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马”，这句话道尽了人类社会的奥秘。人类不断迈向文明社会的进程，也是各种规则确立并运行的过程。任何规则的运行与落实无不意味着对人的甄别与拣选。所以，所谓文明，说到底只是以一定之规对人的区别对待。问题在于，没有任何规则可以绝无遗漏地完美地区别拣选人，使之不至于有遗珠之憾。恰恰相反，事实上，人类的一切规则最终走向的总是其反面，他始则总是为了拣选合适的人，终则总是放逐驱除或驯服改变了人。这是所有规则的宿命。

规则意味着评价。价值判断是性质的赋予，随后是取舍。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里的判断标准即是日行千里之能。这个标准是否合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马的价值判断本身出于实用理性：马可以为人服务也必须为人服务。所谓伯乐，即是甄别拣选千里马的规则，这个规则本于马可以为人服务的量度大小。人类文明的一切规则与此同构：一切人都应该是可用的也必须为其所用。问题在于：马不是为了替人类日行千里而存在的，人也不是为了替人类及其规则服务而存在的。马只是马，他能日行千里，只应为他自身服务时才能算是一种本质存在，任何人也只有在为他自身服务时，他的一系列特性、长处才是其存在的一部分。马为人日行千里，那么他的千里之能就是其本性的异化;人为他人服务，那么他的为人服务之能也是其本性的异化。所以，一切规则的存在即是对人类本质存在的异化与扭曲。当评价机制启动，当伯乐之眼睁开，人类本性的异化与败坏就开始启程。

于是，人类建立了规则，人类就活在了规则的框架里。伯乐是很可怕的，马本来是生存在草野之间的，他能不能日行千里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在草野之间自由地生活。他尽情任性地奔跑、交配、休眠、嬉戏、饮水、吃草，他如此按天赋生活，方才是其所是，他跑得快与慢一点也不妨碍他的本质存在，他不需要任何人类的价值评判。伯乐的来临赋予他们以价值大小，他们从此失去了家园与自我实现的可能，只能生存于负重与马厩之间，按照奔驰的能力接受人类的奖惩，在日复一日的千里之行中彻底遗忘了草地与原野，全然失去了自由的本能。而那些不被称为千里马的，不管原因是其奔走之能没有被规则之眼发现，还是确实没有日行千里之能，它们既遭规则的压制，又不可重获自由，依旧要奔走于服务之途，同样失去了完成自身的可能。价值判断由此抹杀了马的存在。所以，我要说，千里马不是马。而“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与“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使马不成其为马。

韩愈哀叹伯乐不常有，千里马常遭泯灭，是标准的实用理性之叹：叹息实用理性因为规则的知识性短缺而难以获得全面贯彻。在他心中，马只是人的服务性存在，马本身不可以有任何需要，马的自我完成更是一件绝不可能出现在其意识深处的事情。这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世间万物的价值只能以其为人服务的程度深浅论定。他的傲慢使他全然无法想象马并不需要这种价值评判，价值的估量本身就是马的非存在化。悖谬的是，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归宿永远只是人类的彻底奴役化。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逻辑必然——因为人类中心主义把世间万物无不工具化，最终，作为万物之一，人类自身的工具化又怎么可能避免呢？所以，韩愈以千里马喻人才，千里马若已经不是马，人才又怎么可能还是人呢？

被称为人才的，在规则的鼓励之下，更为孜孜不倦地求取这种使其被称为人才的能力的发展深化，只为获得更好的位置，他们汲汲奔行于晋升阶梯，全然把规则的需要内化为自身的需要，不知自己迷失更深。而那些在晋升阶梯的残酷竞争中落伍者被称为庸才蠢才，日日为规则的冷落惩罚所苦，亦不知自我的完成需得突破内心的规则情结，从而获得心灵的自由，方可于自由之中寻得自我的内核，从而完成自身。

天生万物，各有其性，各具其命，顺应即是自我完成。而伯乐之眼僭越天道，分解肢离其天性，抽取其中一种发扬光大，弃其余不顾，使得万物不得尽展其性，不能尽成其命。一切生命，无论人还是动植物，无不陷入所谓有用无用的迷途，不再能活成他们自身。这是他们的罪与苦，不知何日才能完成？

梁卫星，作家，代表作有《成人之美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