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玉

摘 要：五年的缅甸经历是奥威尔政治写作生涯的开端，他近距离接触了东方，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创伤。尽管奥威尔将这段经历称为“一生中的噩梦”，但缅甸之行成为他批判大英帝国罪恶的载体，也成为他传递基本感觉的标签。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仍能看到缅甸给他留下的深深烙印。

关键词：奥威尔 缅甸岁月 帝国主义1922年，刚从伊顿名校毕业的乔治·奥威尔选择前往缅甸，当了一名殖民地帝国警察助理。关于此行的理由，奥威尔身后的传记作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当19岁的奥威尔身处去缅甸的轮船时，对缅甸以及东方充满了想象与期待。正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的那样，欧洲人的对东方的想象充满着“罗曼史、异国情调、美丽风景、难忘回忆和非凡的经历”。[1]1缅甸之行对奥威尔来说意义重大，他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东方，亲眼目睹了帝国主义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创伤，同时也第一次开始通过文字来反思政治。缅甸之行成为他批判大英帝国罪恶的载体，也成为他今后传递基本感觉的标签。从缅甸回国之后，奥威尔整理这段经历，完成了自己第一部完整小说《缅甸岁月》，以及两篇散文《射象》和《绞刑》。本文试图通过奥威尔的这三部作品分析缅甸之旅对他写作生涯及生活的影响。

一、必然的选择

奥威尔的缅甸之旅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的家庭有着很深的东方背景。他的祖父是一名牧师，在印度待过十年，从事传教工作；他的父亲一生都在印度为英国政府工作；他的外祖父母是法国人，在缅甸经商，长期定居于缅甸。奥威尔自己则出生在孟加拉的莫迪哈尼，属于英属印度一个偏远的小镇。因此，当奥威尔从伊顿公学毕业，并拒绝继续读书时，继承家族传统去缅甸工作，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奥威尔在寄宿学校里度过的童年时光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创伤。他悲观，压抑，对自己缺乏自信。同时，学校和同学的势利也让奥威尔对英国社会失望。他写道：“我想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年代单纯的金钱财富的庸俗会如此刺目，如此的不加掩饰”。“金钱崇拜完全是不假思索的，没有心理上的内疚”。[2]48去东方，无疑是逃离英国社会的最好方式。

奥威尔选择去缅甸工作，除了家庭的熏陶外，还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社会正由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对海外殖民者的掠夺加剧，成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帝国”。欧洲的白人普遍认为有色人种愚昧未开化，将殖民行为视为对他们的引导和拯救。吉卜林就写了《白人的负担》，号召英国的年轻人为帝国服务。作为吉卜林的崇拜者，因此，满怀激情的奥威尔毅然踏上了东方之旅。

二、批判大英帝国罪恶的载体

奥威尔出身于英国上层社会中产阶级，但他的家庭却经济拮据，缺乏足够的财力维持它的地位。因此，在攀比之风盛行的寄宿学校里，童年的奥威尔深刻体会到了阶级的差距，并在今后的一生中都对上层阶层充满仇恨和厌恶。当他在缅甸亲眼目睹殖民者们对被殖民者的欺压后，更能够对这种被压迫的情感感同身受。他将缅甸之旅作为载体，在作品中揭示帝国主义的罪恶，并对被压迫人民表示深深的同情。在《绞刑》里，他描写了绞死一名印度囚犯的过程。当这名囚犯侧身避开地上的一洼水时，原本和周围人一样麻木冷漠的叙述者突然意识到，他正在目睹一场生命的流逝。“他和我们都是一起同行的人，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2]88

帝国主义不仅伤害了当地人民，同时还给殖民者带来了无法治愈的身份焦虑。赛义德认为，在殖民话语这一权威体系面前，“做‘白种人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存在形式，一种把握现实、语言和思想的途径。它使一种特定的风格得以产生”。[1]120简单来说，在殖民地白种人不再单指某个人种，更加像是一种承载具体含义的符号，所有人都必须在这个符号下俯首称臣。《射象》便是个很好的例子。主人公“我”为了维持白人身份，在当地人面前展示作为统治者的力量，不得不举起象征帝国主义权威的来复枪，射杀了这头大象。

奥威尔在缅甸的五年正是缅甸民族意识最强烈的时期，人们举行大规模的反英游行，抵制英国统治。尽管奥威尔同情当地人，愿意到底层人群中去，并总是站在受害人一边，但他却无法摆脱殖民者的身份。缅甸人因此而仇视他，他们对他叫骂、嘲笑，一有机会便捉弄他。这让奥威尔筋疲力尽。

三、传递基本感觉的标签

在气候温和湿润的英国长大的奥威尔无法适应缅甸的热带季风性气候。在《缅甸岁月》中，他花了很多篇幅描写缅甸的气候，“又长又憋闷”的空气，“耀眼而炽热的”日光，地表“火炉般的气息”，以及碎叶传出“刺鼻的常春藤味儿”。奥威尔天生对肮脏和不友善的环境特别敏感。因此，虽然奥威尔离开了缅甸，这个国家却在奥威尔脑海中萦绕不散，并成为他传递基本感觉的标签。在他的作品中，他常常不自觉地将周围的风景与缅甸进行比较，例如，在《通向威根堤之路》中，英格兰北部商旅的住处让他想到了缅甸苦力居住的“肮脏的狗窝”。在《牧师的女儿》里，一丛茴香草让多萝西想到东方遍种香料的岛上散发出的香气。

除了气候之外，东方人也让奥威尔印象深刻。对当地人，奥威尔的看法十分矛盾，一方面，他看见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人民的压迫，以及给当地人带来的苦难，如在《绞刑》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奥威尔对当地人的深切怜悯；但另一方面，他对当地人充满厌恶。这种情感首先体现在奥威尔笔下描写的东方人身上。《缅甸岁月》中的地方长官吴波金胖得“像是胀大的果子”，是一个披着人皮的鳄鱼；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推崇殖民统治，鄙视自己的同胞。《射象》中围观看热闹的“花花绿绿衣服上的一张张黄脸”。早期的经历让奥威尔一再强调学校里不应该出现鞭打和惩罚，但他却承认这个理论对缅甸人不起什么作用。奥威尔对缅甸人的这种矛盾态度体现了他潜在的高高在上的殖民者话语，尽管他在一生中都近乎自虐地希望摆脱这种身份，希望能站在受害者的一边。正如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写的那样：西方人眼中的东方，是 “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1]3是被驯化的或“东方化”后的产物，与东方的真实面貌并没有多大关系。即使西方人要重新认识东方，他们大都跳不出这种论述的框框。因此，奥威尔也不可幸免。

五年之后，当他从缅甸狼狈地逃回英国时，他感慨道：“你愿意把东方一切所谓的美丽之处，换做能看到欧洲的一朵银莲花，或者一个结冰的池塘，或者一个红色的邮筒。”[3]

四、结论

如果将奥威尔的政治写作生涯比作一段艰辛的旅程，那么缅甸之行无疑是这段行程的开端。奥威尔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并在此后的一生中都为批判这一罪恶而痛声疾呼。

参考文献

[1]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振，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 乔治·奥威尔.我为什么要写作[M].董乐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3] 押沙龙.奥威尔传[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