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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中的“暴发户”形象

2015-06-23李烨

现代语文(学术综合) 2015年6期
关键词:暴发户马丁

摘  要: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是德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也为“暴发户”提供了滋生的土壤。马丁·瓦尔泽的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中的主人公汉斯是二战后一无所有、缺少自信、渴望向上攀爬的德国人的典型代表。从社会批判视角分析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中“暴发户”形象的时代特色,对揭示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经济奇迹”中社会的潜在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暴发户  菲利普斯堡的婚事  马丁·瓦尔泽  经济奇迹  社会批判

引言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菲利普斯堡的婚事》(1957)(以下简称《菲》)是最早批判联邦德国“经济奇迹”时期社会的文学作品之一,该书不仅广受读者欢迎,接连再版,而且还于同年获得了联邦德国赫尔曼·黑塞奖。瓦尔泽对德国现代派大师卡夫卡和法国现代派大师普鲁斯特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小说《菲》中运用了意识流、蒙太奇、象征等现代写作手法。在叙事传统上,《菲》继承和发扬了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通过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暴发户”以及字里行间的反讽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小说主人公汉斯是一个来自乡下的新闻学系大学生,来到大城市菲利普斯堡求职无果,最终凭借和工厂主福克曼大龄未嫁的女儿安妮的婚姻跻身菲利普斯堡上流社会。克劳斯·佩措尔德认为,《菲》继承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主人公汉斯就是“德国的于连”[1]。汉斯与司汤达笔下的于连、亨利希·曼的小说《安乐国》(1900)中的楚姆泽一样,都凭借投机钻营获得金钱、地位、荣誉。但是,汉斯和于连以及楚姆泽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汉斯是五十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社会中“暴发户”的典型代表,菲利普斯堡也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大城市的典型代表。五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转型期。德国人经历了二战的洗礼和战后的窘迫生活,在五十年代终于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腾飞。因此,“经济奇迹”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又使这一时期的“暴发户”具有其独特之处。雷娜特·默曼认为该小说反映了“经济奇迹”时期普遍向上攀爬的心态。鲁道夫·哈通[2]和卡尔·科恩[3]都认为该小说批判和讽刺了文化工业对人的侵蚀。赖纳·内格勒则认为,“婚姻是社会的缩影,婚姻危机反映了社会危机”[4]。从上述专家的评述中可知,小说《菲》从婚姻、文化、道德、社会心态等不同层面对“经济奇迹”社会进行了批判,评论界也普遍认可小说的社会批判意识。作者瓦尔泽在黑塞奖的获奖致辞中却强调,社会批判并非创作初衷,小说的社会批判效果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自然形成的[5]。尽管如此,社会批判仍是该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避开社会批判视角就无法分析小说[6]。小说《菲》中“暴发户”的文学形象究竟达到了怎样的社会批判效果,揭示了潜藏于“经济奇迹”社会的哪些重要问题,下文将参照五十年代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加以解读。

雷娜特·默曼从社会学角度对德语文学中“暴发户”的文学传统进行了如下的梳理。追根溯源,“暴发户”已有二千多年的文学传统。在亚里士多德等级条款的制约下,出身卑微、地位低下却又渴望向上攀爬的角色只能成为喜剧中受到嘲笑和讽刺的对象。直到启蒙运动的兴起和自然权利的提出,对特权阶级和等级制度的质疑声日渐高涨,冲破等级和阶级束缚的人物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积极的色彩。在德国,文学中的“暴发户”形象出现得相对较晚,相关的代表性作品也寥寥可数。梅特涅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缺少自信,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居于贵族之下,但是他们甘愿妥协,并没有提出对权利的要求。直到“建国时期”,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普法战争的胜利、法国五十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以及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都大大振奋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德国才出现了“暴发户”文学[7]。德意志帝国灭亡后,在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况下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不再具有社会决定作用,暴发户通常都是那些不顾廉耻的黑市商人和发战争横财的人,他们并没有像建国时期的暴发户那样喜欢自我炫耀。五十年代“经济奇迹”社会的高速发展为暴发户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默曼认为,“经济奇迹”社会的暴发户心态在《菲》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小说《菲》延续了“暴发户”的文学传统,主人公汉斯就是“经济奇迹”社会典型的暴发户形象。传统的暴发户大都是出身于农民或小市民家庭的年轻人,仰仗着城里某位阔太太庇佑,得以在社会中青云直上。和传统的暴发户一样,汉斯也是投机者,只是汉斯投机的方式有所不同,他名正言顺地结了婚,但是婚姻在汉斯这里已经失去了其纯洁神圣的本色,婚姻成为了汉斯职位晋升、事业升迁的终南捷径。来到菲利普斯堡后,汉斯拿着教授的推荐信去《世界博览》报社求职却未得其门而入。汉斯大学同学安妮的父亲福克曼是一家拥有6000名工人的收音机厂的工厂主,随着汉斯与安妮及其家人的来往日益频繁,福克曼让汉斯在企业旗下的新闻中心工作。福克曼家的消暑派对上汉斯与安妮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汉斯不仅在派对上结识了菲利普斯堡的企业名流、媒体大亨、演艺明星、作家等上层人士,初步了解了菲利普斯堡媒体和企业相互勾结牟利的内幕。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派对之后汉斯与安妮发生关系导致安妮怀孕,汉斯碍于社会名誉不得不与安妮结婚,这为汉斯进一步进入上流社会做了铺垫。

京特·奥利亚斯在一档名为“书籍和思想”的广播节目中曾说,司汤达、巴尔扎克以及后继的作家们笔下的年轻人都是别有用心的暴发户,然而汉斯却没有认识到自我和自我的能力,他也没有反抗世俗,他的发迹如同月亮总会升起一样是被动的。[8]纵观汉斯的发展经历,汉斯与工厂主女儿的婚姻是汉斯进入上流社会的前提条件。但是汉斯与传统的暴发户又有所不同。汉斯不仅没有传统暴发户的勃勃野心,而且连一个明确的目的都没有。汉斯来到菲利普斯堡只是想找到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他没有期待能够进入上流社会或者抱有更大的野心,汉斯与安妮关系每进一步的发展都是被动的。事实上,汉斯并不喜欢安妮,也没有主动接近安妮,汉斯表面上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对金钱、荣誉和地位的极度渴望。

汉斯进入上流社会的过程也是汉斯逐渐放弃理想和信仰,向现实不断妥协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汉斯在成长的过程中只是一味地顺从世俗,从来没有进行过主动的反抗。汉斯的政治立场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但是在内心的挣扎过后,菲利普斯堡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打消了汉斯对平等的社会观的幻想。在菲利普斯堡,工厂主、媒体老板、律师、医生、明星、艺术家代表了上流社会,但事实上,这些有钱人也是在战后经济重建的大潮中抓住机遇暴富的人。普通工人则全身心投入到了战后重建的工作中去。另外,从汉斯对克拉夫态度的转变也可以看出汉斯的妥协。克拉夫是一位有着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自由作家,他创作的剧本《富翁的外套》批判了有钱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牺牲穷人生命的利己主义。当汉斯因为给该剧写了评论而受到了福克曼先生的质疑时,汉斯不仅为自己进行了辩护,还在福克曼先生那里极力举荐克拉夫。克拉夫自杀后,汉斯无法理解克拉夫自杀的理想主义行径,他无法继续认同克拉夫的世界观,其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你瞧,只不过用了短短的一个夏天就够了,种种机会一个跟一个接踵而来,汇集到一起,成为一个小小的现实,而他不能摆脱这小小的现实。”(《菲》,255页)汉斯在不知不觉中从一个理想主义的青年转变为顺从社会的投机者。

安东尼·魏纳把小说《菲》看作逆转的成长发展小说。在传统的成长发展小说中,主人公的成长道路通常都是由最初的矛盾和困惑逐渐达到内心的和谐与平衡。但是《菲》中的主人公汉斯最终却走向了内心的分裂。连汉斯自己都感慨道:“我的天啊,这在中欧的传记当中是尽人皆知的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是已经公式化了的程序,已经被反复地塑造、定形。”(《菲》,46—47页)汉斯的成长过程确实是一个不断放弃理想和信仰,走向内心分裂、迷失自我的逆转的成长过程。但是安东尼·魏纳的论述却忽略了汉斯成长发展的起点,汉斯原本就是一个边缘人物。来到菲利普斯堡之前,汉斯是乡村餐馆女服务员的私生子,汉斯的成长经历中缺少精神依靠,缺少自信,缺少希望,总是扮演着漫无目的的“旁听者”“旁观者”和“多余人”的角色。从社会学层面来看,汉斯出身于无产阶级小市民家庭,又是一个孤苦伶仃的私生子,因此,汉斯不仅来自社会最底层,而且还是最底层社会当中的边缘人物。当福克曼先生给汉斯提供工作职位时,汉斯并没有更多的奢望和更高的要求,他只是获得了对自我存在的肯定,获得了一点基本的自信,“终于有人需要他了!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要聘用他!”(《菲》,42页)。塞巴斯蒂安夜总会是菲利普斯堡非上流人士免入的奢侈娱乐场所,当汉斯在塞巴斯蒂安夜总会的塞巴斯蒂安圣像前庄严宣誓,接过象征荣誉的箭和钥匙,并获得了一份证书时,就意味着汉斯已经成为“塞巴斯蒂安人”,即“有名誉和地位并且有教养、具有良好举止谈吐的人”(《菲》,264页)。在《圣经》中塞巴斯蒂安是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为了维护宗教信仰宁可以身殉道。小说中以菲利普斯堡上流社会自居的“塞巴斯蒂安人”却举止粗鲁、品味低俗、生活淫荡,他们的言谈举止和行为准则完全背离了圣徒塞巴斯蒂安虔诚和笃信的原则。“塞巴斯蒂安”夜总会的压轴好戏其实就是一场粗陋不堪的色情表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场表演是在圣徒塞巴斯蒂安的塑像前公开进行的,这是对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亵渎和践踏,也反映出上流社会低俗的审美品位和精神生活的空虚。汉斯和赫尔曼的争斗是汉斯内心矛盾的外在体现。清洁工赫尔曼在足球赌博赛中赢得了巨款,偶然混迹于“塞巴斯蒂安”夜总会。这个与汉斯似曾相识的赫尔曼象征了出身低微、自卑自怯的汉斯,当汉斯把赫尔曼打倒在地,象征着汉斯已经完全放弃了曾经的理想和信仰,走向了内心分裂。表面看来,汉斯已经跻身上流社会,但是从心理层面看,汉斯又成为了一个边缘人物。仅仅通过一个夏天的努力,汉斯就从一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跻身上流社会,却又一次成为了边缘人物,此时的他已经心力交瘁,这无疑是对菲利普斯堡社会最为尖锐的讽刺和批评。

传统的“暴发户”小说描述的是某一个作为个体出现的“暴发户”,小说《菲》中出现的人物则几乎都是暴发户。他们或是已经成为暴发户,或者正在努力成为暴发户,或者希望成为暴发户。默曼把《菲》中的暴发户分为功成名就、正在攀爬,蓄势待发三种类型,并将其称作“菲利普斯堡模式”[9]。也就是说,菲利普斯堡的人们都在向上攀爬,他们分别处于完成时、进行时和将来时三个不同的状态。菲利普斯堡上流社会的工厂主、媒体老板、律师、医生、明星、艺术家等人都是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小说中的普通人都成为了暴发户,暴发户心态已经深入人心,追求金钱、地位、荣誉成为了社会潮流。

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的“经济奇迹”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人人都是“暴发户”的现象?这与德国战后特殊的经济发展状况密不可分。战后初期的德国出现了“短缺经济”,货物供应严重不足,存在大量黑市交易。1948年德国推行了币制改革,把帝国马克全部兑换为德国马克。币制改革带来的直接效应是商品生产激增,货架上不再缺少商品,黑市也随即消失,普通老百姓认为“币制改革”就是联邦德国“经济奇迹”的开端。联邦德国经济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极大的繁荣,德国人在极短的时间内从贫穷变得富有。根据德国经济史学家格罗尔德·安布罗修斯提供的数据,联邦德国从战后到八十年代社会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1950~60:8.6%;1960~70:4.9%;1970~80:2.7%;1980~85:1.2%。[10]可见,五十年代是战后经济增长最为迅速的十年。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这样的经济环境正是滋生暴发户的绝佳温床。十九世纪建国时期德国也经历了类似的经济腾飞。帝国的建立、战争的胜利、法国五十亿金马克的赔款以及前所未有的经济崛起都大大振奋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建国时期相比,20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人缺乏民族自信心,他们奋斗的基础是战后的废墟和毁坏的家园,奋斗的目标只是希望克服零点的困境。并且,五十年代的暴发户心态扩展到了每个人的层面,联邦德国的普通市民都成为了新暴发户。

小说中的这些暴发户虽然在社会认可的层面取得了成功,但是从心理层面看都是失败者。他们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上流社会,却背叛理想,丧失个性,变得道德堕落,内心分裂。汉斯的悲剧性结局在本拉特和阿尔文的遭遇中就已经得到了预示。出身卑微的律师阿尔文在身为没落贵族的妻子面前缺少自信,社会关系中的等级次序无形中被移植到婚姻中,还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阿尔文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当阿尔文在车祸中撞死一名摩托车手,他的名誉和前程也就此毁于一旦的时候,阿尔文的内心也走向了分裂。本拉特靠着与医学权威的女儿比尔加的婚姻成为了菲利普斯堡知名的妇科医生。在家庭中,他无法与“超凡脱俗”的妻子比尔加进行思想交流;在情人塞西尔这里,由于不能兑现结婚的承诺,他也背负着沉重的负罪感。迫于社会道德约束,他不得不表面一套、心里一套,人的内心逐渐走向分裂。在这里,婚姻已经失去了神圣性和崇高性,甚至成为实现个人目的的终南捷径。人们已经普遍不再相信婚姻的纯洁性和道德约束力量。婚姻是市民道德的宝库[11],婚姻关系的异化也从另一个层面反映了市民道德的堕落。从结构上看,整部小说以汉斯的婚事作为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构成了小说的框型结构和外围情节,本拉特、阿尔文和克拉夫的三桩失败的婚姻是小说的内部情节。汉斯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面临很多选择,有过内心的彷徨和激烈的心理斗争,但他的疑问在其他人物的婚姻遭遇和生活经历中都能得到解答,他们的失败也影射了汉斯的命运。

结语

联邦德国五十年代“经济奇迹”时期是德国经济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同时也为“暴发户”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小说《菲》中的主人公汉斯是战后一无所有、缺少自信、渴望向上攀爬的德国人的典型代表。与传统暴发户小说不同,小说《菲》中的普通市民都希望成为“暴发户”,金钱、权力、荣誉、地位成为了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小说通过这些“暴发户”们背叛理想、丧失个性、道德堕落、内心分裂的悲惨结局,对五十年代的婚姻危机、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以及功利主义和投机主义等流行思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批判。

(本文系“中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Pezold,Klaus:Martin Walser.Seine schriftstellerische Entwicklung.Berlin 1971. S.96.

[2]Hartung,Rudolf:Explosion im Wasserglas.In: Beckermann,Thomas(Hg.):?ber Martin Walser.Frankfurt am Main 1970.S.22.

[3]Korn,Karl:Satirischer Gesellschaftsroman.In: Beckermann,Thomas(Hg.):?ber Martin Walser.Frankfurt am Main 1970. S.32.

[4]N?gele,Rainer:Martin Walser.Die Gesellschaft im Spiegel des Subjekts.In:Wagener,Hans(Hg.):Zeitkritische Romane des 20.Jahrhunderts.Stuttgart 1975. S.325.

[5]Walser,Martin:Der Schriftsteller und die Gesellschaft. Ansprache bei der Verleihung des Hermann-Hesse-Preises.In:Derselbe:Martin Walser.Ansichten,Einsichten. Aufs?tze zur Zeitgeschichte.In:Kiesel,Helmuth und Barsch,Frank(Hr.):Martin Walser.Werke in zw?lf B?nden. Elfter Band.Frankfurt am Main 1997.S.7

[6]Doane,Heike:Gesellschaftspolitische Aspekte in Martin Walsers Kristlein Trilogie.Bonn 1978.S.13.

[7]M?hrmann,Renate:Der neue Parvenü.Aufsteigermentalit?t in Martin Walsers Ehen in Philippsburg.In:Grimm,Reinhold;Hermand,Jost(Hrg.):Basis.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genwartsliteratur.Band 6.Frankfurt am Main 1976.S.144.

[8]Oliass,Günter:Radiosendung Ein Buch und eine Meinung.参见Pezold,Klaus:Martin Walser.Seine schriftstellerische Entwicklung.Berlin 1971.S.96.

[9]M?hrmann,Renate:Der neue Parvenü.Aufsteigermentalit?t in Martin Walsers Ehen in Philippsburg.In:Grimm,Reinhold;Hermand,Jost(Hrg.):Basis.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genwartsliteratur.6.Bd. Frankfurt am Main 1976.S.149.

[10]Ambrosius,Gerold:Das Wirtschaftssystem.In:Benz,Wolfgang(Hrg.):Die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2.Bd.Wirtschaft.Frankfurt am Main 1989.S.13.

[11]Beckermann,Thomas:Zum Prosawerk Martin Walsers.In:Heinz Ludwig Arnold und Theo Buck(Hg.):Positionen im deutschen Roman der sechziger Jahre.Text und Kritik. München 1974.S.60.

参考文献:

[1]Beckermann,Thomas.?ber Martin Walser[C]. Frankfurt am Main,1970.

[2]Wehler,Hans-Ulrich.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Fünfter Band.Bundesrepublik und DDR.1949-1990[M].München,2008.

[3]胡君亶,王庆余译,[德]马丁·瓦尔泽.菲利普斯堡的婚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李烨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102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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