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前赤壁赋》一文是体现苏轼人生哲学的重要篇章，其中的“变者”与“不变者”体现了苏轼“寄寓”思想中辩证的两方面，苏轼用他独特的“铸儒释道于一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主客问答的方式表现出来，肯定了“寄寓”思想的积极意义，使“变者”与“不变者”达到和谐统一。

关键词：苏轼;赤壁赋;寄寓

《前赤壁赋》是苏轼在黄州时期的代表作，是一篇赋，更是一篇散文诗。整篇文章将写景与抒情共铸一炉，寓哲理于问答之中，语言优美，意蕴隽永，体现了苏轼对人生意义的思辨和非同常人的审美意趣。

《前赤壁赋》在开篇写苏轼于壬戌月夜与友人泛舟同游，看到“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浩瀚江景不禁“举酒主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在如此良辰美景之中，苏轼的心境达到了“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这般无拘无束的状态，几欲御风而行，羽化登仙，自身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于是苏轼饮酒高歌，“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从此处开始有兴尽而悲来之意，借楚辞与屈原之口，抒发心中的郁结。此时恰听闻同游者幽怨的箫声，更添几分惆怅。

苏轼把他对人生时空这样终极问题的探索引入此后的主客对答之中，表明了他的人生态度，同时也铸就了这篇赋文的最精彩之处，这正是这篇赋能成为千古名篇被人不断称颂的关键之所在。客先设两问，从“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的诗赋与“破荆州，下江陵”的功绩，塑造了曹孟德豪情万丈的“固一世之雄”的形象。可是，如此雄姿英发的人物，“如今安在哉”？由此想到自己的存在之渺小如“沧海之一粟”，自己的生命之短暂似白驹过隙，不能像明月一样亘古长存，也不能像神仙一般飞升不老。所以，只能把这样伤感的心情寄托在秋风之中聊以自慰。

苏轼听后，阐发不同的看法，他从水与月的意象出发，以古代的朴素辩证意象，认为从万物变化的角度看待眼前东流的江水和天上的明月，他们自然是无时无刻不处于流逝和增减的状态之中;但是从事物不变的角度来看，这两者又是自古如此，从未变化过的。苏轼认为，万物皆有主宰，不属于我们的东西不应该去强求，像此时眼前的清风明月才是我们最应该好好珍惜的大自然无穷尽的宝藏。

在这段问答之中，很好的体现了苏轼人生态度中的“寄寓”思想。这个思想最本质的源头当出自周庄，《庄子·大宗师》中提到：“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庄子认为是自然赋予我们生命的形式，并让我们在自然造化中生老病死，度过短暂的一生之后，尘归尘，土归土，归回到自然之中。如此看来，人生就像是在世间短暂“寄存”的过程，都从万物造化而来，都随万物造化而逝。

苏轼受庄子的影响极深，曾作诗云：“有生寓大块”来认同“寄寓”的人生设定。在他的诗集中，有十数次直接写道“吾生如寄耳”，而与之表达的意识相近的诗句，在苏轼诗集中更是俯拾皆是。这些诗的创作时间分布于苏轼青年到老年的各个时期，可以说“寄寓”思想是苏轼文字的主题思想，也是苏轼自己十分重要的处世哲学。

但是，对苏轼来说，现实种种一直在对“寄寓”思想发起冲击。在《赤壁賦》中，苏轼借客之口说出了人生的困惑：人生对于天地来说是如此短暂的一瞬，如此渺小的存在。就像同样深谙道教思想的李白写下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苏轼也感叹“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人生如梦”。这就是“寄寓”思想引发的虚幻意识，无论自身如何努力，也无法撼动大块之道;无论取得多么伟大的功绩，人身总归要湮灭。出生为梦始，身死为梦醒，梦中的一切最终都是归于虚无，那么人生的意义何在？况且一向年光有限身，世间的努力功名非但是虚幻，还要带来沉浮得失，死别生离，不亦只是徒增痛苦罢了吗？

窃认为，上述的世间虚妄，正是苏轼眼中的“变者”。从“变者观之”，人生无常，犹如黄粱一梦，难免伤感。这样也就必须找到一个“不变者”来肯定“寄寓”思想的积极意义，一个“不变者”能够成为这世情洪波的中流砥柱，一个“不变者”不生不灭能成为精神寄托。

对于这个问题，苏轼是有自己的答案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在苏轼看来，“营营”就是“变者”，“我”是 “不变者”，忘却营营后的“我”就是本我，是道，是性。《庄子·知北游》有这样的句子：“化用汝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形也”;同时，在《庄子·庚桑楚》中有“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很显然，苏轼的这句诗就是发端于庄子思想。

但是，苏轼在对待寄寓的态度上与庄子是有所不同的，庄子以否定“寄寓”的方式来肯定“道”，认为人身不过是躯壳，“道”才是最高的统一，人最终应该摒弃人身的一切，才能达到“忘却营营”的境界;而苏轼通过肯定“寄寓”来肯定“道”，苏轼认为人身与本我是存在于统一性之中的，不朽的“道”和“性”寄存在短暂变化的人身世间。相比之下，苏轼的“寄寓”思想比庄子少了一些虚幻主义，多了一层现世追求。在这样的世界观的引导下，苏轼才能排遣“变者”带来的苦闷，才能从“寄寓”思想的虚无感中脱离出来，达到“变者”与“不变者”的和谐共鸣。

苏轼这样的独特世界观的形成得益于他多方面地吸收各家思想的理论，并用自己的智慧把他们有机得结合在一起，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处世哲学。首先，苏轼是把“寄寓”的一生，近似地看作是佛教“历练”，现世短暂也好，虚妄也罢，所有的一切欢乐和苦难都是因业和果报，经历这些是为了达到本我的解脱，这可以看作苏轼在亲人悲欢离合，官场颠沛流离之时的重要支撑力。同时，苏轼不会一味地把人身看作是没有意义的存在，苏轼心中还有对儒家“淑世精神”的寄托，对于短暂的人生，儒家提出了对于现世人身的最高要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通过创造社会需要——“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即使身体死亡以后，仍有精神流传于世，长存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成为其中一部分。这样的思想，使得人身和现世都成了本我触摸道，学习道，达到道的载体，其理为道，其迹为人，所以苏轼以“三不朽”为自己现世中的最大动力，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为一生进取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轼的“寄寓精神”之中，有道家的超越精神、儒家的创造精神和佛家的隐忍精神。正是这样三教合一的独特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让苏轼把握了“变者”与“不变者”之间的平衡——道的统一，其“不变者”自然是道的一般形式，体现了大自然最本质的规律和最纯粹的本我;而在其“变者”之中，道以特殊的形式蕴含在种种具体的表象之中，只是这样的道，需要我们自己去提炼与发掘。

秉承着这样的人生态度，从认识“道”的高度去的对待世间万物的时候，这就成了最自我的一种态度，因为一切事情最终都是为了本我精神的提升而做;而同时这也是最无私的一种态度，这样的态度是为了认识道，而万物都归于此一道，本我既是自然，自然既是本我，本我精神的提升，就是自然精神的提升。

通过这样的人生态度，任何人或物之间没有功利的关系，就是苏轼所说的“惟江上之清风为，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在现实中，“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有主”即说明事物之间存在着功利的关系，有功利牵连，就不应该去攫取，因为功利最终不会归我所有，而是流于虚无。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正如苏轼曾写道的“山水无常属，闲者是主人”，山水是超脱于功利从属之外的，山水便是大自然，便是道。苏轼游戏于山水之间，是本我与道之间的共鸣。一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一句，抛却外在之后的内在交流是一种审美的关系，从道的角度出发，无一物出乎道，无一事违于道，所以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美的，美是“不变者”，以找尋美的眼光看待自然，一切都合道合理，自由而快乐，。

这样的审美态度体现在山水之中便成了“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体现在宦游上便是“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体现在待人上便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在贬谪他乡之时可以自我排遣“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样心态的感染之下，苏轼可于最悲痛处积极，于最普通处论美。“寄寓”思想是人生的转悲为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正是这种悲哀的排遣。

“寄寓”的处世哲理让苏轼不管面对怎么样的境遇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寄寓”的思想到了苏轼这里不再是“百年三万六千日”的消极感喟，不再是“人生若尘露”的低沉概叹。在苏轼这里，“寄寓”思想转化为对“变者”与“不变者”的辩证看待，是“一心开多门”的儒释道思想的高度统一，是对最纯粹的美的认知，是对人生诗意的不断追求。

参考文献：

[1]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8：574-586.

[2]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5.

[3] 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206.

作者简介：俞志容（1992–），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唐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