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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学问》中“万物一体”的生态观

2015-05-30廖芳玲

作家·下半月 2015年6期
关键词:生态观王阳明

摘要 王阳明从心是宇宙的主宰、天地万物都是“我的灵明”的产物这一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主观并吞客观的“万物一体”论。把封建道德原则和“万物一体”论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王阳明对这一理论本身的具体化,而“拔本塞源”论则是他依据“万物一体”论,并综合理学的其他原则所设想的一个“救世”的蓝图。本文将对王阳明《大学问》中“万物一体”的生态观进行研究。

关键词:王阳明 《大学问》 万物一体 生态观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的哲学,是其一生涵养历炼的修行所得,阳明思想除了其本人的理论创发外,更是传承了在他之前的儒家思想精华,而成就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阳明成学的历程,异常曲折,有所谓的学三变与教三变之说。直到三十四岁,阳明在京师与白沙高弟湛若水定交,相与讲学论道,宗程明道“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之旨,始真正倾心儒学,亦在此时启发他对万物一体说的思考。

一 王阳明《大学问》的心学思想

《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儒家的“四书”,是儒学的经典之作。其中,阳明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极大程度得益于《大学》,我们甚至可以说,王阳明的一生,其实一直都在研究《大学》。比如,王阳明很重视《大学》里参透出的“格物”思想,也许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王阳明在经过龙场悟道之后悟到了儒家里的“格物致知”,也是在那时,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开始与朱子学说产生了分歧。晚年以后的王阳明以“万物一体”的概念与“良知说”一起来诠释《大学》,于是就有了更加成熟的《大学问》。

就儒家经典而言,《大学》所说的修身与正心,正包含了身心问题。只是儒家所说的修身,并不意味着肉体意义上的身体锻炼,而主要是指道德修养,也正由此,所以修身所指向的不是延年祛病、长生不老,而是以“集义”这一道德修养的不断积累为其前提的。但儒家也承认,身是构成心灵意识的材质要素,由此,身心是一整体系统,这也是历代儒家所认同的。如北宋邵雍曾说“心为性之轮廓,身为心之区宇”,便是对身心关系问题所下的一个定义。

就阳明心学而言,心的存在显然具有首要的重要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阳明也能认同心是身之主宰这一儒家的传统见解。然而在阳明,尽管心是身体的主宰,没有心,则身体的运作如同禽兽一般,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而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但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身体作为心灵发用的承载体,那么,心的活动也就无法实现。故阳明强调了一个观点:“无身则无心,无心则无身”,辩证地指明身心乃是彼此相即、互不分离的整体关系。在阳明看来,身心整体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结构,具体而言,心灵是意义,而身体则是结构;心之本身是无形的,心的意义须由身的运用才能得以展现。故阳明又有“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传习录》)之说,强调心体与万物构成相即不离的一元关系,而身心关系亦当作如是观。

按朱子《大学或问》论“知止而后有定”句云:“盖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于至善,然非无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则不能有以得其所当止者而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鹄,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鹄之所在,则不能有以得其当中者而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格知至,而于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则吾所当止之地也。能知此止,则方寸之间,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依朱子意,须先知至善之所在,然后乃可得其所当止,而必须通过格物致知的工夫,才可知道事事物物之理,即至善之所在。阳明扭转朱子向外求理之论,其工夫便在心上去人欲之蔽,以恢复心体原来的客观普遍性。故“心外无理”实是“心体即天理”唯有心体能纯全,才能有正当的发用。心能纯乎天理,发用于事物上,便有事物之理,如忠孝信仁等。亦即要在事物上得理,仍须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

阳明说“心外无理”,并不是尽废了讲求,或否认外在物理之重要,更不是妄称理由心造,或在现实生活中否认有温清奉养之道。阳明之意,乃是指唯有具备纯乎天理的本心,自然会真诚地去求如何温与清的道理,而有纯亦不已的德行,这才是讲求事理的头脑处。故纯乎天理的良知本心是一切的根本,至于如何忠、孝,或如何温清奉养只是些外在的条件,而从未见仅具备这些外在的条件就能算是忠、孝、仁的,必然要有其诚心。如以演戏为例,扮戏子者即令把温清奉养的仪节表演得当,亦终是演戏而已,不是至善。当然,若只有欲忠、欲孝、欲信、欲仁之心,而无实际之行为,或在行为之中,不知忠、孝、信、仁之正确道理,则此心并不算圆满。吾人只要有此真诚心,必然会去求一恰当合理的表达方式。即使是圣人,亦不必求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亦只是求此心纯乎天理而已。

二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

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说,贯通他全部的思想。就如《论语·里仁》第十五所述:“吾学一以贯之”一般;又有华严宗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意思。固然,阳明较早即有在他给顾麟(东桥)书中所谓“拔本塞源”论内,发挥圣人与万物一体的思想。但是1527年,他在出征思、田以前所说的《大学问》一文,尤其表示人的身心与宇宙万物,既和又通的意旨。钱德洪记:“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录之。”

《大学问》首先阐述《大学》之旨。阳明提到,“大学”二字,朱熹曾解为“成人”之学,即是已非幼童所能了解的意思。阳明则以“大人”为圣人,即是认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者。但是,他指的,不是“国君”,而是“仁者”。他认为,大人若与万物一体,也是为了“仁心”。

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而必有不仁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

1 明明德

阳明以仁心为“明德”。就如良知一般,其本体不增不减。人若去私欲,“明德”即由隐入显,照明天地万物,使天地万物,也恢復其本体。他同时认为,“明明德”,也就是“致良知”。他是以孟子来解释《大学》。可能有人会问,仁者之“仁”,与墨家之“博爱”,有何区别?阳明早年讲学时,弟子已问过程颢之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之说,他当时也承认区别仁与爱的困难。他以树木为譬喻,说明“仁”的活力。

因为万物一体的核心,精神境界极高,豁然通达,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已经没有了区分,就如人身之“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不过人体中之耳目手足,各有其用,不可逾级相攻。

2 亲民

至于亲民说,是阳明较早有的主张。他反对朱熹将《大学》的“亲民”改为“新民”;一方面因为他反对私改经书,另方面也为了“亲”字与“新”字含意不同。徐爱就问过这事:

“在亲民”。朱子所说的是“新民”;并且后面也有“作新民”之文,好像也有了凭证。先生你认为从旧文里解释做“亲民”,亦有所据否?

阳明答说:

“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说“亲民”,便是兼教养义。说“新民”,便觉偏了。

王阳明把一整套封建的政治伦理原则,统统硬塞到整个宇宙中去了。这比起张载在《西铭》中,把整个宇宙比附为一个大家庭的说法,要更为具体得多。但是,在错误的前提下,愈是具体愈是荒谬。王阳明这样具体化的结果,使“万物一体”论的荒谬性,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试想把“明明德”、“亲民”这类原则硬套到山川、草木等自然物上去,除了蒙昧主义,难道还能有其他的解释吗?然而王阳明却振振有辞地解释,那些“大人”,是把天地万物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他也会认为天下每个中国人都是一家人,把全体中国人看成一个人,如果非要分个你我的区别,那就是小人了。“大人”能够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整体,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他们心中的仁德本来就是这样,这种仁德跟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了。通天地人之儒者,以其不忍人之心联属家、国、天下为一体。由“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进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内圣外王系基于淑世的高贵心愿,非出于图个己的荣显与私利。儒者的理想人格表现出积极入世的情怀,以《大学》八目的修养由内而外层层扩大。孔子谓:“吾道一以贯之”,曾子将它理解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谓“忠”,属于内圣之学;推己之谓“恕”,则为外王的实践。将己心之仁向外推扩以及于人,及于物,而达到“人我相通,物我相通”之境。因此“忠恕”合为孔门的一贯之道,正是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完成。一切道德之理具于吾心,与一切存在物与我为一体,本是一事之两面说。因本心所具的道德之理亦是使一切存在成为存在之理,故当人呈现其本心,生发出道德的行为时,固然直觉到一切道德之理即在吾心,皆备于我,同时亦会感到与万物为一体。一切存在物都在仁心之涵融下,呈现着无限的意义,而皆成为无限的存在。故仁心之呈现,既是道德的实践,亦是宇宙生化之创生活动。

三 王阳明《大学问》中“万物一体”的生态观

1 内在超越的一体之仁

吾人自觉的参赞天地之化育及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无私行为,乃是自我良知明觉的仁心感召。所谓“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是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依据,而人是天地之心,又是万物之灵。人之所以区别于万物,是因为人能“推”,但物不能“推”。“推”即“思”也,“思”者,即思考。中国的哲学家所讲的“推”或“思”,在于打通内外,会通天人,而不是单纯地将人与万物隔绝开来,最后再由主体为客体立法,这与西方哲学中“主客二分”式认知性逻辑推理有很大区别。“推”的目的在于“求通”,即思维应当超越感性经验的局限性,从而把握世界的生命整体性,体悟万物一体之仁。

2 明觉感通的一体之仁

大人之所以可以“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实是他们的仁德之心显现出来,没有半点计较得失的意思。仁德之心表现出来的时候,感通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比如见看到孺子入井时,当下与孺子合为一体;比如看到鸟兽觳觫、草木摧折,瓦石毁坏等,也都会与他们融为一体,别人的觳觫、摧折、毁坏,也就是自己的觳觫、摧折、毁坏。这种人与物之间的融合,刚好体现了仁德,而不是其他的意思。王阳明对“大人与物同体”(人心与物同体)的解释,是通过具体经验指点,而不是推论得出,表现出仁德的感通意义。所以你只在感应的基础上来看,非但禽兽草木,天地,连鬼神也与我们同体。换而言之,因“仁”之“感通”(感应)而有“一体”之感。所以王阳明的“一体之仁”的“仁”其实就是由真诚地同视万物一体的感应而启发得来的。

王阳明结合孔子的“仁心”与孟子不学不虑的“良知”,进而以“明德”、“灵明”释“仁心”,以“感应”、“感通”来描述“仁心”的特质,强调仁心并非出于刻意的经营,而是一种与万物共存的自然感应能力。在此诠释下,作为客体的万物固然依赖主体灵明而存在,但主体(灵明)的内涵也被客体(万物)所规定,因此,阳明才说“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牟宗三对“无体”二字作了解释:

本心具有种种实性,每一实性皆是其当体自己。但是你不要抽象地想那个心体自己,因此,阳明便说“心无体”。本心并没有一个隔离的自体摆在那里。此只是遮拨那抽象地悬空想一个心体自己,并不是没有本心自体也。阳明提“去人欲、存天理”为省察克治之实功,直至能心诚而无妄,行直而无曲,良知充分显露,心体纯一不二,如此便是知行贯通为一,便是复得知行本体,亦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中的知行合一,原本是容易的,只因为不能致良知,所以知善知恶的良知,被情识妄念所动而成为潜伏,不能具体落实于日常行为中,知行才分为二。但是就良知而言,知行是通而为一,基本上知行合一仍是落实于去人欲、存天理,使行为全是德行。故行并非只是已形诸于外的行为,凡善恶之几,起乎一念之微,此意念发动处良知自然知之,然顺此良知之真诚必有所好与有所恶,故意念一有萌动,便是行了,故知行本是一而非二的。

3 心外无物

儒家心学传统中所说的“心即理”,不单只局限于道德实践的侧面,还包含了由此道德实践所通向之存有论的领域。亦即此“心”不单是“道德主体”,同时可以通于“性”、“天”而为“宇宙生化的本体”;此理亦不单只是“道德法则”,同时可通于“性理”、“天理”而为宇宙万物的“存有之理”。阳明所说的良知,除了知是知非,是人的道德主體、道德实践的根据外,同时也是绝对普遍的宇宙生化的本体,是一切存在物的存在根据,这即是阳明所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咏良知诗〉)的意思。良知为宇宙生化之本体义,人当下若能从良知下手,复得他完完全全,便可体证到那生化宇宙的生生不已的真几。

知行二字,即是工夫,但有浅深难易之殊耳。圣人生知安行,所思所虑一出于自然,然其心仍不敢自是,能时时保任无失。圣人教人知行,正是要刻刻存养省察,安复那良知本体。惟良知只是一个,原是人心之所同然,然为私欲蒙蔽,则虽有而不露,或随时可有不自觉地透露一点端倪,却因私欲、气质及内外种种主观感性所阻隔,不能使良知为必然之呈显而又缩回去,要想自觉地使其必然有呈露,则必须通过逆觉体证而肯认之。故学者勉行用功,必须加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功,时刻照察自家心性,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此作圣之功也。必欲此心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非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际不能也。如今念念致良知,将私欲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到得所思所虑无非天理流行,亦便是何思何虑也,如此,便可臻于万物一体之境界矣。

从上面的推断看来,王阳明其实一直在坚持“万物一体”,绝非一般兴趣,更不是简单地对孟子、张载以及程颢等人的继承,而是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他的“万物一体”里, 我们看到的既是具体的“仁心”以及儒家政治伦理,同时也能看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生活的人们,充满了爱人之心的伦理情怀,没有了他人与自我区分,达到无间无外的至善的境界。

总而言之,王阳明的“万物一体”的人间秩序,也就是“中国一人”、“天下一家”的理想社会秩序,体现了他的儒家立场,更是发展与升华了儒家“大同”理论。

四 结语

道德心性之实践活动,即是天之创生活动;心也就是一创造实体——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时,人的本心善性完全呈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真可谓已臻至“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矣。阳明“万物一体”说,不是认知的世界,而是人通过长期修养,获得的一种超越个体限制,达到与天地万物圆融和谐的心灵境地。人得天地之心以为心,而有与万物为一体的真切感受。圣人的精神和天地之道相通,乃“溥博如天、深泉如渊”,故能“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圣人的生命通于宇宙万物,和天地的精神相密契。圣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系其良知明觉所自发之真诚无妄的道德实践,而得仁心圆满至善的体现。大仁与天地同德,大乐与天地同和,惟乐不假寻,体仁便是。仁者感通无碍,觉润无方,触处皆是,无时不宜,是为生机洋溢,快活畅发,天然乐趣之美也。

注:本文系浙江省哲社重点研究基地项目13JDZT02YB、浙江省教育厅项目Y201327550、浙江科技学院2013年教改项目——《浙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互动研究》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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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史少博、梁花:《王阳明圣人观的世俗化规定及其旨归探析》,《理论探讨》,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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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芳玲,浙江科技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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