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6岁时，父母从外地调到离老家不远的一个乡村中学教书，漫长的寒暑假，我们三个孩子回到一里之外的大伯家，放羊割草，粘知了掏鸟蛋，上房子揭瓦，学会了乡里孩子做过的所有事情。

我大伯家的邻居听见我们的名字很喜欢，也干脆把自己三个孩子的名字依次改作郭旭红、郭旭峰、郭旭英，似乎比原先的郭大妞、郭套娃、郭三中“洋气”一些。我们当然觉得别扭，母亲过去“抗议”，那位邻居憨憨地说，沾沾你们的福气吧，兴许这仨孩儿以后都能吃上商品粮、进城当工人呢！母亲笑笑说，只当我又多了三个儿女。

那几年，我几乎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村庄，常常用双腿倒挂在大伯家一棵低矮的柿树上，看着倒立的老房子来回晃动，成为村庄细嫩的枝条，感觉自我真实的存在。当然是被我爷轻轻唤下来，然后朝屁股蹬了两脚，断然锯掉那根让我豪情万丈的枝干，从此没有了荡漾中的村庄，日子在随后的岁月里站稳了脚跟。

在村子西面，河水淙淙而过，一座三孔小桥小心翼翼地拉起了两岸。两千多年前楚庄王曾屯兵于此，用铁底铜绑般的渡槽运输军粮补给，故日运粮河，两千多年后，它运送童年。夏天，堂姐带领我们这些光着屁股的小孩子在河里摸螃蟹，捉小鱼，延续几千年来一成不变的画卷。十六岁那年，我堂姐坐着自行车嫁往对岸的村子，过河的时候，她下来捧起清凉的河水，冲洗了一把泪痕的脸，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替她拿着用红绸布兜着的脸盆，跟在后面跑。我知道，这条河带走了她20岁前所有的日子，带走了她细碎的发丝和秘密，河从此寂寞，流淌在我们恍惚不定的梦里。她再次回来的时候，河水干涸，没有粼粼波光，我们也已长大，回到城里，几年难得见到一面。而那棵老柿树，它越来越空洞，在一个春天的雨夜轰然倒下，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今年立秋后，我回到父亲的老家，我胆怯地叫它故乡。我找到另一个“我”，也就是我大伯家邻居的孩子“郭旭峰”，虽同岁，但看起来比我更显沧桑，头顶光亮，周边的头发像一圈黑色的帽遮沿。他很高兴，土地被圈了，搞开发建厂子，补偿的钱刚好在城里买了套房子，正在装修，年底要搬过去。他说，几十年的地种够了，也进城享享清福。

我往乡下走，另一个“我”决绝地朝城里跑，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我在城里有车有房，怎么就不能让另一个“我”去城里讨生计？但谁能够保证每一个进城的人如愿以偿？没有了土地和粮食，注定进城的路和回乡的路一样漫长。我在追寻精神的村庄，而他在向往物质的城，若干年后，也许他的后代和我一样，在不变的光阴里，寻找先前的泥土芬芳。

那里有我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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