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宇

摘 要：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一书因研究大型社会工程的失败而出名。书中的理论对于当下中国开展的新型城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中国的城镇化应汲取国内外教训，要以人为本，尊重基础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农村的“大文化”，切忌搞运动式大跃进，使之成为真正的惠民工程。

关键词：斯科特；《国家的视角》；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5-0051-02

美国著名学者斯科特因其《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和《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三本书而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因其深邃独到的见解和发人深思的启示受到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学者的欢迎而奉为经典，更成为广大官员的案头书。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一书之所以一时洛阳纸贵在于其探讨的主题的严肃性和诱人性。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这样的项目每天都在进行着，起初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最终以悲剧和闹剧收场的又不在少数。该书的副标题点明了该书所要探讨的是世界范围内那些宣称要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福祉的大型社会工程为何走向失败。这些社会工程起初都承载着规划者和人民的期望，结果却事与愿违，背后的失败逻辑是什么？斯科特凭借着长期的田野调查经验和深邃独到的见解以及对国内外政治、社会、历史的了解尝试给出自己的解释。斯科特站在人民的视角来判断那些大型社会工程的成败得失，延续了其一贯的底层人文关怀。在寻找失败原因时候他又站在国家的视角，从大型社会工程的导演者、规划者和实施者——国家自身查找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写给当政者的书，斯科特以此来告诫当政者在实施推进一项关乎千万民众利益的项目时应思考和把握的问题。

在中文版序言中，斯科特给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1]2“这些项目的基石来自我所称的‘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这些设计是所有社会规划、图解和管理不可或缺的。”[1]2

斯科特指出，国家为了便于实施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必须使统治对象清晰化和简单化。人口登记制度的建立、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城市规划等，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斯科特着墨甚多抨击了国家的极端现代主义及其乌托邦性质。在斯科特看来，极端现代主义就是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的信念，“其中心就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与随时对自然规律的科学理解相应的不断增长的对控制自然（包括人类本性）的超强自信。”[1]111独裁的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而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

斯科特在分析了试图改造人类状况的巨大社会项目的失败逻辑后又回归到其一贯的底层政治的关怀——尊重地方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在文中，斯科特提出“米提斯”的概念。那些打着改善人类状况的旗号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厚重复杂的社会现实变成了简单和细薄的规划。这样的薄弱的简单化和对实践知识和居民实际需求的忽视必然会带来失败的结果。那些没有完全毁灭而保存的计划主要归功于灵活的非正式的知识和实践。斯科特将其称为米提斯，这也正是所失去的重要环节。斯科特在中文版序言中直言这部著作是对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对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的赞颂。米提斯最好被理解为只有通过在相似，但又非完全相同的工作环境中长期实践才能掌握的那类知识，掌握这类知识需要不断地适应变化中的环境。米提斯是非正式的知识、地方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其核心特征是不易言传和经验。在书中，斯科特为一些大型社会工程避免走向灾难提出几条建议。小步走，迈小步，停一停，退后观察；鼓励可逆性，鼓励那些一旦被发现有错误就很容易被恢复原状的项目；为意外情况作计划，要选择那些对未预见事物有最大适应性的计划；为人类创造力作计划，要假设计划涉及的人将来都会发展出经验和洞察力，从而改进计划。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正如该书译者王晓毅在再版译者后记所言，“我想这本书之所以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批评的逻辑在很多地方每天都在发生。过去几年，我陆陆续续看到了一些正是发表或发表在网络上的书评、读后感和批评，有一个很明显的感受，大多数读者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并非局限于这本书，几乎都是一只眼在阅读这本书，而另一只眼在阅读他们的生活。阅读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可以联想到城市的扩张、无奈的拆迁、整齐划一的移民村等等，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例子在验证斯科特的理论。”[1]458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斯科特在本书中的理论对于当下中国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新型城镇化或许可以给出一些有益的启示。这种启示对于城镇化而言则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这是一项牵涉到数亿人民的巨大的系统的社会工程，我们失败不起，谨慎点总归是好事。各级的执行者在实际工作中更应该慎之又慎，考虑周全，把工作做细。

第一，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严禁搞运动式大跃进。这符合斯科特的“小步走”的建议。推进新型城镇化，最应该防止的就是大跃进倾向，盲干、强干、快干。雄心勃勃，大干快上，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新型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涉及人口、土地、资金、户籍、产业等八种要素和四个层次，务必“先谋后动”，而不是作为追求GDP的手段和“应景之作”，更不是各级官员谋取政绩的面子工程。各级官员要通盘考虑，计划周密，结合地方的实际情况一步一步走，逐步探索出符合本地实际有地方特色的城镇化模式。切忌贪快求省，工作方式粗暴，工作方案单一，产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要深刻领悟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文件精神，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城镇化的目的就是把所有农民都改成市民。城镇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央提出城镇化不是要一蹴而就，而是要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循序渐去，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切忌揠苗助长。

第二，要尊重基层农民的首创精神。我们所要推行的新型城镇化，不是千篇一律一刀切模式的城镇化。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人文历史、地理风貌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千差万别。各地区所推行的城镇化模式也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主体性作用。农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聪明才智和极大的创造力，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基层群众对城镇化最有发言权，他们熟悉基层的情况，能够把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本地特点和自身意愿三者有机结合，探索出真正符合地方特点的城镇化道路。从历史经验来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农民首创而后由国家推广的。各级政府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创新和试点先行，凝聚各方共识，实现重点突破，总结推广经验，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新型城镇化。

第三，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我国城镇化是在农村人口较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农村生态环境脆弱，农村生产力落后和农村文化落后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必须从当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出一条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这是中国城镇化的本质属性。要杜绝“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发生，简单地把城镇化理解为城市建设，而是要围绕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从几亿农村的利益出发，实现就业方式、人居环境、产业结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由“乡”到“城”的转变。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在城镇化过程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以人为本要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利益诉求，要相信并依靠农民，使新型城镇化真正成为惠及几亿农民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第四，要尊重农村的“大文化”。这里的“文化”是个宽泛的概念，借用了美国学者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一书中“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概念。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杜赞奇探讨了村落中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网络的脱节过程，深刻地分析了20世纪上半叶国家在基层乡村丧失合法性的原因。杜赞奇在考察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国家政权建设”时指出“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2]。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斯科特的“米提斯”的思考问题的角度都是一致的，就是要把握农村的文化，了解农民的思维习惯和行事方式。新型城镇化不仅仅要尊重农村的文化，还要从这种文化出发去设计制度和工作方案。有关于农村社会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农村社会的特质，否则制度便会走样，甚至于违背制度设计的初衷而归于失败。刚性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巧妙都无法适应千变万化丰富而具体的农村环境。城镇化势必要引发农村生活习惯、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心理情感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在推行城镇化过程中，任何的制度设计都应充分了解农村社会的特质，尊重农村社会延续悠久的传统，了解农民的心理结构，尊重农民的伦理情感。只有尊重农村的“大文化”，城镇化才能够顺利推行，否则便会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1]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