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汉末文坛盟主与艺术大家，蔡邕无疑有着深厚的经学素养，但蔡邕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学家。他身上浓郁的尊经、忠孝，以及通经致用、推崇礼治等思想，都可视为经学修为在他身上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蔡邕 经学 通经致用 礼治

蔡邕作为汉末首屈一指的文学与艺术大家，在两汉深厚的经学传统与浓郁的经学氛围中，从小即“覃思典籍，韫椟六经”，有着扎实的经学功底，兼通今古、博学多才，连汉灵帝也许之为“经学深奥”。而培育深厚的经学素养，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与决定了蔡邕一生的政治实践与人生追求。

一 尊经崇儒，通经致用

蔡邕建宁三年（170）至光和元年（178）约九年的仕宦中，表现积极勇健，其尊经崇儒的思想也较为突出。熹平四年（175），“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与杨赐、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邕乃自书丹于碑”。《熹平石经》为中国历史上七次镌刻石经之首，影响深远。在这次经学盛举中，不论是正定文字还是“自书丹于碑”，当时身为议郎的蔡邕都可视为其中主力，其对经学的尊崇可见一斑。

熹平六年（177），蔡邕在《上封事七条》中斥责鸿都门学，力主从经学之士中选拔官吏。有学者指出：“在当时地位尊贵、观念正统的一般士大夫看来，鸿都之士所擅长的小技小能，不足以修身完行、经世治国，无补于人伦日用；士大夫既轻视以技艺为谋生手段，更不允许以之为政治登用门径。”尽管蔡邕实际上对于自己斥为“才之小者”的书画辞赋多有涉猎，但并不会因此而动摇经学在其心目中的正统地位。

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前进。作为汉末经学僵化的另一结果，即是催生了一种推崇古学、以博洽为宗的“知识主义风气”的出现。从扬雄、桓谭、王充以及稍前于蔡邕的马融，再到汉末的许慎、郑玄，上述诸人融汇今古、博通儒道，成一代宗师。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博学多识的汉末时风不仅逐渐瓦解了经学信仰，促进了汉魏之际思想新变的产生，更使得士风趋于通脱，出入今古、通经致用、求合于时成为新的士林准则。

蔡邕师事胡广，治孟氏易、欧阳尚书、韩氏诗等今文经，同时又博综古文、不拘一家。蔡邕撰《月令章句》十二卷，现四库备要本《蔡中郎集》存《明堂月令论》、《月令问答》。其《月令问答》屡推重《左传》、《周官》，似蔡邕专据古文，但其中举明堂又言天人感应等，颇杂今文之谶纬，则可见蔡邕论礼，并不笃守一家，而是出入今古。故洪业《礼记引得序》以为：“蔡邕长于文史，不以经学名家。至其所为《明堂论》，征引及《周官》及《礼记》古大明堂之礼，则非笃守《今礼》者也。夫校订官立今礼而委之好习古学之人，则笃守二戴之经者时无闻人，而贯通今古之学已成风气欤？”

另外，从他《上封事七条》及《对诏问灾异》等上书来看，其中多天人感应、灾异符瑞之说，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但我们必须看到，蔡邕基本上能以科学实证的态度认真研究天文、历法，且对谶纬之说并不迷信盲从。在《历数议》中，蔡邕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谶纬科学的态度，“有文于谶，无验于今，未必为是；有验于今，无文于谶，未必为非。”也是在《历数议》中，他对冯光、陈晃“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盗贼相续为害”的违心谬论给予批驳，指出应“求取合于当时而已”。综观蔡邕诸议，虽屡称灾异、数引谶纬，但其论重心无不在人事，直斥时弊。

蔡邕通经致用、求合于时的态度还体现在其他政治实践中。汉末置“三互法”，以避免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但其后禁忌转密，选用艰难，直接导致幽、冀二州之战略要地，郡守久缺不补，群臣或因惧祸而噤言不语。面对这种情况，蔡邕以为“当越禁取能，以救时弊”，并引经据典，力陈“三互”之非，要求“其诸州刺史器用可换者，无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在上述奏议中，蔡邕所言固然为党锢而发，但从中亦可看出其通达不拘、求合于时的作风。熹平元年（172），蔡邕上《难夏育请伐鲜卑议》，反对护乌桓校尉夏育出兵进击鲜卑，然未被采纳，后夏育大败而归，果如邕言。学者多以为蔡邕对政治无兴趣，更乏政治才干，笔者认为不尽如此。蔡邕固然谈不上有多大的政治热情，但“有验于今”、“求取合于当时”的通达态度，加之对时弊的深刻洞悉，使得蔡邕在积极用世之际，很大程度上能跳出谶纬经学的束缚，通经致用，表现出独到的眼光与才干。

二 直言切谏，忠孝素著

忠孝观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随着儒学作为统治哲学地位的逐渐加强以及中央王朝皇权的强化，“忠孝”观念逐渐成为汉代士人安身立命、进德修身的核心品格，至汉末更是趋于极端。从和帝时的何敞、郅寿、乐恢、袁安，安帝时的杨震、来历，顺帝时的虞诩、李固、杜乔、皇甫规，再到桓灵之际的李云、杜众、杨朱、朱穆、李膺、陈蕃、王畅、范滂等，先后出现了一大批以高度自觉践行忠孝节义的士人。东汉末年几十载倾而未颠、决而不溃，很大程度上正是有赖于这种培育深厚的忠孝观念以及士大夫阶层对这一观念的自我修持与坚守。

范晔《后汉书》本传称蔡邕“忠孝素著”。蔡邕显然延续了前代《孝经》“以孝事君则忠”“忠孝一体”观念，将“忠”、“孝”共同视为士人品格的核心和最高表现，并把“忠”置于“孝”之上，以为“百行莫美乎忠”、“忠也者，人德之至也”（《朱公叔谥议》）。从其所作碑铭来看，“忠”已然成为评介碑主功过得失的首要准则。朱穆“忠言不辍乎口，忠谋不已乎心”（《朱公叔谥议》），桥玄“不惮强御，在宪台则有尽规之忠”（《太尉桥公碑》），胡广“纳忠尽规，匪懈于位”（《太傅安乐乡文恭侯胡公碑》），以上诸人，皆因忠言忠行获得蔡邕的推重与崇敬。熹平七年（177）七月，蔡邕因应灵帝“密特稽问”，上书言政而触怒权臣，上书自陈：

今皆杜口结舌，以臣为戒，谁敢为陛下尽忠孝乎？……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恐陛下于此不复闻至言矣。（范晔《后汉书》本传）

“为陛下尽忠孝”、“托名忠臣，死有余荣”，正是这种浓郁而深厚的“忠孝”、“忠君”观念，使得蔡邕最终能突破身上潜伏深厚的道家品格，自覺地承担起儒家所强调的社会责任特别是政治担当，本传以为“忠孝素著”，非为虚言。

就政治倾向而言，蔡邕与当时的清流党人无疑是一致的，且其坎坷的人生遭际，也一与党人无异。建宁三年（170），38岁的蔡邕始仕，“辟司徒桥玄府”；建宁五年（172年，同年改元熹平）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熹平四年（175），蔡邕参与撰录《熹平石经》。也许是仕途短暂的顺利激发了蔡邕本不甚高昂的政治热情，在此后几次对召上书中，他都表现得姿态勇健。熹平六年（177）七月，在天灾频发、鲜卑犯境的内忧外患之中，蔡邕奏《上封事七条》，认为天降灾异，乃是因为“殆刑诛繁多之所生也”，明显为延熹、建宁党锢之祸而发。对灵帝信用宦官内臣、卖官鬻爵之现象，蔡邕引《河图·秘征篇》曰：“帝贪则政暴而吏酷，吏酷则诛深而必杀，主蝗虫。……《易》曰：‘得臣无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更是直斥灵帝贪利肥己以为一家之私，虽饰以谶纬灾异，但言辞尖锐、直指当政。

光和元年（178），宫中妖异数现，人相惊扰，灵帝召集蔡邕、杨赐等问灾异。蔡邕上《对诏问灾异八事》首言，“臣伏思诸异，皆亡国之怪也”，其论足以惊人。书中指斥宦官及灵帝乳母赵娆等人祸乱朝廷，并在书奏中指名权臣、一一具对不顾其中，全然隐含的巨大政治风险以及因此招致的杀身之祸与灭族之险。上述两次对召问答，蔡邕几乎都是毫无保留，锋芒毕露，而这与其说是来自对汉末时弊的深刻洞悉，不如说是其内心蕴藉深厚的儒家品格和经学观念所致。

三 考论名分，推崇礼治

东汉末年是中国有史以来政治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尽管随着政治的衰颓，经学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期对于礼学的关注与研究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這从马融、卢植、郑玄以及蔡邕对礼学、礼治的重视与推崇中清晰可见。蔡邕崇儒尊经，并将主要的精力用在了除文学艺术之外的礼学著述上，显然包含着强烈而深沉的政治期待。总之，蔡邕的礼治思想主要表现在礼制的厘定建设以及正定名分等方面。

自孔孟始，礼治已然成为儒家王道政治的核心内容，《荀子·议兵》强调，“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在儒家看来，礼是治国安邦的根本。为重建礼制，通过制度的建设与推行正定名分、规范上下，从而最大限度地制止政治上的僭越与无序，以改变东汉末年混乱而黑暗的时代政治，蔡邕对经学中的礼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其留存下来的《月令章句》《独断》等几部为数不多的经学著作几乎全部可以归为礼学类。《月令章句》十二卷，《隋书·经籍志》经部礼类著录，现存《明堂月令论》《月令问答》。“明堂”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明堂政治很大程度上就是儒家王道理想的集中体现。《明堂月令论》叙明堂之制、明堂月令之所由来等颇为精审，其中不难看出蔡邕的政治追求。在他看来，若能实施明堂之政，则“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所以明大教也”，这对于君权陵替的东汉政治而言，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荀子·富国》以为“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深刻指出在等级差异普遍存在的政治时代，制度名分建设、规范对于政权的重要价值。蔡邕《独断》一书，皆为礼制规范等级之别，其核心乃是要整饬名分等级，确定君主的绝对权威，这既是对先秦儒家礼治思想的继承，也是对东汉末年君权旁落、外戚特别是宦官僭权的强烈干预，政治寓意深刻。此外，蔡邕对天子、皇后乃至王公贵族等谥法的正定，也是其正名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蔡邕对皇后谥号的议定。在《和熹邓后谥议》中，蔡邕否定了汉世皇后谥“转因帝号，加之以德，高下优劣，混而为一”的做法，主张“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并以“有功安人曰熹”谥邓后为“和熹皇后”。蔡邕对皇后谥法的强调与重视，不难看出，当与汉末皇帝幼弱、太后摄政所导致的外戚擅权的现实密切相关。他寄希望于通过谥号来规范约束皇后的品行作为，从而作用于政治，政治意图十分明显。

综上所述，蔡邕尽管具有扎实的经学功底，但他除了在《熹平石经》的刊刻中充当主力外，并未在经典的阐释上有多少建树，特别是汉人最重的章句之学，蔡邕可谓涉足甚少。他是将主要的精力用在了对现实政治的干预与批判，在尊儒崇经的前提下，强调通经致用、求合于时，并强调礼制的厘定与规范，要求正定名分、推崇礼治，用世之意相当强烈。从这个意义来说，蔡邕不是经学的阐释者，而是经学的实践派。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蔡邕列传》（卷五十下），中华书局，2001年版。

[2] 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

[3] 洪业：《现代史家论丛——洪业论学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4] 蔡邕：《四库全书·集部·蔡中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佘红云，海口经济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