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經典的形成与发展是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最主要的是内部构成及外力的推动两个因素，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中，经典文本经历了一个不断被认同、被否定、再被认同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几个因素共同参与完成的，包括实践经验的检验、惯习的养成、时代文化“范式”的青睐、重新赋予新的名称、相关社会团体的认同、教育的酝酿、仪式的定格。

关键词：文化原典 经典化 认同 解构 建构

任何一部经典都经历了历史的淘洗，都与一定的民族和文化有关，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心理原型的共识，有着跨越时代的“永恒价值”。恰恰是经典自身的这种内在本质，构成了经典在历史长河中不断流传的条件和根基。

然而，这仅仅是经典形成的内部条件和因素。此外，经典的历史淘洗离不开另一种因素的参与——外部权利话语。相对来说，似乎后者的影响更加明显，如汉代的独尊儒术政策对儒学经典的形成有着相当大的推动。但从文化经典的建构过程来说，前者的作用应该更为重要。试想：如果经典文本本身没有价值，只有统治阶级的支持，甚至在政治压力下人们被迫接受了所谓的“经典”，一旦政治势力倒塌，那些名不副实的“经典”将永久成为昨日黄花。相反，如果第一个条件满足了，也就是经典由于其自身的经典性因素被大多数人认可了，它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保留下来，一旦遇到适合其扩散发展的“土壤”，它便会成为大家所公认的“经典”。

事实上，我们对经典文化地位的识别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即被认同、被否定、再被认同，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停止过。这可以说是不断经历着历史之流的经典不断被证实的过程，即经典的形成是一个“化”的进程。这个“化”的过程是基于其内部结构及内部价值的持续不断的肯定和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若干个环节和因素的参与。

一 实践经验的检验

我们所谓的“实践经验”，“是指我们所‘做出（macht）的经验”，而不是“完全是从科学出发看问题”，这种经验是经过我们亲身实践的，在我们头脑中有深刻印记的，因为，“人的精神总是天生的倾向于记住肯定的东西和忘记否定的东西”。这样的经验才能被人们不断地回忆起，不断地来参与经典的形成与淘洗。

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实践经验是不断地检验其“经典性”的。这种检验包括创作和接受两个过程。首先，创作者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去创造经典文本；其次，此文本的接受者在欣赏与接受的过程中会结合自己的经验，对文本有一个理解与认识。这两个过程中，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经验是不重复的，也是不可测的、独特的。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通过阅读或“消费”，使得各层次的读者与作者产生了实践经验上的共鸣，产生了读者与作者都认可的永恒价值，而那些没有价值或不符合人们心理原型的实践经验和观念的文本渐渐被历史所遗弃。这个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和历史阶段是不断重复进行的。

因此，可以说，经典文本自身是一个经验的集合体，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具有真理的经验样式，因为否定性的经验被我们几乎都忘记了，所以淘洗出来的就是经验的普遍结构和真理，这种留存在头脑中的被肯定的经验，“通过它不仅获得对它本身的更好的知识而且也获得对于我们事先已知道的东西，即某种共相的更好的知识。”

二 惯习的养成

对经验影响最大的因素应该是惯习。惯习与习惯不同——习惯是针对个人而言，是个人长期形成的行为方式；而惯习则带有社会文化性质，即生活在某个文化环境中的人所不由自主地所从事的行为方式。

惯习的养成——是“与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条件相关的制约因素产生”的，它“作为生成和组织实践、以及再现的规律起作用……惯习客观上是‘被规范的和‘符合规则的，而不必作为遵循规则的产物，它们可以不用成为一个指挥家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被集体地演奏。”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体性”。

惯习是连接一个人和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纽带，具体说，是一个人与某一阶级的存在条件联系的纽带。一个人在这种条件的限制下会形成一种特定的倾向，这种倾向会影响一个人的认知、感觉、行动及思考，进而内化成一种倾向系统，并成为这个人的动作，思维和感觉等无意识的驱动力。

三 时代文化“范式”的青睐

“范式”的概念是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中提出的。依据库恩的观点：任何一个时代，或者说时代的发展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有其特定的结构，这种特定的文化和结构构成的模型就是“范式”（Paradigm），它是主导一个时代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模式。时代不同，文化范式就不同，文化范式不同，经典的成员组成就不同，或者说每一具体的经典的地位就不同。

经典文本具有很大的张力和价值，但它并不一定能够成为某一时代的文化经典。因为经典的认同或者再认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的，它包括时代的主流文化的接受以及时代文化范式的青睐。那么，到底某一经典文本是否最终可以成为青睐的对象，则取决于其价值是否能在时代主导范式中实现其价值。在不同的时代文化范式中，文本将有不同的价值，如“诗经”的形成是应“制礼作乐”的需要形成的乐歌总集，而后应用于各种仪式和官方教育教学中；在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中，时代主导文化范式强调的是职业道德和伦理，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受到推崇，进而孔子依据特定的教育目的，将《诗》删减成我国的诗歌总集，使得《诗经》既是乐歌经典，也是诗歌经典，这正是某一特定时代文化范式选择的结果。

四 重新赋予新的名称

任何一经典文本都有其命名，无论是叫《诗》还是叫《诗经》。然而，经典的文本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或者是概念组，它总是需要在新的语境中对自己的历史经验的延续做出更理性的表达，继续让自己重新演绎。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命名是一个必要的环节。

随着历史背景的变革和读者的更迭，当原经典文本接受了时代的文化范式的选择，成为新形式的经典文本时，我们也就需要对传承下来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命名了，这是时代的责任，尤其是时代中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责任。

重新命名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或赋予原名新的内涵，或者调整原来的名称，或完全更新原来的名称。

纵观历史，经典文本的命名也不是一次完成的，这一点在传世经典之作中就可以体现出来，如《诗经》，最早的时候被称为《诗》，因为隋唐五代将其确立为“五经”之一，《诗》便被改名为《诗经》。到了汉代，研究《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毛诗，因此《诗经》又被重新更名为《毛诗》，而今天我们又采用了“诗经”的名称；又如《尚书》，原来的名称为《书》，汉代学者为取“上一代的书”之意，改名为《尚书》。此书在汉代散佚，随后出现了汉代以前用古文字抄写誊录的《古文尚书》，据说是从孔子的老房子的墙壁中寻到的；以及济南伏胜用隶书抄写的《今文尚书》。而当今，人们又把《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合编成一本，命名为《尚書》……

五 相关社会团体的认同

新的名称是适合新的文化语境的，而新名称的被认同则需要一个过程，它需要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得到大众群体的认可并流传下来，这种被赋予新名的经典文本需要得到更广泛的“认同度”或称为“接受度”，当这种“认同度”或“接受度”达到一定程度时，被赋予新名的经典便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个认同过程是以经典文本内在的永恒价值为基础的，即共同的思想、观念、理念、心理、权利、信仰等，从而形成有着共同看法的团体，反过来，这种团体也会认同将大家的思想、观念、理念、心理、权利、信仰等联系起来的经典文本。

流传下来的经典文本通过特定群体认同之后，继续在广泛的公共空间被选中、被拓展、被扩大影响，从而蔓延到总人口中，寻求更大范围内的认可。如此这般，经典文本被某一特定时代认同了。

六 教育的酝酿

在某种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工具。在经典的形成过程中，教育的工具作用也不能忽视。一方面，作为一个私人书塾或官方机构，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它对教育对象的基础知识有着指引作用，甚至有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以其相对稳定的内容决定了其所传授给教育对象的知识或思想的一致性。这种基础知识和稳定的内容与相应时代的主导文化范式是一致的，因此被范式所选择的经典文本很有可能成为教育的教本或教材，成为研究的对象。这样，经典在教育中不断的酝酿、发酵。

在中国文化史上，关于经典的教育从上古就已经开始，然而，教育对于经典的作用在儒家文化的经典化过程中才体现得淋漓尽致。

从董仲舒“儒学独尊”之始，儒学便在教育界占据了垄断地位，早期儒家经典这么早成与儒学在教育界的垄断是分不开的。从文化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几乎都在教育系统中孵化成熟，例如我们熟悉的《诗经》、《尚书》等曾担任学校的通用教材。

当然，经典文本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改造。例如，《诗》是被孔子加工整理后才可以用作教材的，而在教学过程中，孔子也在不断地修改《诗》，并有意地突出了《诗》的伦理教化作用。在孔子晚年，他再次整理修订《诗》，从教材的加工、特定意义的凸显到最后的修订，教育对《诗经》的经典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七 仪式的定格

虽然，经典文本经历了历史的长远发展和推广，已经成为大家所认可的“神圣的文本”，或者是如Itamar Even-Zohar所说的“恒态经典”。然而，经典文本最终确认为大家认可的“经典”作品是需要仪式来定格的。

经典的确认与经典的认同不一样——它不缘于文本自身的价值，来达到团体的认同或者某个群体的选中，而是依赖于文本以外的某种权力来巩固经典地位，这种权力在多数情况下被固化为“仪式”。这种仪式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的仪式之一是：原典被编辑成书或丛书而流传于历史中。在西方，完成确认的经典神圣使命的往往是“诺贝尔”奖。

近代以来，随着人们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各种定格经典的“仪式”更加多样：其一，政府对特定机构与官职的设定，例如汉朝设置的五经博士，确立了儒家“五经”的经典地位，又如唐、宋的玄学博士，确立了道家“黄老学派”的经典地位；其二，建立相关理论体系，例如确定审定经典的标准，当然，这个过程大多是由统治阶级主导的；其三，出版社参与制定经典作品，确定某一时期的重点出版图书，例如明清的《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确定优先出版次序，封锁“非经典”作品等，都是对经典进行定格的仪式。

总之，经典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不断经历着被认同、被否定、再被认同的循环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归结为以上几个因素的共同参与。即使一部经典的形成是走的“捷径”，那么，它也一定是与这几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几个因素相关。

参考文献：

[1] [德]伽达默尔，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 [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的逻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3] [法]皮埃尔·布迪厄，包亚明编译：《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 陈廷湘：《中国文化》，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李光彩，保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