为最佳。在他看来，人生无常，应该及时行乐。服药的目的也就是要生活得更快乐一些。王恭的这种思想，应该代表着魏晋人的一种人生取向。

服药在魏晋时代能够大行其道，一是人们注重精神世界的生活，希望服药后使自己面目姣好，光彩照人；还有一个原因是服药能够逃避政治漩涡。因为服药不当常常会产生某些后遗症，比如神智不清，比如怕见光怕见人。这就常常使得一些棘手的事情通过一些夸张了的服药后遗症给化解了。《高僧传》上就有记载：桓玄征讨殷仲堪时，大军经过庐山，桓玄邀名僧远慧一见，远慧就称服药后有病不见。《晋书·王戎传》上记载，王戎为避免齐王冏的杀害，竟然伪装药性发作，掉进茅坑之中，从而免除杀身之祸。

魏晋的人趋之若鹜大服其散除了养生和寻求精神刺激，还有斗富和摆阔的功用，后者或许还是更为主要的动因。有了何晏这样的富人名士倡导，万民便竞相效从，以至于服散一时成为风尚。

在这样的风尚下，有钱的还好办，径直服起来便是，只是苦了那些没钱又爱虚荣的，于是就出现了假服的情况，如果有人没事跑到街头睡倒，说是“发散”，那十之八九是假服，是想以此来表示自己的时尚和阔气罢了。于是，便常常有服不起药又要装高贵的人诈称“石发”，在路上摇头晃脑，以示自己在行散。《太平广记》说：“有个穷书生躺在闹市中，辗转反侧，大叫热得受不了。围观的人问他怎么啦？书生说：“我石发。”又问：“你什么时候服的石，现在石发？”书生说：“我昨天在市上买米回家。米里有石子，我今天吃了就石发了。”围观者大笑而去。

尽管当时服散成风，五石散还是被真正的高士拒之门外。陶渊明就似乎从不曾对这种药物产生兴趣，也不曾关注过服食这种药物的人。在现存的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没有搜寻到任何一点关于服药的蛛丝马迹。因此，我们认为，陶渊明一直在非常理性地思考着社会和生活，他并不盲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有着自己的甄别和扬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