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诺

中国电视脱口秀节目自1996年的《实话实说》以来，经历了《锵锵三人行》、《天天向上》、《壹周立波秀》和《今晚 80后脱口秀》的繁荣发展，也遇到了来自新媒体《晓说》、《大鹏嘚吧嘚》、《罗辑思维》的冲击，当然也同样经历过因为娱乐、真人秀节目的兴起而跌入的低谷。起伏跌宕间，中国人的幽默感站在绝种与进化的十字路口。

《实话实话》的焦虑：

娱乐元素与深度思想的较量

1996年3月16日，《实话实说》播出了首期节目——《谁来保护消费者》，现场邀请“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露面“实话实说”，试播之后效果很好，当年4月28日，《实话实说》正式定期开播，每周一期，主持人为崔永元。

几年后，《实话实说》的创始人时间在接受采访这样说：“我为什么对这样一种方式（脱口秀）感興趣呢？当时《东方时空》的形态太局限了，它的局限性体现在谈话人的空间上，基本上是单向的，被采访对象也好，记者也好，所表述的倾向性是很明显的，不具备争论的可能。那么，应该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参与积极性呢？于是，我就提出来，做一个‘脱口秀节目。”

《实话实说》正式开播后，在国内迅速形成了收视热点，播出时的占有率一度高达70%。崔永元冷面笑匠式的气质给当时一本正经的电视屏幕带来极大活力。他以亲切随和，幽默又不失智慧的主持风格见长，用真诚和幽默对缺乏诗意的谈话内容进行了填补，前者是后者的原动力。

从1999 年开始，崔永元的王牌节目《实话实说》因为受到了国内电视媒体的纷纷效仿，收视率慢慢下降，他使出浑身解数，依然未能稳固住收视率。从一度高达5.4 的收视率，降到了0.66 的低谷。

2002年，崔永元因抑郁症离开《实话实说》。12年后他抑郁症痊愈，复出《小崔说立波秀》，制片人无奈坦言：两位名嘴表现大不如前，崔永元少了深度，周立波褪去锋芒，两人的配合没有想象中好。

小崔的抑郁其实正是娱乐时代的焦虑：即收视率与高品质电视节目、娱乐元素与深度思想如何平衡。当尼尔·波兹曼用专著《娱乐至死》来探究和哀悼美国20 世纪后期的文化变故时，人们赫然警醒到，在21 世纪的娱乐时代，畅谈理想似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人们需要的，也许是眼花缭乱的图像和片段，快速地接受信息，又更快速地遗忘。

因此，商业化的浪潮冲刷走了电视人的文艺情结，一夜爆红的万丈光芒媚惑了观众的眼睛，对名利的追逐蒙蔽了“名嘴”们的心智；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聆听别人的智慧，很少有人愿意放着大把的钱不赚，而坐下来谈自己都鄙视的“文化”，更少有人愿意投入资金，去做可能血本无归的脱口秀。

当奥普拉先后做了217期节目讨论儿童性侵问题时，鲁豫还在问“小时候你爸爸对你好吗”

目前，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对于“脱口秀”的认识来自于美国主持人奥普拉。这位财富位居全美女艺人榜首的黑皮肤主持人正是依靠“脱口秀”节目营造出一个奥普拉传媒帝国。

“中国的奥普拉”最早冠于杨澜，美国《新闻周刊》20年前专访杨澜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奥普拉》。当杨澜更注重《天下女人》的传播和自我形象的打磨时，“中国的奥普拉”又在许多场合被用来指代陈鲁豫。2005年，《鲁豫有约》全新改版，立刻被视为山寨版《奥普拉脱口秀》，而鲁豫本人也不讳言自己对奥普拉的崇拜之情。

实际上，脱口秀这种注重临场发挥的节目而言，主持人个人修养和风格常常是定盘星。奥普拉和鲁豫都是善于引导和倾听的主持人，但奥普拉早期经历坎坷，对美国底层社会生活有深刻了解，对女性、儿童、少数民族、心理疾病患者等弱势群体给予真切关怀。鲁豫出生于北京书香家庭，身上始终有一种脱不去的校园气息，她不了解底层百姓的生活，于是总有雷人之语，比如她会问贫困地区的孩子“不吃肉是不是因为肉不好吃”。

另一方面，美国媒体不惮以最大的精力和坦承涉及社会热点话题。1986年，奥普拉第一次在节目中讨论同性恋问题。当时有个观众提出：“你们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吗？接下来就会有男人对儿童发生性冲动，接着他就会……”另一个观众说“我听够了这些虚伪的废话。”这时，奥普拉说“你知道我听够了什么吗？听够了异性恋男人强奸妇女和儿童的报道。”当时全场掌声雷鸣。

相比之下，如果说中国电影还可以通过走出国门的迂回道路发声的话，中国的电视节目无处遁逃。学者冯夏在《中美电视谈话节目形态比较研究》中总结：“长久以来，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更强调的是教育性、指导性，在嘉宾的选择上注重的是权威性和公信力，在嘉宾和观众可能会产生意见分歧的时候，尽量回避尖锐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会觉得这样一个嘉宾虽然可敬，但只会讲大道理，距离我们很遥远。

因此，当奥普拉先后做了217期节目讨论儿童性侵问题时，鲁豫的名人访谈还停留在“小时候你爸爸对你好吗”的软性阶段。

“戳不着痛处”的中国式幽默

2013年，凤凰卫视脱口秀节目《锵锵三人行》走到第15个年头。主持人窦文涛忽然发现，这15年里自己对女人都没能从一而终，对这个节目倒是坚持得不亦乐乎。坐在他旁边的王牌嘉宾许子东和梁文道颔首微笑。

一张小桌，三人围坐，几杯茶水，信马由缰讨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锵锵》不仅长盛于荧屏17年，还囊括了上亿广告收入，在风云变幻的传媒业界堪称奇迹。这期间，中国式“脱口秀”层出不穷：《天天向上》在2008年8月4日首播，定位为大型礼仪公德脱口秀节目，汪涵为主的主持团队已经成为中国最火的男子主持天团。《壹周立波秀》中，周立波对于新闻信息娱乐化的解读，既融合了各派的冷面滑稽，又不失人文才情的调侃与幽默。《今晚 80后脱口秀》的王自健不仅说“好笑”的相声，也“敢说真话”的脱口秀。高晓松在优酷做《晓说》，讲青楼讲镖局讲赌球讲音乐，不涉及时政。但他自己都承认《晓说》只是“饭局段子”式的侃大山。

这也是中国脱口秀尴尬之一种：无论“talkshow”抑或“脱口秀”，都有凌厉的动感，试图反应敏捷，立场中立，必要时不失尖锐甚至尖刻，但我们的脱口秀，总是含情脉脉温文尔雅或者说在碰壁之后不得不变得含情脉脉温文尔雅，试图谁的痛处也不戳着。

陕西电视台脱口秀栏目《张杨说事》创始人张杨说，“脱口秀节目绝不仅仅是一个电视节目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主持人的个人素养、一个电视台的胆量眼光、一个社会的开放水准、一个国家国民审美趣味的集中体现。”

他的栏目开播两年，期间数次因碰触敏感问题被毙掉，“没有被毙过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持人。”他的对策是录播，“一旦被毙，还有N个小时可以再录。”一期节目被毙就像是主持人的试错过程，试的次数多了，犯错误的机会小了，在为了赶工期的仓促中，很难说节目的空间不会一点点减小。

张杨还提到，除了社会环境，这个行业本身也无法提供好的脱口秀节目的土壤。“电视台的眼光比较内地，貌似越内地的台越内地，都快内地到中亚了。有些电视台对脱口秀完全没有概念，从不认为必要，更不知道培养，有潜力做脱口秀的人才没有机会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

这是中国式脱口秀“最好的时代”：话语权随媒介发展而被扩大了传播的效应；同样，这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自媒体时代话语人格的打造，成功的大众娱乐必定是一场冰与火、整与零、精英与草根的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