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野圭吾笔下的女性角色通常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其作品围绕母性、亲情、爱情、复仇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女性人物，各有其悲惨遭遇，具备浓重的东野特色。本文从其女性角色异常凸显的作品《圣女的救济》出发，对东野作品中受到社会、家庭、命运压迫的柔弱女性，在这残酷世界里为了生存所发出的悲鸣、呐喊与反抗做出分析，试图探寻东野圭吾作品的女性叙事特性。

关键词：东野圭吾 女性叙事 解读 悲鸣 呐喊 反抗

东野圭吾是日本推理小说著名作家，自2009年始担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长，2014年担任日本通俗小说最高奖项直木奖的评委。中国引进东野圭吾作品后十分畅销，褚盟曾指出，“卖得最好的推理小说作家是东野圭吾，东野的版税甚至是其他推理作家的十倍以上”。因此，对东野圭吾作品的分析与解读很有必要。东野圭吾的作品风格多变、题材多样，全面、深入反映大众日常生活，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也具备浓重特色，性格刻画鲜明，女性的心理描写细微入胜，极具悲剧色彩。对此，东野圭吾曾表示：“比起直接的诡计或者讽刺来说，我会对由之而来的‘疼痛更加有意识。”本文选取东野圭吾女性角色异常凸显的作品《圣女的救济》，分析东野作品中受到社会、家庭、命运逼迫与伤害的女性角色在这残酷世界里为生存所发出的悲鸣、呐喊与反抗，探寻东野圭吾作品的女性叙事特性。

一 悲鸣

东野圭吾常赋予他笔下女性人物浓烈的悲剧色彩，《圣女的救济》中“白莲花”般的圣女真柴绫音，付出一片真心对待丈夫义孝，甚至牺牲了自己唯一的好友也在所不惜，却只被义孝当做生子工具。《圣女的救济》中真柴义孝之所以与绫音结婚，其好友评论说“唯一目的就是生孩子”，“压根就不想要什么太太。他想要的是个能替他生孩子的女人，而不是保姆或高档摆设”。这是因为真柴义孝在与绫音结婚前就告知了对方，一年内如果生不出孩子就离婚。结婚这事对真柴义孝而言只是要孩子的一种手段。结果他们结婚快一年了还是没怀孕，于是义孝准备与绫音分手，对此绫音只能发出自己的悲鸣：“上帝可真是够残酷的。”

結婚快一年时，丈夫认为凌音不太可能怀孕，便与绫音的爱徒兼助手私下交往。绫音发觉了丈夫的婚外情，但为了维系自己的婚姻，保护自己的幸福，不仅没有大闹，相反还装作毫不在乎地继续婚姻生活。对这样的绫音，就连负责该案件的女警内海对此都深为不解，认为如果换成自己的配偶搞婚外恋，肯定会不顾一切地大发雷霆。日本的社会是一个按照年龄、性别、家族关系、社会关系的不同组织起来的拥有上下之分的阶层制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纵使绫音贤惠温柔，只要丈夫在家总是默默地忙着手上的拼布，随时留意丈夫的需求，然而这样的妻子却没有与丈夫平等的地位。眼看一年之期将满，妻子却没有丝毫怀孕的迹象，便把主意打到妻子工作室的弟子兼合作伙伴身上，让妻子不仅失去美满婚姻，也失去了得意弟子。这和日本社会结构中始终保持着传统的父系家长制结构有关，妇女是丈夫的奴仆，是为了实现家的延续而生儿育女的工具，在社会中处于无权地位，被认为是“无行为能力的人”这一特征息息相关。丈夫真柴义孝对妻子在婚姻中的知情权丝毫不重视，并认为既然婚前已经向妻子说明自己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育子女，那么眼看期限将至，自己实施下一步计划便与妻子毫无干系，根本没有向妻子坦白、求得其原谅的必要。这样的男性主义思想何其自私，却又与男女的社会地位暗相吻合。

真柴绫音受到的伤害既来自家庭、婚姻，实际也来自社会的陋规恶习。真柴义孝所拥有的落后思想，如妻子只是怀孕工具，一旦约期已至便冷酷无情地终止婚姻，不正是社会上对女性只是生儿育女工具思想的具体体现吗？其中女性生儿育女的能力比纯洁的心灵、热烈的爱情、对丈夫在生活上的百般呵护更重要百倍等更凸显了女性生物功能与社会地位之间的矛盾。受到这样压迫与阻碍的女性角色由于其生物功能上的柔弱性，在体力、社会地位、婚姻、家庭上受到种种逼迫与伤害，如果缺少了主动性的理由或契机，她们大多只能对这样的现实做出悲剧性的控诉。

二 呐喊

东野圭吾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表示：“一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给读者更多的东西。”在东野圭吾的作品中，除案件外，人性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才是他真正想要诉说的内核，他认为这些是人类永远需要关注的命题。《圣女的救济》中绫音因天生缺陷无法怀孕，而义孝婚前的种种作为都表现出一旦发现女方不能替他生孩子，便会赶紧一刀两断的倾向。因此，绫音为了与深爱的义孝结婚，只能向对方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希望自己付出真心对待义孝，通过一年的婚姻生活能够改变义孝的决定。

义孝是通过前女友、绫音的好友润子认识绫音的，润子是绫音的前车之鉴，已经34岁的润子因一直没有怀孕的迹象而被义孝无情抛弃，润子无法接受这样的打击，服用砒霜自杀，在自杀前她对绫音发出警告：“迟早有一天，你也会遭遇和我同样的命运。”因为作为绫音的好友，她知道绫音有先天性无法怀孕的缺陷。润子同样是因真柴义孝所抱有的落后思想而死，虽然她是自杀，但又何尝不是被义孝的感情、思想所杀，又何尝不是死于这经济发达、思想却没有随之发展的、充满尖锐矛盾的社会。

结婚前绫音得知义孝的生育约定时明白了润子的警告，但她对义孝还抱有浓烈的爱情，近乎绝望地呐喊：“你对我的爱呢？它是否还在？”对此义孝也付出了自以为是的爱：当然还在，绫音这才下定决心和义孝结婚，但在与他结婚的同时，也做好一旦失败的准备，“作为妻子留在他的身边，但掌握着他命运的人却是我——她想把这样的婚姻生活攫获手中。这是一种观察的同时，考虑是否要对他加以惩罚的生活”。绫音、润子以及曾经被义孝伤害的不知名的女性经历反映了被日本社会的种种陋习、黑暗人性、世态炎凉所压迫的女性角色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囿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从生理和社会的角度出发，受伤害的往往是女性居多，这也反映了社会压迫的被动性。这些女性原本在生活中扮演的多是屈从的角色，当她们被逼迫到极致时所发出的控诉与呐喊充溢着东野圭吾笔下独特的人物个性，让这些女性角色重拾生活的勇气，重新点燃心中的梦想和希望，对她们的充分了解有利于深刻理解其作品的思想内涵。

三 反抗

在现代日本社会，女性地位较之以前的“男尊女卑”有了很大的进步。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盟军总部对当时的日本政府下达的各项民主化指令中第一条就是妇女解放”。在东野圭吾的侦探小说中，重要的女性角色一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现实社会存在着诸多对她们的不公之处，囿于女性本身的无攻击性特质，很少有女性主动反抗社会，只有受到的压迫危及自身的重大利益，例如婚姻、家庭、爱情甚至于生命时，她们才不会一味地忍气吞声，而是选择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日本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基础，注定了日本社会的婚姻与家庭关系极不平等，丈夫在家中地位超然，固执、专制，夫妻关系尊卑鲜明。

《圣女的救济》中真柴绫音深爱丈夫义孝，然而丈夫只把绫音当做生儿育女的工具，当一年约期将至，义孝认为绫音在剩余的时间内无法怀孕生子，便提出离婚。绫音万念俱灰，认为“自己的前方已经看不到光明”，于是绝望的绫音对这样的逼迫做出反抗：“你刚才那些话杀死了我的心，所以请你也去死吧。”负责真柴案件的刑警草薙非常同情绫音，对真柴义孝单纯把女性看作是生孩子的工具这一点，心底里感到愤怒不已，同时认为义孝的这种“观点之前一定令许多人受过伤害”，因此有“一两个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欲除之而后快的也不奇怪”。就连义孝的外遇对象宏美听到义孝表示和绫音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孩子，也忍不住认为他的观点太过冷酷无情，不管绫音将如何报复于他都情有可原。因此，义孝与绫音在婚姻和家庭关系上的地位完全不对等，结婚、离婚的决定都来自义孝，妻子绫音只能被动接受丈夫的决定。然而，这样的决定却给绫音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迫使她采取了对丈夫的反抗。

在日本社会中，体制不允许女性存在性的特区，她们的婚外性行为意味着反对制度。但男性的婚外性行为却被制度所允许。义孝在婚姻存续期间，甚至与绫音约好的一年之期还有三个月时就已经与绫音的弟子宏美珠胎暗结。绫音得知宏美已经怀孕后，深知丈夫结婚目的就是生子的她知道义孝肯定会离开自己，为了保护所谓的幸福婚姻与家庭，她选择了杀掉丈夫。由于绫音天生身体上的缺陷导致她无法怀孕生子，因此绫音早在结婚伊始便预料到结婚目的明确的义孝可能在一年约期满后与自己离婚，深爱丈夫的绫音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然而社会基础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家庭上的地位极不平等，因此受到这样习俗所压迫的女性只能举起她反抗的大刀。

从以上分析可知，《圣女的救济》中女性受到了来自家庭、婚姻、社会的种种迫害，然而其反抗都较为消极、负面。当《圣女的救济》中的女性角色在受到社会、男性加诸于身的迫害时，也有能力和智慧去计划并完成一桩精巧的谋杀。相较于松本清张笔下的女性常与迫害自己的阶层宣战、反抗整个黑暗社会的行为而言，东野圭吾更倾向于从男性作家心理出发来揣测、描写女性心理，在《圣女的救济》中润子选择自杀，绫音处心积虑设计精巧的陷阱谋杀丈夫，宏美虽然深受绫音的照顾却背叛恩师选择了义孝，其刻画的女性角色视野不能不说偏于狭窄，其所作所为也不够正面、大气。

四 结语

人性和社会性是文学探讨的永恒话题，东野圭吾笔下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女性经历描绘得详尽而生动，被赋予了浓重的悲剧色彩。这些女性表面柔弱，在这残酷世界里受尽来自社会、家庭的压迫和伤害，为了生存她们控诉这个黑暗的社会，发出自我向上的呐喊，或被动、或主动地做出反抗行为。东野圭吾在描写女性心理、刻画女性角色时更倾向于从男性作家心理出发，悲鸣与呐喊符合人物性格，充溢着东野圭吾作品所蕴含的独特个性，增长了女性角色在对抗社会黑暗面的勇气和希望。然而，对于女性受到迫害时施加于其他受害者的反抗则稍嫌偏颇，失于片面，在揭露社會黑暗面、人心、人性上也就不够深刻。

注：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4SB0601），以及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14SZYQN86）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丁晓洁：《东野圭吾的中国纠结》，《新周刊》，2011年第20期。

[2] 眠纱：《东野圭吾：比起“诡计”我更看重“疼痛”》，《精品购物指南》，2009年第11期。

[3] 东野圭吾，袁斌译：《圣女的救济》，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4] 筑岛谦三，汪平、黄博译：《“日本人论”中的日本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 井上清，周锡卿译：《日本妇女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6] 钱小饭、桃子：《东野圭吾 推理小说不该是“舒服”的》，《名牌》，2011年第10期。

[7]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8] 郑彭年：《日本崛起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张景一，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